长江中下游褶纹冠蚌10个群体COI基因序列变异分析

以线粒体CO I基因为分子标记,对长江中下游褶纹冠蚌(Cristaria plicata)10个群体共200个个体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获得了620 bp的同源序列,A+T的平均含量为60.1%,明显高于G+C含量(39.9%),有105个核苷酸变异位点,占全部碱基数的17%,转换和颠换之比达到8.7,检测到了58个单倍型(GenBank登录号:EU698893～EU698950),Hap-5是主体单倍型,占总个体数的41%.褶纹冠蚌鄱阳湖群体(PY)平均核苷酸差异数和核苷酸多样性指数均最高,分别为25.426和0.041 01,太湖群体(TH)和衢州群体(QZ)遗传多样性参数较低.基于群体间遗传距离构建的NJ系统树中,洪泽湖内的3个群体与巢湖群体首先聚为一支,然后与由钱塘江群体、太湖群体、衙州群体和洪湖群体聚成的分支聚在一起,而后与洞庭湖群体聚在一起,最外侧一支为鄱阳湖群体.分子方差分析(AMOVA)得出群体间的遗传分化指数(Fst)为0.208 1(P<0.001),说明我国褶纹冠蚌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的遗传分化.     

三角帆蚌五个野生群体线粒体DNA 16S rRNA遗传特性

对中国主要淡水湖泊(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及巢湖)三角帆蚌5个野生群体的线粒体DNA 16S rRNA基因片段进行了扩增和测序,得到473bp的碱基序列,没有发现插入/缺失突变的核苷酸位点。检测到了32个多态性核苷酸位点,共7种单倍型。鄱阳湖群体的222(C→G)和325(A→G)位点,太湖群体的233(A→G)位点,巢湖群体的40(A→G)、138(A→T)和294(C→T)位点,洪泽湖群体的241(A→C)位点的变异可以作为区分群体分子遗传标记位点。洞庭湖群体未发现特异位点。在5个群体间鄱阳湖群体多态性位点、核苷酸多态性、单倍型多态性和单倍型数量4个指标都最高,表明鄱阳湖群体具有最为丰富的遗传结构,遗传变异最大,可作为三角帆蚌选育的基础群体。     

人工养殖与选育对罗氏沼虾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为探讨人工养殖与选择育种对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实验测定了孟加拉野生群体、缅甸野生群体、浙江养殖群体、广西养殖群体及选育群体"南太湖2号"共111只罗氏沼虾核糖体转录间隔区2(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2,ITS2)基因序列,结果发现58个碱基变异位点,定义56个单倍型。在5个群体中,孟加拉野生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最高(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和核苷酸多态性指数Pi分别为7.186和0.0155),依次为缅甸野生群体、浙江养殖群体、广西养殖群体,选育群体"南太湖2号"遗传多样性最低(K和Pi分别为3.032和0.0065)。5个群体间配对Fst分析表明,养殖群体与野生群体遗传分化显著(P<0.01),选育群体"南太湖2号"不仅与野生群体遗传分化显著,同时还与广西养殖群体产生了显著的遗传分化(P<0.01)。系统树显示,孟加拉野生群体和缅甸野生群体聚为一支,浙江养殖群体、广西养殖群体和选育群体"南太湖2号"则聚为另一支。研究结果表明,人工养殖和选育降低了罗氏沼虾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并导致群体间发生了显著的遗传分化。     

我国沿海缢蛏群体遗传结构的mtDNA-COⅠ分析

采集了我国沿海共计9个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地理群体的197个样本,分别是北部组群的3个群体:辽宁省庄河群体(ZH),天津市汉沽群体(HG),山东省海阳群体(HY);中部组群的3个群体:江苏省盐城群体(YC),上海市崇明县东滩群体(DT)和堡镇群体(BZ);以及南部组群的3个群体:浙江省宁波群体(NB),浙江省台州群体(TZ)以及福建省宁德群体(ND)。利用线粒体COⅠ标记分析了9个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结果表明,在共计197个个体中检测到125个单倍型和96个变异位点,核苷酸多样性指数位于2.1764～7.4970之间,其中中部组群的群体遗传多样性指数最高。AMOVA分析结果显示,组间遗传变异量占总变异的80.27%,18.74%来自于群体内,只有0.99%来自于组内群体间。群体间遗传分化系数位于0.0219～0.8706之间,不同群体间具有一定的遗传分化,尤其是中部群体与其他群体间遗传分化值达到了0.8以上,为极高度分化。遗传距离和聚类结果显示,北部3群体和南部3群体首先聚在一起,之后与中部3群体聚类。     

怒江扎那纹胸鮡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

怒江水电开发将对扎那纹胸鮡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解扎那纹胸鮡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情况, 文章测定了采自怒江中下游怒江州地区的贡山、古登和泸水及保山市地区的道街、勐糯和木城6个扎那纹胸鮡群体共102个个体的线粒体Cyt b基因序列。结果显示, 在1 137 bp序列中共检测到87个变异位点, 定义了36个单元型。总样品的单元型多样性(h)和核苷酸多样性(π)分别为0.851±0.028和0.01356±0.0008。扎那纹胸鮡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 但怒江州种群遗传多样性显著高于保山市种群。群体间分化指数(FST)(0.475~0.846)明显高于群体内分化指数(0.002~0.108), 且各群体间分化指数和地理距离呈线性正相关。利用AMOVA(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 )对遗传分化进行分割, 群体间和群体内分别占53.65%和 46.35%, 群体间遗传分化指数(F_ST)为0.5365 (P<0.01), 扎那纹胸鮡在怒江州和保山种群分化显著。单元型分子系统树和简约网络图显示, 扎那纹胸鮡单元型聚为两个独立的支系: 怒江州支系和保山市支系。这些鱼类至少代表一个管理单位, 但也可能是一个进化显著单位。因此, 建议保护扎那纹胸鮡种群, 在水电工程建设时应充分考虑扎那纹胸鮡种群结构现状, 避免不同区域的种群之间发生基因交流。     

鄱阳湖及洞庭湖红鳍原鲌的群体分化研究

结合形态和线粒体Cyt b数据, 研究了鄱阳湖及洞庭湖定居性鱼类红鳍原鲌的6个地理群体(湖口群体、星子群体、都昌群体、鄱阳群体、余干群体和洞庭湖群体)共186尾样本的群体分化情况. 形态分析结果显示地理群体间形态差异较小. 遗传分析结果中, 群体间遗传分化指数(Fst) 为-0.00567-0.33429, 显示群体间存在较大遗传差异, 而单倍型分布和分子变异分析(AMOVA)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根据群体遗传距离构建的系统树, 6个群体分为两大支: 洞庭湖群体与其他群体距离最远, 单独聚为一支; 星子、都昌、鄱阳和余干4群体聚成另一支, 而湖口群体处于两支的过渡位置. 因此, 群体间已产生显著遗传分化, 且主要体现在洞庭湖和鄱阳湖各群体间.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及红鳍原鲌的生活习性认为, 鄱阳湖及洞庭湖红鳍原鲌群体间的遗传分化是红鳍原鲌定居性的生活习性导致不同地理群体间长期的群体隔离、缺乏基因交流的结果.       

基于mtDNA D-loop分析高原鳅群体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

本研究以高原鳅属6个群体共82尾个体的线粒体DNA D-loop高变区为标记,采用分子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其遗传多样性及系统发育关系.结果表明,在570 bp的mtDNA D-loop中共检测到149个多态位点,由此界定了 39个单倍型.在6个群体中,单倍型多样度(Hd)由高到低依次为细尾高原鳅(T.stenura)(0.899)＞东方高原鳅(T.orientalis)＞似鲶高原鳅(T.siluroides)＞达里湖高原鳅(T.dalaica)/黄河高原鳅(T.pap-penheimi)＞湘西盲高原鳅(T.xiangxiensis)(0.286);核苷酸多样度(Pi)由高到低依次为似鲶高原鳅(0.042 59)＞黄河高原鳅＞细尾高原鳅＞东方高原鳅＞达里湖高原鳅＞湘西盲高原鳅(0.000 5);细尾高原鳅与湘西盲高原鳅群体间遗传距离(0.186)最大,达里湖高原鳅与东方高原鳅群体间遗传距离(0.027)最小;细尾高原鳅与达里湖高原鳅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0.989)最大,似鲶高原鳅与东方高原鳅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0.222)最小.其中仅有一个单倍型(Hap29)为达里湖高原鳅与似鲶高原鳅群体所共有,其余均为特有单倍型.进化树显示6个高原鳅群体分为三大支,其中细尾高原鳅自成一支;湘西盲高原鳅与黄河高原鳅聚成一支;其余东方高原鳅、达里湖高原鳅和似鲶高原鳅聚成一支.Network与系统发育树结果基本一致.就单倍型丰富度和核苷酸多样性而言,似鲶高原鳅遗传多样性较高,湘西盲高原鳅遗传多样性较低.就系统发育而言,群体间的分化程度支持了其分类地位;似鲶高原鳅、东方高原鳅和达里湖高原鳅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近;不同的聚类推测高原鳅可能至少经历了 3次驯化事件.本研究结果为高原鳅鱼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评价提供遗传学理论依据.     

利用线粒体COI和微卫星标记分析文蛤7个地理群体的遗传变异

利用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亚基I(COI)和微卫星标记分析了文蛤7个地理群体(朝鲜新义州,辽宁丹东、蛤蜊岗和盘山,山东东营,江苏如东和启东)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分化。PCR扩增获得142条602 bp的COI核苷酸片段,比对到13个变异位点,包括11个转换和2个颠换,定义了22个单倍型,共享单倍型12个,新义州、丹东和启东群体分别拥有特有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最高的是如东群体(h=0.900),最低的是东营群体(h=0.600);核苷酸多样性最高的是丹东群体(π=0.00350),最低的是蛤蜊岗群体(π=0.00115)。基于COI数据的Fu's Fs中性检验和核苷酸不配对分析揭示文蛤种群历史上曾经历过群体扩张事件。分子变异分析(AMOVA)表明,群体内遗传变异占71.64%,群体间遗传变异占28.36%,群体间发生显著的遗传分化(P0.05)。7个微卫星标记扩增280个个体共获得54个等位基因,平均等位基因数为7.7个,平均观测杂合度和期望杂合度分别为0.3878和0.7996。江苏群体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但7个群体间遗传多样性不存在显著差异(Kruskal-Wallis检验,P0.05)。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结果显示49个群体-位点组合中有18个偏离平衡(P0.05),表现为杂合子缺失。单倍型邻接(NJ)树显示聚类未展示地域性特色,但某几个同一或者相近地理群体的单倍型具有聚类现象(如东和启东部分单倍型出现地理聚类)。依据群体间遗传距离以Kimura 2-parameter为模型建立UPGMA系统发育树,显示丹东群体和江苏的如东和启东群体聚为一支,暗示江苏苗种的异地养殖已经污染丹东文蛤的遗传背景。     

罗氏沼虾3个群体线粒体COⅠ基因的序列差异和遗传标记研究

利用PCR方法扩增获得罗氏沼虾(Macrobrachium rosenbergii)线粒体DNA的COⅠ基因,测定该基因片段序列.分析了罗氏沼虾缅甸原种F1代、江苏养殖群体和广西选育F2代3个群体共17只个体的序列核苷酸位点差异和遗传多态.结果表明,缅甸原种F1代遗传多样性最为丰富,江苏养殖群体和广西选育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贫乏.在长度为498 bp的基因片段中,共检测到10个多态性核苷酸位点(占2.01%),17只个体具有5种基因型,3群体各自的平均核苷酸位点差异分别为0.88%、0.07%和0.UPGMA分子系统聚类树显示,江苏养殖群体和广西选育群体的遗传关系最近,其单倍型混杂聚成一支,而缅甸原种F1群体相对独立为另外一支.COⅠ基因可以作为区分两分支群体的遗传标记.     

福寿螺3个地理群体遗传多样性的AFLP分析

应用AFLP分子标记技术对我国江苏苏州、福建漳州和广东珠海3个地理群体福寿螺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8对选择性引物在3个群体的90个个体中,共扩增出382个位点,多态位点369个.江苏、福建和广东3个福寿螺群体的多态位点比率和Shannon's指数分别为84.82%、85.08%、79.06%,0.4259、0.4308、0.4079;表明3个群体遗传多样性在同一水平上.不同地理来源的福寿螺个体归群分析聚成3类,与地理分布一致,表明3个地理群体间已出现遗传分化,广东群体和福建群体首先聚在一起,再与江苏群体聚类.Shannon's指数和AMOVA分析估算均显示福寿螺的遗传变异主要来自于群体内个体间.综上所述,3个福寿螺群体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而且已形成相对独立的遗传结构;并找到了3个群体间遗传特异性AFLP标记,可用于群体间分子鉴定和辅助分类.     

三个牡蛎群体遗传多样性的AFLP分析

采用AFLP技术对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vularis)和褶牡蛎(Crassostrea plicatula)3个牡蛎群体共60个个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14对引物共扩增得到662个位点,其中多态性位点619个,多态性位点比例为93.50%。太平洋牡蛎、近江牡蛎和褶牡蛎多态位点比例依次为73.26%、70.54%和75.08%,Nei氏基因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256 9±0.197 7、0.226 1±0.195 2和0.268 3±0.194 1,Shannon信息指数分别为0.382 3±0.276 2、0.341 4±0.274 1和0.398 8±0.270 9。上述结果表明,3个牡蛎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褶牡蛎最丰富,太平洋牡蛎次之,近江牡蛎最小。基因分化系数Gst和基因流系数Nm表明这3个牡蛎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基因交流。UPGMA聚类分析表明,太平洋牡蛎和近江牡蛎先聚为一支,而后与褶牡蛎聚在一起。     

草鱼野生群体遗传变异的微卫星分析

利用12个微卫星标记, 对来自长江水系(邗江、吴江、九江、石首、木洞和万州)、珠江水系(肇庆)和黑龙江水系(嫩江)的8个草鱼野生地理群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及遗传结构等分析。遗传多样性分析显示, 12个微卫星位点均为高度多态位点(PIC=0.755~0.930), 8个草鱼野生群体显示出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Ho=0.839~0.893), 其中长江水系的6个群体和肇庆群体的多样性水平高于嫩江群体。瓶颈效应分析显示, 嫩江、肇庆群体及2个长江上游群体(木洞、万州)近期出现了瓶颈效应, 群体数量发生下降。群体间遗传分化指数F^ST及AMOVA分析显示, 群体间出现极显著遗传分化(P<0.01), 整体分化水平较低(F^ST<0.05)。遗传距离分析结果显示, 长江水系的6个群体与肇庆群体遗传距离较近, 与嫩江群体较远; 基于此的UPGMA聚类树显示, 长江水系下游、中游和上游的群体依次聚类, 然后与肇庆群体聚类, 最后与嫩江群体聚类, 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遗传结构分析显示, 所有样本被划分为5个理论群, 肇庆和嫩江群体中个体的遗传结构相对独立, 而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群体中个体的遗传结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杂。综上所述, 中国草鱼野生资源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 地理群体间存在遗传分化, 具有进一步遗传改良的潜力; 但部分群体出现的瓶颈效应也需要引起重视。     

长江中下游黄鳝遗传多样性的微卫星分析

为了解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野生黄鳝(Monopterus albus)的种质资源现状,利用黄鳝微卫星分子标记分析我国长江中下游4个黄鳝野生群体(湖北群体、安徽群体、江苏群体和浙江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通过磁珠富集法获得50个黄鳝徽卫星序列,设计并合成了30对微卫星引物,经筛选得到8对多态性稳定的引物,均为高度多态位点.每对引物扩增得到等位基因数12 -26,平均等位基因数17.4个群体的平均多态信息含量分别为0.804、0.864、0.824和0.736,平均等位基因数分别为9.13、11.00、9.00和7.25,平均期望杂合度分别为0.865、0.918、0.882和0.813,表明4个黄鳝群体遗传多样性丰富,其中安徽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最高,浙江群体相对较低.4个群体间遗传分化指数(FsT)为0.031 2-0.096 5,6.28％的遗传变异存在于群体间,表明4个群体间存在一定的遗传分化.聚类分析显示,浙江群体与安徽群体先聚在一起,再与江苏群体聚为一支,湖北群体单独聚为一支.     

陕西省林麝mtDNA D-loop区序列结构和种群遗传多样性

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曾广泛分布于中国,由于盗猎和栖息地缩小,秦岭地区野生种群数量迅速下降,圈养繁殖种群已成立了几十年,但大多数圈养种群的遗传背景不清,种群规模增长非常缓慢。为了给这一物种的保护和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调查了陕西省林麝1个圈养种群3个野生种群线粒体DNA(mt DNA)D-Loop 632 bp片段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在69个个体中其碱基组成为A+T的平均含量63.2%高于G+C含量36.8%,共检测到变异位点171个(约占总位点数的27.05%)。核苷酸多样性(Pi)为0.04424,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为19.908。69个个体分属32个单倍型,单倍型间的平均遗传距离(P)为0.070。32个单倍型构建的NJ系统树聚为3个分支,4个林麝群体中的单倍型是随机分布的。4个群体的平均遗传距离为0.043(标准误SE为0.005),凤县养殖场群体与留坝和陇县群体的亲缘关系较远。单倍型间的平均遗传距离为0.043,可见其遗传分化尚未达到种群分化的水平。结果表明,陕西省林麝群体mt DNA D-loop区序列存在着较丰富的变异和遗传多样性,凤县野生群体和凤县养殖场群体的核苷酸多样性和单倍型多样较高,养殖场种群没有出现近亲繁殖及遗传多样性下降的情况。凤县野生群体和凤县养殖场群体两者遗传分化较小,存在着较高的基因流水平。     

草鱼野生与选育群体线粒体DNA控制区D-loop遗传变异分析

为探究经过2个选育世代后选育群体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的变化, 研究对4个野生群体(邗江、九江、石首和吴江)和2个选育世代(F1和F2)进行了线粒体DNA控制区(D-loop)序列的遗传变异分析。实验结果表明, 4个野生群体在单倍型数目(H)、单倍型多样性(H_d)、核苷酸多样性(π)、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水平上均高于2个选育世代, 在2个选育世代内表现为F1代群体的核苷酸多样性(π)和平均核苷酸差异数(K)大于F2代群体, 但单倍型多样性(H_d)小于F2代群体; 单倍型分析结果表明, 6个群体间无共享单倍型, 4个野生群体间共发现2种共享单倍型(Hap1和Hap3), 石首群体和2个选育世代共享1种单倍型(Hap15); 遗传分化指数(F_st)分析结果表明, 邗江、九江、吴江3个野生群体和2个选育世代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分化(F_st范围为0.41475—0.55128), 石首群体与F1代群体之间存在较小的遗传分化, 与F2代群体之间存在中等水平的遗传分化, 同时F1代群体与F2代群体之间存在较小的遗传分化; 基于6个群体276个个体构建的邻接(Neighbor-Joining, NJ)进化树和基于27种单倍型构建的单倍型网络图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即邗江、九江、吴江3个野生群体和2个选育世代间的亲缘关系较远, 石首群体和2个选育世代两两之间的亲缘关系较近。以上结果表明, 经过2个世代的选择育种, 选育群体的遗传结构已发生了变化, 并且随着选育的进行, 选育世代的遗传多样性下降的较为明显, 这警示着我们在今后的育种工作中应适当改变现有的选育方案, 并实时监测选育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以便为今后进一步的选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褶纹冠蚌()和三角帆蚌(■)人工杂交试验

1.要求通过杂交种能培育大型珍珠。目前较好的育珠河蚌是三角帆蚌(Hyriopsis cumingii)和褶纹冠蚌(Cristaria plicata),但它们的育珠性状还不理想。三角帆蚌所产珍珠,质量虽佳,但插核植片部位的壳间距离小,不能育成大珠;褶纹冠蚌体型大,插核植片部位的壳间距离也大,外套膜厚实,能插大核植大片育成大型     

盔型溞(Daphnia galeata)四个地理种群遗传多样性及分化的RADP 分析

利用RAPD 技术对采自云南和广东省的盔形溞的四个不同地理种群(拉市海、程海、洱海和流溪河水库)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从20 条寡聚核苷酸中筛选出了12 条扩增产物稳定的随机引物。在4 个群体180 个个体中共检测到72 个可重复位点, 其中多态位点65 个, 多态率超过90%。四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指数(Shannon 指数)介于0.405-0.440 之间, 其中以流溪河水库群体遗传多样性最高, 拉市海群体遗传多样性最低。四个不同地理的盔形溞种群间的遗传分化系数Gst 为0.23。分子方差分析(AMOVA)表明, 四个地理种群内的分子变异为71%, 种群之间为29%, 说明4个地理种群之间的遗传分化水平较高; 云南三个种群内变异为70%, 种群之间的变异为30%, 说明距离较近云南省内的3 个湖泊种群内存在较大的遗传变异, 以上分子方差分析中P 值为0.001, 表明差异极显著(P<0.01)。Jaccard 距离和Nei’s 无偏遗传距离分析显示, 地理距离最近的程海种群(CH)与拉市海种群(LS)并未首先聚在一起, 而是与洱海种群(EH)聚在一起, 之后与地理距离最远的流溪河种群(LX)相聚; 种群分化与距离之间的弱相关性支持资源垄断假说。     

基于线粒体Cytb基因分析高原鳅种群遗传多样性与系统发育关系

以高原鳅(Triplophysa)属鱼类8个种群共75个个体的线粒体Cytb基因为标记,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高原鳅属种群遗传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关系.结果表明,全长1 140bp的Cytb基因序列中共检测到527个多态位点,界定了61个单倍型,A+T含量(55.9％)高于G+C含量(44.2％).8个种群单倍型多样度(Hd)范围在0.667～1.000之间,核苷酸多样度(Pi)在0.001～0.089之间,其中似鲶高原鳅(T.siluroides)遗传多样性水平最高(Hd=1.000,Pi=0.089),壮体高原鳅(T.robusta)遗传多样性水平最低(Hd=0.667,Pi=0.001);叶尔羌高原鳅(T.yarkandensis)与黄河高原鳅(T.pappenheimi)间的遗传距离最远(D=0.243),达里湖高原鳅(T.dalaica)与壮体高原鳅间的遗传距离最近(D)=0.086);遗传分化系数表明:8个高原鳅种间存在着高度遗传分化(Fst＞0.25),并且种群之间基因流较弱(Nm＜1);分子系统发育进化树显示,细尾高原鳅与西藏高原鳅聚为一支,黄河高原鳅、似鲶高原鳅、壮体高原鳅、达里湖高原鳅四大种群聚为一支,贝氏高原鳅与叶尔羌高原鳅聚为一支.本研究为进一步对高原鳅属鱼类系统分类研究提供资料,以及对高原鳅保护措施提供了遗传学依据.     

基于ISSR和RAPD标记的4个夏蜡梅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利用ISSR和RAPD技术对4个夏蜡梅种群25个单株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从60条简单重复序列引物中筛选出了10条引物在25个个体中共检测到62个可重复的位点,其中多态位点为41个,总的多态位点百分率为65.60%;从60条寡居核苷酸引物中筛选出了10条引物共扩增出52个位点,其中多态性位点31个,多态性位点的百分率为57.50%。Shannon指数估算的夏蜡梅群体总遗传多样性为0.3737,各群体平均遗传多样性为0.1645。Nei’s指数估算的夏蜡梅群体总遗传多样性为0.2528,各群体平均遗传多样性为01117;物种水平的有效等位基因数为1.4473,平均值为1.1972。4个自然群体的基因分化系数Gst=05297,即总的变异中有52.97%的变异存在于群体间,而群体内的遗传变异占总变异的47.03%,群体间遗传距离平均值0.2187。也表明了夏蜡梅4个群体间出现了遗传分化。夏蜡梅群体间的基因流较低,Nm=04450。聚类分析将4个种群聚为2支,且聚类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作为狭域分布种,夏蜡梅各群体间存在遗传分化和多样性程度不高,对夏蜡梅种群多样性的就地和迁地保护势在必行。     

五个罗氏沼虾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微卫星分析

利用16对微卫星标记对来自泰国(CP)、缅甸(MN)、孟加拉(BD)和中国(MP和DP)的共5个罗氏沼虾群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 16个微卫星位点均具有较高的多态性, 平均等位基因数(N_a)、期望杂合度(H_e)、Shannon信息指数(I)和多态信息含量(PIC)分别为17.563、0.8316、2.1662和0.7328。5个群体的期望杂合度(H_e)介于0.7025—0.8594, 多态信息含量(PIC)介于0.6538—0.8048, 表明所有群体均具有高度遗传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水平CP>MP>BD>MN>DP。遗传分化指数(F_st)值介于0.03430—0.17333, 表明所有群体间均有不同程度的遗传分化。16个微卫星位点的F_st值均大于0.05, 均值为0.0977, 与群体间有遗传分化相符。AMOVA分析显示群体间变异占总变异的6.22%, 群体内个体间的变异占总变异的40.72%, 个体内部的遗传变异占总变异的53.07%。基于Nei氏遗传距离构建的UPGMA系统进化树显示, MN群体首先与MP群体聚为一类, 再与DP群体聚为一类, 之后再与BD群体聚为一类, 最后与CP群体聚为一类, 表明中国群体与泰国群体亲缘关系较远。遗传结构分析显示, 参试样本被划分为5个理论群体, 除MP群体中个体遗传结构混杂外, 其余群体中个体遗传结构相对独立。研究为罗氏沼虾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优良品种的选育提供了参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