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沙地蒙古族户级水平庭园植物多样性分析——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的研究为例

为了表明农户庭园在户级水平上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采用随机抽样和农户推荐选择20个农户,同时在邻近地区的汉族地区选择10个农户作为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家庭庭园采用典型取样法设立30个样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巴首嘎查庭园植物有100种、哈日乌苏种畜场共有84种、公济号村有87种,包括栽培及野生蔬菜、水果、观赏、药用、饲用等植物。三个村庄庭园植物物种丰富度分析比较发现巴首嘎查的物种丰富度相对最高,而哈日乌苏种畜场的相对最低,反映巴首村对庭园物种多样性保护的贡献相对最大。这些差异是由于自然条件、庭园面积、庭园历史、庭园管理条件及庭园管理者、当地农牧民对庭园植物的传统知识和文化的认识的差异所造成。文末还对调查的三个村庄的庭园植物进行了初步编目。     

科尔沁沙地蒙古族和汉族庭园植物群落垂直结构与种类组成比较?--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为例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居住地区采用随机抽样和农户推荐选择30个农户,同时在邻近地区的汉族选择了10个农户作为对比分析。庭园样方取样为整个庭园面积,设立40个样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庭园和邻近地区汉族庭园植物垂直结构主要有0~1m、1~2m、2~5m、5~10m、>10m等五类,其中不论是小规模庭园还是大规模庭园,5m以下的阶层占优势;两个民族庭园植物种植模式研究结果阐明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与邻近汉族相比,目前很少栽培观赏植物,仍停留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蔬菜植物栽培的水平上,而邻近的汉族已开始注重栽培美化环境的庭园植物。此外,本研究运用MVSP统计软件分析庭园类型表明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庭园主要有4种类型,邻近的汉族庭园有3种类型,并且当地蒙古族与邻近的汉族庭园有所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两个民族间农耕文化传统以及畜牧业植物文化差异、庭园面积、庭园历史及庭园管理水平、传统植物利用知识的差异所造成。     

科尔沁沙地蒙古族和汉族庭园植物群落垂直结构与种类组成比较——以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为例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居住地区采用随机抽样和农户推荐选择30个农户,同时在邻近地区的汉族选择了10个农户作为对比分析。庭园样方取样为整个庭园面积,设立40个样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庭园和邻近地区汉族庭园植物垂直结构主要有0~1 m、1~2 m、2~5 m、5~10 m、10 m等五类,其中不论是小规模庭园还是大规模庭园,5 m以下的阶层占优势;两个民族庭园植物种植模式研究结果阐明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与邻近汉族相比,目前很少栽培观赏植物,仍停留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蔬菜植物栽培的水平上,而邻近的汉族已开始注重栽培美化环境的庭园植物。此外,本研究运用MVSP统计软件分析庭园类型表明科尔沁左翼后旗蒙古族庭园主要有4种类型,邻近的汉族庭园有3种类型,并且当地蒙古族与邻近的汉族庭园有所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两个民族间农耕文化传统以及畜牧业植物文化差异、庭园面积、庭园历史及庭园管理水平、传统植物利用知识的差异所造成。     

承载力评估在区域人口配置中的应用：以常州为例

从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空间差异性出发,集成GIS空间评价技术和系统动力学（SD）模型,确定城市区域适度总人口规模和各分区人口数量,提出人口分区定量配置新思路和技术集成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300万人口城市--常州.结果表明： 通过构建常州市区人口、经济、土地与环境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多情景模拟分析,在同时满足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需求下,常州市区远景（2050年）总人口约400万;基于城市承载力空间差异评价进行常州市区总人口的空间配置,将形成240万人的主城及5个15～40万人新城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可为国土开发管理中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承载力评估在区域人口配置中的应用:以常州为例

从城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空间差异性出发,集成GIS空间评价技术和系统动力学(SD)模型,确定城市区域适度总人口规模和各分区人口数量,提出人口分区定量配置新思路和技术集成方法,并将该方法应用于300万人口城市——常州.结果表明:通过构建常州市区人口、经济、土地与环境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多情景模拟分析,在同时满足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需求下,常州市区远景(2050年)总人口约400万;基于城市承载力空间差异评价进行常州市区总人口的空间配置,将形成240万人的主城及5个15 ～ 40万人新城的空间格局,研究结果可为国土开发管理中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扩展的土地承载力指数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是土地承载力评价的重要方法。通过将Niccolucci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中足迹深度的取值范围从大于等于1扩展到大于等于0,将生态盈余状态的分析纳入一个统一的三维模型框架,实现了自然资源消费对资源流量和资源存量占用程度在核算上的统一。以温州市为例,运用扩展后的三维模型计算了2000—2012年间温州市的生态足迹、足迹深度、生态赤字(盈余)。在此基础上,引入粮食压力指数、水资源压力指数、碳汇压力指数、建设压力指数和土地综合负担指数等土地承载力评价指数,判断当前市域土地是否处于超载状态,以及超载程度。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2年间,温州市人均生态足迹从整体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人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基本保持不变,生态赤字严重且逐年上升,温州市土地承担着巨大压力;2000—2012年间温州市足迹深度在4—6之间,自然资源流量远远不能满足自然资源需求,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存量来支撑当前的发展和消费;温州市粮食压力指数、水资源压力指数、碳汇压力指数、土地综合压力指数均大于1,耕地、水域、林地均处于超载状态,且自2000年以来,温州市土地所承载的自然资源消费压力是其承载能力的4倍以上。     

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承载力模拟仿真研究

游憩承载力评估与预测是国家公园游憩规划与动态管理的重要工具。采用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软件Vensim＿PLE,构建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包括资源空间、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社会心理4个子系统。以2015—2035年为系统仿真区间,模拟了原始情景、社会驱动模式、生态保护优先模式、协调发展模式4种情景下各子系统的发展演化趋势,为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原始情景模式下,三江源国家公园游憩承载力呈先增后降的趋势,在2031年面临游憩承载力超载风险,在加大游憩设施投入的社会驱动模式下,游憩承载力将有所提升,但2031年后提升效果微弱。(2)生态保护优先模式通过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适度控制游客规模,游憩承载力有所提升,并将游憩承载力超载风险由2031年延迟至2033年。(3)协调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和资源空间承载力缓慢上升,在4种模式中均为最高值,游憩承载力也达到最大值,游憩承载力超载的风险由2031年延长至2035年以后。对国家公园游憩承载力的模拟预测,可为合理及时调控提供科学参考,有利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游憩质量提升。     

城市承载力空间差异分析方法 --以常州市为例

城市承载力是指一定范围内,特定目标、特定时期城市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人口及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基于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对人类活动的支撑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和调控力三方面提出城市承载力概念模型及综合承载指数计算方法,从城市管理的空间特性出发,提出基于微观空间层面的承载力空间差异性分析方法,构建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常州市区为例对所提出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城市综合承载指数评价城市承载力,能够较为直观地显示和分析承载力空间差异,符合实际情况;(2)所划分的高、中、低承载区的空间分布与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形态基本吻合,且在城市未来发展方向上对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具有指导性;(3)通过空间定量评价确定的承载力提升热点地区能够将提升要素空间化,定向、定位指导城市建设。但在提升要素筛选中受指标实际可获取性影响,存在一定的偏差,有待进一步完善。     

典型资源型城市生态承载力评价——以唐山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生态承载力评价研究的开展对促进资源型城市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以唐山市作为案例城市,基于资源型城市独特的生态系统特点,从生态弹性力、承载媒体的支撑力、承载对象的压力三方面提出对生态承载力进行量化的研究方法,构建了较完整的生态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对唐山市生态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探讨了2001—2010年10年间唐山市生态承载力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唐山市在研究时段内,生态弹性力指数波动强烈,表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较差;承载媒体的支撑力指数逐渐增大,指数由0.111上升至0.898,显示系统的承载指数越来越高;承载对象的压力变化较为复杂,呈现先降后升,近几年又略有下降的趋势;系统的生态承载力整体上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综合指数由0.345上升至0.720,说明唐山市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不断提高,但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仍是制约生态承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研究成果客观地反映了唐山市生态承载力状况,对于唐山市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合理的对策和建议,可为其他地区生态承载力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测度人类活动是否处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范围之内是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核心内容,是区域国土开发科学决策规划的需要,但是生态环境可承载能力的阈值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施加压力的大小均是难以定量计算的,为了解决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面临的这一难题,本文研究提出了一种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新方法,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动态评价法"。该方法依据生态平衡理论和生态稳定性原理,将承载力评价转化为运行状态评价,以"生态环境系统是否处于良性运行状态"作为生态环境是否处于可承载状态的评价标准;首先应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模型计算出评价区多年的EI值,然后再依据EI的动态变化趋势对"生态环境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评定,以达到对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之目的,以河南省为例,介绍了评价的方法与过程。结果表明:(1)生态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不是承载力评价,但是可通过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回归分析以达到承载力评价之目的;(2)该方法紧扣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内涵,避开了生态环境系统承载力阈值测算的难点,方法简明易行,结果意义明确、实用性强,为承载力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3)生态环境系统质量现状不能反映其承载状态,信阳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在河南是最好的,目前却处于超载、退化状态,而濮阳和安阳市的情况则与信阳市正好相反,应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     

南疆生态脆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影响评价--以新疆阿克苏市为例

在城市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研究LUCC对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影响过程,对了解区域生态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南疆生态脆弱区———阿克苏市1995、2000和2003年的TM遥感影像,采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格局指数对城乡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参照Costanza等对全球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价值测算结果的比例关系,分析了阿克苏市城乡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价值,定量综合评价了阿克苏市城乡区域LUCC的生态影响。结果表明,阿克苏市域景观总体构成表现为景观破碎度较高,斑块数目较多;农业用地中有近半数不稳定,水土条件差致使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相互转换。研究时段内市域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较好的生态影响,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持续提高,并表现出了较大空间差异。     

科尔沁沙地农田-沙丘交错区白草无性系的生态适应性分析

对生长在不同沙地生境下的白草无性系进行了个体生长与形态以及种群生物量等指标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生长在不同生境下的白草无性系表现出显著的形态可塑性和不同的生物量分配模式,生长在农田-沙丘过滤带上的白草无性系与生长在半固定沙丘上的白草无性系相比,具有更大的生物量,更快的叶片延伸速率,根茎总长度和节间长度更长,不定芽更多,地下生物量所占比例更大且分布更深;这些特征的出现与农田-沙丘过渡带上土壤表层比较疏松而下层水分状况相对优越有着密切关系,因而生长在农田-沙丘过渡带上的白草无性系能更快地拓展其生存空间,在固沙和沙生植被演替中起重要作用。     

环渤海沿海地区土地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

沿海地区是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近年来沿海地区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研究沿海地区土地承载力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以往评价中的不足,采用韦伯-费希纳定律确定指标评价标准;利用D-S证据理论进行主客观综合权重的计算,运用可变模糊集理论及模型对土地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以环渤海沿海地区进行实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环渤海地区土地承载力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差异显著,天津、唐山、大连、盘锦、青岛、烟台、东营、威海土地承载力相对较高,锦州、营口、秦皇岛、滨州、潍坊、日照属于中等水平,沧州、丹东、葫芦岛四市土地承载力相对较低。可变模糊评价模型应用于土地承载力评价,计算简便,可操作性强,评价结果可信度高。     

Dynamic Modeling of a Man–Land System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A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is the essence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article VENSIM PLE is used to set up a system dynamics (SD) model of the regional man–land system of Xiangfan, Hubei Province, China. The model is used to simulate dynamic behaviors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 in order to explore dynamic response among subsystems in man–land systems, and to research mechanisms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odel is also used to forecast impacts from the south-to-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in China on the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economy within a time span of 50 years. The model is further used to verify the effects of suggested regulatory polici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counterintuitive outcomes.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on Xiangfan caused by the water transfer project would be on economic growth, not on environment quality. However, if a series of regulatory policies were carried out in advance of the water project's construction, the trends of concern could be effectively eased. SD provides tools for precisely understanding complex man–land systems, which always seem counterintuitiv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limitation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model that must be overcom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next logical step in deriving better dynamic models of man–land systems is to integrate SD with other advanced algorithms or technologies.     

Land use change in farming-pastoral ecotone and its effects on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A case study in West Jilin,China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 in West Jilin on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SV) in a long time scales (1976–2013) based on Pay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land use change in study area was area reduction in grassland and marsh, and area increase in arable land and alkali-land. However, land use change in Period 1 (1976–2000) got a faster rate than in Period 2 (2000–2013). The ESV in West Jilin mostly contributed by marsh, farmland, water, and grassland. The total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creased from 21.65 billion yuan to 64.28 billion yuan during 1976–2013. Based on the Pay Index in 2013, ESV had an average annual reduction of 170.4 million yuan in Period 1, mainly caused by the conversion of marsh and woodland to other land use types. ESV in West Jilin lost about 115.02 million yuan per year in Period 2;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was that marsh converted to other types of land us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logical service type, value of supporting service, regulating service, and cultural service was sustained or reduced both in Period 1 and in Period 2. However, the change of provisioning service value showed a slight upward trend during 1976–2013. Overall, land use change in West Jilin in recent 37 years lead to a continuous reduction in regional ESV, especially in Period 1.     

市县土地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测度指标体系及核算模型解析

土地同时具有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相应地具有生态-生产-生活综合承载力,土地生态承载力、生产承载力和生活承载力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土地生态-生产-生活系统承载力是指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供容能力、经济活动能力和满足一定生活水平人口数量的社会发展能力的有机综合体,由处于支持层的生态承载力和处于表现层的生产承载力和生活承载力三部分组成,简称土地"三生"承载力。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为目标,分析了土地生态-生产-生活综合承载力的基本构成及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县级尺度作为测度对象,通过多方案比选,构建了由1个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21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土地生态-生产-生活综合承载力测度指标体系,给出了不同层级具体指标的量化辨识方法;进一步优选出土地生态-生产-生活综合承载力核算的SD情景模型。该研究从理论上旨在为推进国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集约高效利用提供科学判据,为开展全国市县尺度的土地综合承载力监测预警提供定量的科学依据。     

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子

在构建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科学测量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并结合时间序列Tobit模型分析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2000—2012年,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都处于可载状态,且在上升阶段.社会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较大.京津冀三省(市)的承载度都呈现“U”型曲线形式,资源环境承载度都较低,资源环境承载潜力较大.常住人口数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是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共同影响因素,人口问题很可能成为限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对资源环境造成威胁.三地应该在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结构方面互为补充,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参考等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