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菌群影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机制及应对策略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最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目前其发病机制未被完全阐明,尚无有效治疗药物。肠道菌群与人体共生,作为人体的“第二基因组”,其在消化、吸收及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新近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已成为影响NAFLD发生、进展的重要因素,肠道菌群失调和肠肝轴紊乱与非酒精性单纯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NAFL)发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肝纤维化和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密切相关。因此,肠道微生态干预有望成为预防或治疗NAFLD的新手段。本综述主要探讨肠道菌群异常对NAFLD/NASH发病过程、机制的影响及干预措施。     

胆汁酸和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影响

近年来,大量研究发现胆汁酸与肠道菌群相互作用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胆汁酸主要在肝脏中合成,分泌进入肠道后不仅可以促进脂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还具有重要的生理信号和代谢调节作用,其能通过参与能量代谢和炎症反应影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进程。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如胆汁酸、短链脂肪酸、内生性乙醇和三甲胺等)对宿主的代谢表型、免疫稳态、炎症反应和病程进展等都有重要调节作用。本文主要综述了胆汁酸的合成、转运代谢与肠道菌群结构变化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对话交流机制,揭示了肠道菌群结构紊乱和胆汁酸代谢异常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推动作用,以期为临床上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提供全新的策略和方法。     

益生菌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小鼠肠道菌群及 STING信号通路的影响

探讨益生菌对高脂饮食（HFD）诱导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小鼠肠道菌群及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信号通路的影响。

将SPF级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 = 20）、实验组（n = 20）及治疗组（n = 20）,对照组小鼠给予普通饲料,实验组和治疗组小鼠给予高脂饲料。喂养12周后,治疗组小鼠给予益生菌治疗,于治疗后第1、2和4周对3组小鼠进行各指标检测。采集小鼠粪便标本检测其肠道菌群数量;应用双能X线吸收法检测小鼠全身脂肪含量;使用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法检测肝功能指标和炎症因子水平;采用RT-qPCR及Western Blot检测STING及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巨噬细胞标志物F4/80的表达。

与实验组相比,治疗组小鼠肠道菌群得到改善,双歧杆菌和乳杆菌数量升高,肠杆菌、肠球菌及白假丝酵母数量降低（均P＜0.01）;治疗组小鼠脂肪含量降低（P＜0.01）,肝功能指标谷草转氨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三酰甘油及STING表达量显著降低（均P＜0.05）,F4/80⁺在肝脏组织中的比例明显降低（P＜0.01）。此外,与实验组相比,治疗组小鼠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1β、白介素6、干扰素β表达水平及磷酸化NF-κB p65水平显著降低,JNK-p46水平显著升高（均P＜0.05）。

益生菌可能通过抑制STING-TBK1-NF-κB通路改善肠道菌群,从而改善HFD诱导的NAFLD。

     

肠-肝轴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肠道菌群组成和数量的改变影响宿主的能量代谢、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状态。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常伴有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或某些菌群种类和数量的改变,以及肠道黏膜通透性增加。肠道细菌通过增强肝脏脂肪合成、诱导机体胰岛素抵抗、激活天然免疫系统相关分子模式等机制,诱发肝脏炎症反应,启动纤维化进程,促进单纯性脂肪变向脂肪性肝炎发展。鉴定影响机体能量代谢和炎症反应的肠道菌群及其产物将为阐明肠-肝轴对肝脏炎症发生、发展所起的作用奠定基础,为揭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生、发展的机制开辟新思路,为该病的防治探索新策略。     

酒精性肝病与肠道菌群关系的研究进展

肠道菌群被认为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肝脏被称为人体内的"生化工厂",由于肠道与肝脏均起源于内胚层,且通过门静脉紧密相连,所以肝脏的各项机能都与肠道菌群息息相关。酒精性肝病是由于摄入酒精导致的慢性肝病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的发生与发展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本文就肠道菌群与ALD的关系作一综述,并对靶向肠道菌群治疗ALD的方法简要总结,以期对ALD的治疗提供新策略。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代谢综合征组分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在全世界人群中发病率逐年上升,成为新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已越来越引起临床关注。其发病以胰岛素抵抗为基础,与肥胖、血脂紊乱、原发性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各组分密切相关。NAFLD可进展至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伴有代谢综合征一种或多种组分可能加速疾病的进展。NAFLD初期是一种可逆性过程,充分了解影响其发生、发展的相关代谢危险因素并及时纠正,可能导致疾病的逆转或延缓其进程。本文就NAFLD与代谢综合征各组分的相关调查研究进行综述。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在西方国家较为常见,近年来在我国的发病呈上升趋势,且发展逐渐低龄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可能因持续性肝损伤而导致纤维化进展,可与慢性病毒性肝炎和酒精性肝病一样发展到终末期肝硬化,并出现肝硬化严重并发症,也有可能发展成肝癌,最终需要肝移植治疗。它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影响人类的生活及生存质量。多因素的发病机制使其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研究和了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方法,对人类非常重要,如果在疾病的早期,也就是单纯性脂肪肝阶段就对疾病进行干预,这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NAFLD是人类在本世纪需要面对的疾病之一,因此研究它的发病机制及治疗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蛋白质组学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一种常见慢性肝脏疾病,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发病机制尚未明确,诊疗手段仍不完善.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的出现使NAFLD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相关研究已达21个.目前,蛋白质组学技术可以研究疾病相关的分子改变,从而寻找新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标.在此,对蛋白质组学在NAFLD诊断及分期、发病机制和其他相关领域研究进展作一个较为全面的综述.首先,对研究中遇到的研究对象、样本种类、实验方法和标志物特征选择进行经验性总结.其次,除了介绍如何运用蛋白质组学研究病因、危险因素和重要分子在NAFL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还介绍NAFLD发病机制的亚细胞蛋白质组学、修饰蛋白质组学以及蛋白质组学与转录组学相结合的研究实例.此外,对差异蛋白质的分析策略和价值作了重点阐述,收集到一些有望成为NAFLD治疗靶标的候选分子.最后,结合新技术展望研究新空间,以期能够有助于推动蛋白质组学在寻找新的疾病标志物、探索疾病分子机制和治疗靶标中开辟新的途径.     

血清IL37、IL18、NFκB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相关性

目的 探讨血清白介素23(IL23)、白介素18(IL18)、核因子κB(NFκB)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合并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2013年10月至2019年10月我院收治的83例NAFLD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合并H.pylori感染分为NAFLD+Hp(+)组(n=34)和NAFLD+Hp(-)组(n=49)。选取同期到我院进行体检的100例健康者为对照组。比较3组对象基本资料及血清IL37、IL18、NFκB水平,并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 NAFLD+Hp(+)组和NAFLD+Hp(-)组患者BMI、SBP、DBP、TC、TG、LDLC、FPG、UA、ALT、AST、ALP、GGT、IL37、IL18、NFκB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结论 IL37、IL18、NFκB与NAFLD患者合并H.pylori感染有关,且H.pylori感染会引起患者脂质、糖代谢紊乱。     

中医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优势与展望

目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西医治疗手段与不断升高的发病率呈不相吻合的趋势。在临床治疗中,中医药占重要一席之地。作者认为,中医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主要优势点在于：1）临床运用广泛且具疗效;2）中药多途径的治疗效应与疾病的复杂机理相对应;3）抑制炎症、保肝降酶效应显著。并在如何开展临床研究;从调节肠道菌群、抗肝纤维化、以及中药组分复方方面开展基础研究提出了设想和展望。     

肠道菌群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相关性研究进展

近年来关于肠道菌群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一种无过量饮酒史,肝内脂肪过量堆积的慢性疾病。生理解剖结构上的“肠-肝轴”表明肠道和肝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肠道菌群一般情况下处于动态平衡,可以维持肠道正常生理功能。肠道菌群可通过改善肠道通透性、干预脂质代谢、产生内源性乙醇和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来影响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临床上对于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没有确切的药物,增加有益肠道菌群的因素,如益生元、益生菌等能够调节肠道的微环境,这为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的治疗开辟了新的方向。     

Probiotics: A possible specific liver drug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major liver health issue worldwide in the coming decades. There are no leading drug candidates at this point, although there are several promising concepts in drug development. Recent studies have proposed a possible role of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thus indicated probiotics maybe a potential specific liver drug for NAFLD in the future.     

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菌群变化与内毒素和炎性因子水平的关系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菌群变化及其与内毒素、炎性因子水平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2月至2019年10月我院收治的80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为观察组,另选同时期80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观察两组对象肠道菌群情况,同时检测两组对象血清内毒素和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1(IL-1)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Pearson检验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观察组患者肠道双歧杆菌、乳杆菌和拟杆菌数量低于对照组;而肠杆菌和酵母菌数量高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患者血清内毒素、IL-6、IL-1、TNF-α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肠道双歧杆菌、乳杆菌和拟杆菌数量与血清内毒素和IL-6、IL-1、TNF-α水平呈负相关,肠道肠杆菌和酵母菌数量与内毒素和IL-6、IL-1、TNF-α水平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肠道菌群紊乱与内毒素和炎症因子水平具有相关性,肠道菌群失衡可能是促进该病病情发展的原因之一。     

重症肺炎患者血清IL-18、IL-23、IL-33与肠道菌群和临床转归的关系分析

摘要 目的：研究重症肺炎（SP）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18（IL-18）、白细胞介素-23（IL-23）、白细胞介素-33（IL-33）与肠道菌群和临床转归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12月～2022年6月济南市人民医院收治的90例SP患者,记作研究组。另取同期收治的90例普通肺炎患者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血清IL-18、IL-23、IL-33与肠道菌群含量,并以Pearson相关性分析两者的关系。此外,将研究组患者按照治疗后临床转归情况的差异分为好转组60例及恶化组30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P患者临床转归的影响因素。结果：研究组血清IL-18、IL-23、IL-33水平高于对照组（均P＜0.05）。研究组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含量均高于对照组,而拟杆菌、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含量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可得：血清IL-18、IL-23、IL-33与大肠埃希菌、肠球菌含量呈正相关关系,而与拟杆菌、双歧杆菌及乳酸杆菌含量呈负相关关系（均P＜0.05）。好转组年龄及血清IL-18、IL-23、IL-33水平均低于恶化组,且机械通气与长期卧床人数占比均低于恶化组（均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大、机械通气、长期卧床以及血清IL-18、IL-23、IL-33水平高均是SP患者治疗后恶化的危险因素（均P＜0.05）。结论：SP患者血清IL-18、IL-23、IL-33与肠道菌群密切相关,且随着上述三项血清指标水平的升高,患者临床转归越差。     

东方田鼠非酒精性脂肪肝模型的建立

目的建立东方田鼠非酒精性脂肪肝模型,并观察测定其肝指数、病理、血清生化指标的动态变化。方法选取6周龄湖南洞庭湖种群雄性东方田鼠70只,随机分为2组,模型组饲喂高脂肪料,对照组饲喂高纤维料,分别于第2、4、6、8、12周处死,称量体重及肝重,计算肝指数,采血检测东方田鼠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r-谷氨酰转移酶(r-GT)、胆碱酯酶(CHE)、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游离脂肪酸(FFA)、葡萄糖(GLU)、高密度脂蛋白(HDL)和低密度脂蛋白(LDL),并取肝脏HE染色后做病理学观察。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6周时肝脏出现了典型的脂肪肝特征,肝重和肝指数都明显升高(P<0.05),血清ALT、AST、r-GT、CHE、TC、FFA、GLU和LDL都明显升高(P<0.05),HDL和TG均明显降低(P<0.05)。镜检观察到模型组田鼠肝细胞逐渐呈现弥漫性脂肪变性,6周时大范围出现脂滴,8周时肝内出现弥漫性大脂肪滴,12周后出现炎细胞的浸润。结论采用高脂饲料成功诱发东方田鼠非酒精性脂肪肝,可为研究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机制和药物干预提供新的模型。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肠道菌群与嘌呤碱基分解代谢的相关性

目的 研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肠道菌群结构与嘌呤碱基分解代谢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6年12月至2019年4月我院收治的92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测定患者嘌呤碱基代谢物含量并按照不同嘌呤碱基代谢物水平分为I组（22例,代谢物水平≤430 μmol/L）、II组（24例,代谢物水平431~480 μmol/L）、III组（22例,代谢物水平481~530 μmol/L）、IV组（24例,代谢物水平＞530 μmol/L）。选取同期到我院体检的30例健康者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两组对象肠道菌群数量,采用OTU聚类分析肠道菌群多样性。肠道菌群结构与嘌呤碱基分解代谢的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结果 I~IV组患者嘌呤碱基代谢物水平、肠道菌群总量依次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同时各组冠状动脉脉粥样硬化患者嘌呤碱基代谢物水平、肠道菌群总量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IV组患者肠道大肠埃希菌数量高于I组、II组、III组及对照组（均P＜0.05）。IV组患者肠道幽门螺杆菌、产气杆菌数量高于I组、II组及对照组,而肠道乳杆菌、双歧杆菌数量低于I组、II组及对照组（均P＜0.05）。III组患者肠道幽门螺杆菌、产气杆菌数量高于I组,而乳杆菌、双歧杆菌数量低于I组（均P＜0.05）。III组患者肠道幽门螺杆菌、乳杆菌、双歧杆菌数量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II组患者肠道产气芽胞杆菌数量高于对照组,而乳杆菌、双歧杆菌数量低于对照组（均P＜0.05）。IV组、III组患者肠道菌群OTU指数均高于对照组、I组和II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说明IV组、III组患者肠道菌群丰富度指数较高,菌群种类较多。Pearson分析显示嘌呤碱基水平与大肠埃希菌、幽门螺杆菌、产气芽胞杆菌、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呈现正相关性（P＜0.05）。结论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嘌呤碱基水平可能影响肠道菌群结构。     

微生态制剂对慢性肝衰竭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

目的探讨微生态调节剂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对慢性肝衰竭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46例慢性肝衰竭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23例,两组均给予慢性肝衰竭常规治疗,治疗组在上述基础上给予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210mg／粒,每次2粒,2次／d,疗程2周。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肠道菌群菌落计数变化及血清总胆红素（TBiL）、凝血酶原时间（PT）变化。结果两组患者在实验前肠道菌群、TBiL、P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2周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肠道菌群无明显变化（P〉0．05）,TBiL、PT有所下降但不显著,治疗组患者的肠球菌、双歧杆菌、乳杆菌以及酵母样真菌的菌落数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TBiL、PT较前明显好转（P〈0．05）。结论口服双歧杆菌三联活菌制剂可以促进慢性肝衰竭患者肠道正常菌群的恢复及改善肝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