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兰喀斯特森林不同地形部位优势乔木种群的生态位研究

为了解茂兰喀斯特森林优势乔木种群的生态位特征,该研究对茂兰国家级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三种地形(坡地、槽谷、漏斗)进行了群落调查,并计算三种地形部位优势乔木种群的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等特征。结果表明:不同地形部位的优势乔木种群的生态位宽度Bi和Ba值的排列顺序虽稍有差异,但总体上是一致的。轮叶木姜子(Litsea verticillata)在坡地、槽谷地形中的生态位宽度较大,其Bi/Ba分别为0.782 4/0.415 7、0.891 3/0.703 0;齿叶黄皮(Clausena dunniana)在坡地、漏斗地形中有较大的生态位宽度,其Bi/Ba分别为0.788 0/0. 518 3、0. 962 7/0. 826 0。生态位重叠值(Lhi)最大的是漏斗中的朴树(Celtis sinensis)和云贵鹅耳枥(Carpinus pubescens)(0.138 2),最小的是坡地中的圆叶乌桕(Triadica rotundifolia)和巴东荚蒾(Viburnum henryi)(0.001 5)、槽谷中的轮叶木姜子和青冈(Cyclobalanopsis glauca)(0.001 5)。生态学特性和对生境需求相似的物种,生态位重叠值通常较大,反之则小;物种的生态位宽度较大,则其生态位重叠值亦较大,反之则小。这说明三种地形中群落优势种群间的生态位重叠程度较小,茂兰喀斯特森林处于稳定的顶极群落阶段,但群落内种群因环境资源有限而产生的竞争较为激烈,在不同地形生境中的竞争激烈程度表现为漏斗>槽谷>坡地,光照的差异是影响各地形部位优势乔木种群天然分布的主要因子。     

井冈山山顶矮林乔木层优势种的生态位研究

对34个井冈山山顶矮林样地乔木层14个优势种的频度、重要值、Levins生态位宽度( Bi )和Morisita生态位重叠指数( Oik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井冈山山顶矮林乔木层的14个优势种中,鹿角杜鹃( Rhododendron latoucheae Franch.)、交让木( Daphniphyllum macropodum Miq.)、云锦杜鹃( Rhododendron fortunei Lindl.)、猴头杜鹃(Rhododendron simiarum Hance)和柃木(Eurya japonica Thunb.)的频度、重要值和Bi值均较高,其频度分别为0.59、0.53、0.38、0.38和0.35,重要值平均值分别为12.46%、24.63%、31.97%、38.03%和11.48%,Bi值分别为1.278、1.190、1.047、1.046和1.046;而甜槠也Castanopsis eyrei (Champ. ex Benth.) Tutch.页和野山楂(Crataegus cuneata Sieb. et Zucc.)的频度、重要值和Bi值基本上均较低,频度均为0.21,重要值分别为11.02%和5.95%,Bi值分别为0.781和0.654。14个优势种间的生态位重叠程度总体偏低,89.01%种对间的Oik值低于0.4。研究结果显示：井冈山山顶矮林乔木层优势种的生态位宽度与其重要值、频度、生物学特性和种间关系有关,且各优势种对共同资源的竞争较弱;总体来看,井冈山山顶矮林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武陵山大木山自然保护区红豆杉群落优势乔木种群生态位和种间联结

应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对武陵山大木山自然保护区红豆杉群落内13个优势乔木种群的种间关联（或相关）性进行研究,并对13个优势乔木种群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豆杉种群对资源的利用能力较强,生态位宽度值较大：红豆杉与其他物种生态特性差异较大,生态位重叠值较低;群落内各种群间关系的相对独立性较弱,红豆杉种群与其他物种大多呈正相关关系。生态位宽度值大的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生态位重叠值一般较大;生态位重叠值较大的物种对,其种间联结一般也较显著。     

道路两边不同距离内哺乳动物丰富度的差异

为更好地保护和管理部分哺乳类动物及其栖息地,自2001年6月至2002年3月在韩国白头大干山脉8个被道路切割的林区内调查了道路两边一定距离内所见哺乳动物随距离增加而变化的丰富度。我们共调查了10种哺乳类(野猪、狍、獐、黄鼬、貉、豹猫、华南兔、松鼠、花鼠、鼹)的各种痕迹(粪便、足迹、食痕、卧迹及休息处),发现距道路近处两边的丰富度确有较大下降。这说明道路建设的确影响哺乳类的生境选择及其利用方式。所以今后在道路设计、管理及扩充等方面均需充分考虑和满足所有野生动物整个生命过程所需的空间要求。     

不同干扰类型下羊草种群的空间格局

生态系统各层次的空间格局与生态学过程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选取合适的观察尺度。羊草(Leymus chinensis)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地带性植被,研究其种群空间格局对理解种群生态过程和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利用Ripley's K函数和Monte Carlo随机模拟方法,对两块样地3种干扰下的羊草种群格局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刈割、围封、放牧3种干扰对羊草草甸草原恢复改良样地(LM)和贝加尔针茅试验样地(SM)的羊草种群空间格局具有显著影响,空间格局在不同尺度上存在差异。(2)在较小的空间尺度内,羊草种群倾向于非随机分布,在LM样地、SM样地分别为均匀分布和聚集分布;当空间尺度大于临界值后,羊草种群在围封(30-100cm)、放牧干扰(84-100cm)下倾向于随机分布,刈割干扰下仍为聚集分布。这主要与羊草的繁殖对策、群落地位以及各种干扰下对资源的竞争能力有关。(3)空间结构的规律性表面上取决于观察尺度,但更小尺度的数据对局域空间结构的生物学解释可能更有效。     

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群落植物生态位的影响

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有效洞穴密度扩增会引起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组分的变化。采用野外调查方法研究了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群落植物生态位的影响。结果表明:随高原鼠兔有效洞穴密度增加,样方内植物种数逐渐增多,但主要是毒杂草,有效洞穴密度超过15个/625m2时豆科植物出现。优势种高山嵩草(Kobresia pygmaea)的重要值随有效洞穴密度增加呈单峰曲线,峰值出现在15个/625m2。有效洞穴密度低于或等于21个/625m2时,优势种高山嵩草生态位宽度位居第一,但有效洞穴密度达31个/625m2时,其生态位宽度降至并列第三,低于小米草(Euphrasia pectinata)和钝裂银莲花(Anemone obtusiloba),等同于小花草玉梅(Anemone rivularis)和乳浆大戟(Euphorbia esula)。有效洞穴密度分别为10个/625m2,15个/625m2,21个/625m2,31个/625m2时,与高山嵩草生态位重叠度最大的物种分别为莓叶委陵菜(Potentilla fragarioides)、圆叶筋骨草(Ajuga ovalifolia)、乳浆大戟、条叶垂头菊(Cremanthodium lineare)。有效洞穴密度为10个/625m2时,高山嵩草是群落内种群间竞争最激烈的一方,但有效洞穴密度超过或等于15个/625m2时,高山嵩草则退出了种群间竞争最激烈的双方。说明高原鼠兔有效密度增加严重影响了高寒草甸群落组分、重要值、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值。     

不同干扰下荒漠啮齿动物种群动态的空间同步性

荒漠啮齿动物是动物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类群,对于丰富种群和群落生态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关于荒漠啮齿动物的研究较多,尤以北美的研究较为深入,涉及群落组成(Brown,1973)、生态位(Harris, 1984;Kenagy and Bartholomew, 1985)、物种共存(Brown and Munger,1985)、资源分享及微生境选择(Brown and Lieberman,1973;Price,1978)等方面;而国内关于荒漠啮齿动物研究相对较少.     

异质生境对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组成和种群生态位的影响

为揭示荒漠草原不同植物种群生态位特征以及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状况,以围栏内外不同土壤类型下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经典生态位理论,探讨其群落组成和种群生态位特征。结果表明：在调查样方中共记录到15科36属42种植物,以豆科、禾本科、菊科和藜科的草本植物为主。风沙土生境中的植被生物量和密度最高,一年生植物生态位宽度值往往较高,以猪毛蒿的重要值最大。灰钙土生境中植被盖度较高,多年生植物生态位宽度值相对较高,以牛枝子和针茅的重要值最大。放牧会减少多年生草本的种类和数量,而一年生草本有所增加,对半灌木数量则影响不大。在不同生境下猪毛蒿生态位宽度和总宽度值均居首,是该区域主要优势种和典型的泛化种。在放牧和短期围栏内猪毛蒿与其他物种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均较高,但在长期围封样地中,特别是灰钙土生境下,重叠指数比重有所降低。基岩风化沉积土中物种间的重叠程度最大,而风沙土中则最小。猪毛蒿分布在生态位重叠指数DCA排序图的中心,说明其在群落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能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综上,生境的异质性是导致群落组成及生态位不同的关键因子,因此在荒漠草原进行植被恢复建设和保护措施时,应考虑不同土壤类型条件下各物种生态适应性,避免生态位功能冲突。     

人为干扰下宁夏贺兰山岩羊反应的群体差异

野生动物对人类的非资源利用性的干扰具有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的差异依赖于物种自身和外界生境中不同的因子.2009年7-8月和2009年12月-2010年1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选定95.87 km2 的调查区域内设四条样线,总长度为18.3 km,通过观察岩羊的瞬时反应距离,比较了不同干扰源、群体大小和群类型下,岩羊无反应行为、警戒反应行为和逃跑反应行为距离的差异.结果表明:(1) 相对于车辆,岩羊对行人的干扰更加敏感(U=8.69,P<0.001); (2) 当群体大小分为≤3的小群和＞3大群时,小群岩羊的警戒反应行为距离显著大于大群(Z=2.165,P=0.03),当群体大小分为≤5的小群和＞5的大群时,小群岩羊的逃跑反应行为距离显著大于大群(Z=2.003,P=0.045); (3) 雌幼群、雄性群和混合群这3种不同的群类型之间的无反应行为距离无显著差异,雄性群的警戒行为距离显著大于雌性群和混合群的警戒行为距离(Z=2.746,P=0.006; Z=3.589,P<0.001),雌性群的逃跑反应行为距离显著大于混合群的逃跑反应距离(Z=2.376,P=0.017); (4) 混合群内的雌性和雄性的3种反应行为无显著差异.     

不同干扰条件下红豆树种群数量特征的比较

红豆树（Ormosia hosiei）为中国特有种,兼具材用、药用、园艺观赏及科学研究等价值,但是日益严重的干扰对红豆树种群造成了极大影响。本文基于红豆树胸径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初步分析了受干扰程度不同的3个红豆树种群的年龄结构、种群静态生命表、存活曲线及死亡率和消失率曲线。结果显示：受严重干扰的种群幼苗严重不足,种群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近年来受中度干扰的种群幼苗个体数占绝对优势,为各级数量的7877%;长期受轻微干扰的种群年龄级结构表现出为稳定的特征。这3个种群生命表最大的差异在于受干扰最严重种群的第Ⅰ龄级和第Ⅱ龄级的死亡率为负,这说明其幼苗库不足。存活曲线都存在波动,长期受轻微干扰的种群死亡率变幅最小。研究认为,红豆树种质资源和分布面积都有所减少,应加强科学研究和保护,进行适度干扰,使种群朝着进展演替的方向发展。     

五台山南台旅游活动对山地草甸优势种群格局的影响

利用双项轨迹方差法,对五台山南台不同距离带上紫羊茅、珠芽蓼和北方嵩草的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3个种群在第一带上格局强度很弱,在第五带上格局差异最明显.不同种群在第二、第四带上因旅游活动和种间竞争而表现出不同的格局规律.(2)近距离处,旅游干扰大,尽管紫羊茅是优势种,但它和其他种群一样都表现出斑块化的现象.随着距离的增加,旅游干扰减小,种间竞争激烈,紫羊茅的优势减小,北方嵩草的优势上升,珠芽蓼徘徊不前,种群格局各具特色.远距离处,北方嵩草斑块稳定,规模大,紫羊茅的斑块数量少,规模较小.珠芽蓼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这可能与其本身的生理生态有关.     

海拔及旅游干扰对武功山山地草甸土壤渗透性的影响

土壤渗透能力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反映土壤水源涵养及调节功能的重要指标,目前对于亚热带山地草甸土壤渗透性方面研究较少。江西武功山草甸是亚热带山地草甸的典型代表,以面积广和分布基准海拔低的特点,在华东植被垂直带谱中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人为干扰和过度旅游开发使武功山脆弱的山地草甸出现严重退化和破碎化态势。以武功山不同海拔及旅游干扰程度山地草甸土壤为研究对象,分别测定0—20 cm和20—40 cm土层土壤的初渗率、稳渗率、平均入渗率、前60分钟渗透总量、温度、湿度、容重、最大持水量、最小持水量、毛管持水量、pH、有机质、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等理化指标,分析不同海拔及干扰程度草甸土壤渗透性特征,探讨影响土壤渗透性的相关因子,为亚热带地区退化草甸的修复及可持续经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1600—1800 m范围,随着海拔升高,土壤渗透性呈降低趋势,在1900 m范围土壤渗透性又有所提高,各海拔土壤渗透性排序为1600 m1700 m1900 m1800 m。(2)随着干扰程度增强,草甸土壤渗透性呈降低趋势,各干扰程度的土壤渗透性排序为无干扰轻度干扰中度干扰重度干扰。(3)所有草甸分布区0—20 cm土层的土壤渗透性均高于20—40 cm土层,初渗率平均入渗率稳渗率。(4)通用经验模型更适合武功山草甸土壤水分入渗过程,Horton模型次之,Philip模型和Kostiakov模型拟合效果都比较差。(5)土壤渗透性与土壤湿度、毛管持水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容重呈显著负相关(P0.05),初渗率及平均入渗率与速效氮含量显著正相关(P0.05),稳渗率、平均入渗率、渗透总量与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P0.05)。     

五台山旅游开发与植被景观相互影响的生态效应评价

研究旅游对植被的影响对于景区生态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景观重要值(LIV)、物种多样性(SD)、群落结构比(PCS)、阴生种比值(NSP)、伴人种比值(PS)和旅游影响系数(TII)6个方面,构建了一套涉及4个层次、27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并结合五台山景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不同方向上,随着距离的增加,旅游活动越来越少,植被景观依次由居民区、商业区或人工植被区向草本区、灌草区和乔灌草区的方向演替。相应地,LIV、SD、PCS、NSP和生态效应值(EIV)越来越大,PS和TII越来越小。(2)不同的植被类型,其景观特征明显不同。对于LIV、SD、PCS、NSP和EIV5个特征值的表征,草本区灌草区乔灌草区;至于PS和TII,草本区灌草区乔灌草区。旅游干扰下不同种群有不同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其中,青杨种群相对独特。(3)就整个台怀镇而言,旅游开发程度的空间格局是景点分布和地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植被景观对此有着明显的生态响应。不同方向上样地的数量就是旅游开发程度强弱的表征。正南和东北方向开发程度最强,其次是正北、东南和西南、正东方向,西北和正西方向最弱。(4)根据EIV,将整个区域分为四类区:Ⅰ类区为寺庙区、居民区和商业区,Ⅱ类区为草本区,Ⅲ类区是乔、灌、草的混合区,Ⅳ类区是乔灌草区。     

贵州百里杜鹃风景区旅游干扰对杜鹃群落特征的影响

为揭示旅游干扰对于百里杜鹃风景区杜鹃群落特征影响,选取杜鹃纯林和杜鹃混交林两种杜鹃群落,分析干扰对群落结构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进行样地设置和调查,通过旅游影响系数分析样地旅游干扰等级,并分析对比了不同旅游干扰程度和干扰方式对群落特征的影响。研究表明：1）百里杜鹃景区共有植被67科102属130种,其中杜鹃纯林共有植被97种,以马缨杜鹃、箭竹和露珠杜鹃为优势物种,杜鹃混交林共有植被115种,以马缨杜鹃、露珠杜鹃和映山红为优势种;2）两种杜鹃群落均在中等干扰水平时具有最高的Berger-Parker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中度干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鹃群落物种多样性增加,不同的是两种群落的Shannon指数变化趋势不同,在杜鹃纯林中表现为中度干扰>轻度干扰>重度干扰,而在杜鹃混交林中中度干扰>重度干扰>轻度干扰,相较于杜鹃纯林,杜鹃混交林物种更为丰富,在旅游干扰下生物多样性更为稳定,抗干扰能力更强,而杜鹃纯林受旅游干扰波动显著;3）垃圾指数、踩踏指数与杜鹃混交林物种多样性指数、群落生长结构无明显相关性,而垃圾指数与杜鹃纯林Shannon多样性指数、物种数以及草本均高呈显著负相关,踩踏指数与杜鹃纯林灌木层高度、盖度呈现极显著负相关,与草本均高呈显著正相关;4）各杜鹃群落对旅游干扰有不同响应,为保持杜鹃群落稳定性,应在花季适当分流,严格控制杜鹃纯林的重度干扰。     

高寒草甸植物生态化学计量特征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植物碳 (C)、氮 (N)、磷 (P) 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反映了植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然而, 目前关于不同植物功能群如何调节C、N、P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以适应海拔梯度的变化还不清楚。在青藏高原东南缘高寒草甸选取了60个样点, 对不同功能群 (禾本科、莎草科、豆科和杂类草) C、N、P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 (质量比) 沿着海拔梯度 (3300-3500 m、3500-3700 m、3700-3900 m、3900-4100 m和4100-4300 m) 的变化规律及其关键驱动因子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1) 不同植物功能群具有一定的生态化学计量学内稳性, 各功能群C含量, 莎草科和豆科N含量, 禾本科、莎草科和杂类草P含量, 以及除莎草科C ∶ P之外的不同功能群C ∶ P和N ∶ P随海拔升高变化不显著 (P ＞ 0.05) 。2)禾本科和杂类草植物通过增加N含量适应高海拔环境, 即海拔3900-4100和4100-4300 m它们的N含量显著高于其他海拔。4100-4300 m豆科植物P含量显著低于3700-3900 m (P ＜ 0.05) 是由年平均降水量下降引起的。3) 4个功能群C ∶ N整体上随着海拔增加而下降, 表明海拔升高引起植物N素利用效率下降; 同时, 各植物功能群N ∶ P均大于16, 植物生长受P限制。4) 与非豆科植物相比, 豆科植物N含量和N ∶ P高, 而C含量和C ∶ N低。5)冗余分析 (RDA) 和结构方程模型 (SEM) 表明, 海拔和纬度共同驱动的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变化是调控不同植物功能群C、N、P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的关键因子。综上, 海拔梯度上, 植物具有增加、降低或保持自身C、N、P含量及其生态化学计量比稳定的生态适应性策略, 这种差异因植物功能群的不同而异, 因此在构建植物C、N、P生物地球化学模型中应考虑海拔梯度上植物生态适应性策略的差异。     

不同类型棉田棉蚜种群动态研究

根据华北棉区8种不同时空类型棉蚜种群密度调查结果,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播种时间、间套作及免耕措施对棉蚜种群密度的影响。     

Spatial and ecological population genetic structures within two island‐endemic Aeonium species of different niche width

The Crassulacean genus Aeonium is a well‐known example for plant species radiation on oceanic archipelagos. However, while allopatric speciation among islands is documented for this genus, the role of intra‐island speciation due to population divergence by topographical isolation or ecological heterogeneity has not yet been address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intraspecific genetic structures and to identify spatial and ecological drivers of genetic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on the island scale. We analyzed inter simple sequence repeat variation within two island‐endemic Aeonium species of La Palma: one widespread generalist that covers a large variety of different habitat types (Ae. davidbramwellii) and one narrow ecological specialist (Ae. nobile), in order to assess evolutionary potentials on this island. Gene pool differentiation and genetic diversity patterns were associated with major landscape structures in both species, with phylogeographic implications. However, overall levels of genetic differentiation were low. For the generalist species, outlier loci detection and loci–environment correlation approaches indicated moderate signatures of divergent selection pressures linked to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variables, while the specialist species missed such patterns. Our data point to incipient differentiation among populations, emphasizing that ecological heterogeneity and topographical structuring within the small scales of an island can foster evolutionary processes. Very likely, such process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adiation of Aeonium on the Canary Islands. There is also support for different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between generalist and specialist species.     

旅游干扰对土壤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为了解旅游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综述了近40年来有关旅游干扰对土壤环境因子、植物、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影响的研究进展。旅游干扰致使土壤紧实度、容重、pH、重金属含量升高,氮(N)、磷(P)、水分、有机质含量降低;旅游干扰导致地表植物的高度、盖度、多样性、丰富度、均匀度下降,伴人种植物增多;游客活动区土壤动物的种类、数量、密度均小于缓冲区和背景区,土壤线虫、节肢动物对旅游干扰比较敏感;旅游干扰使土壤酶活性、微生物丰度与多样性显著下降。旅游干扰对土壤生态系统的上述影响与游道、步道等游客活动中心地带的距离呈负相关。将来可构建旅游地生态数据库,从个体、细胞、分子等微观水平深入探讨旅游干扰对土壤生态系统的胁迫机理,发展旅游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关系,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