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中国自然保护兼用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提出“30×30”目标, 呼吁到2030年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目前自然保护地覆盖率不足、拓展空间有限、与其他土地类型兼容性有限, 实现生物多样性全面有效保护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自然保护地。然而, 国际上提倡的“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 (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尚存较多局限, 与我国实际情况的适配性不足, 难以直接指导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外就地保护实践。中国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与当前自然保护地相互补充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就地保护体系。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兼用地” (conservation compatible land, CCL)的概念——“由各类主体申请、各级政府依法确认, 以保护和利用相兼容的管理方式, 对高生物多样性地区进行长期、有效保护的陆域或水域”, 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本研究对CCL的内涵、定位、特征进行初步界定, 并从法律政策和管理实践方面论述其可行性。未来我国的国土空间布局应包含自然保护专用地(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CCL (兼有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农林渔牧、文化、生活等其他使用功能)以及可持续利用地(其他生产与生活用地)三大类。CCL有助于整合我国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外的保护措施, 全面系统认识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措施的作用, 梳理经验、推广实践、整合资源、扩大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形成多层次、多梯度、保护与利用统筹协调的全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使每一寸中国国土都兼顾保护与发展功能。本研究旨在为中国自然保护地外的就地保护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并为全球“3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