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区域环境中基于PBPK模型的DDTs和HCHs混合健康风险

针对太湖区域环境中DDTs和HCHs混合暴露的健康危害,基于对居民DDTs及HCHs不同途径暴露量的分析,通过建立DDTs及HCHs的PBPK模型,分析其在人体内的累积分布过程,并应用内效应综合危害指数评价其混合暴露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居民健康风险度分别为0.147～2.499（男性）和0.138～2.223（女性）,超过可接受风险的概率分别为24.6%（男性）和16.5%（女性）。相较于传统的混合健康风险评价方法（HI法）,基于PBPK模型的内效应综合危害指数法（HI_tissue-dose）更能反映混合健康风险的发展趋势。     

废弃工业场地有机氯农药分布及生态风险评价

对典型废弃有机氯农药生产场地中土壤中六六六（α-,β-,γ-,δ-HCH）和滴滴涕（p,p’-DDT,p,p′-DDE,p,p′-DDD,o,p’-DDT）的残留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场地中六六六的残留水平为13.16～148.71mg/kg;滴滴涕残留水平为3.02～67.42mg/kg。表层土残留最大,随着土层加深,污染物残留逐渐下降。六六六的残留水平要高于滴滴涕。残留分析表明场地中有机氯农药有逐步降解的趋势,但是现有残留水平超出了国家的土壤质量二级标准。根据场地土地利用方向,运用CalTOX暴露模型结合Monte Carlo分析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健康风险主要来自于两种人体暴露途径：皮肤吸收和呼吸摄入,总的风险都超过了可接受风险水平（10^-6）,通过敏感性分析表明5个参数对于总的风险贡献较大。该研究对于有机氯农药场地土壤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依据。     

厦门海域贝类养殖环境中有机氯农药的积累和降解

利用气相色谱法(GC-ECD)对厦门海域贝类养殖环境(海水、底质和养殖贝类)中有机氯农药六六六(HCH)和滴滴涕(DDT)的含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初步探讨了贝类养殖环境中HCH和DDT的积累和降解规律.结果表明:厦门海域不同种贝类养殖环境中HCH和DDT的积累和降解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与各种贝类的栖息环境和生理生活习性有关.贝类养殖环境中处于积累状态(Rx＞1)的主要为p-HCH、δ-HCH和γ-HCH;处于降解状态(Rx＜1)的主要为α-HCH.α-HCH/γ-HCH的比值≤1.0,贝类养殖环境中的HCH来源于工业品HCH和林丹,大部分HCH为长时间残留,但尚有少量林丹输入.贝类养殖区海水中DDT主要为好氧降解,底质中主要为厌氧降解.海水中的降解产物主要为DDE,(DDD+ DDE )/DDTs(p,p-DDE+p,p-DDD+o,p-DDT+p,p-DDT)的比值＜0.5;底质和养殖贝类体中的降解产物主要为DDD,(DDD+DDE)/DDTs的比值＞0.5,贝类养殖区底质和养殖贝类体中的DDT大部分已降解为DDD和DDE,海水中尚有少量新的DDT输入.贝类养殖环境中HCH异构体降解率的高低顺序存在一定差异,其在贝类养殖生态系中的迁移、转化过程发生了构象变化.     

滴滴涕对太湖经济鱼类危害的生态风险

选取滴滴涕(die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DDT)作为太湖持久性有机氯污染的代表性污染物,以大银鱼、陈氏短吻银鱼和刀鲚为研究对象,建立太湖主要经济鱼类食物网模型,并结合DDT的生物化学特性以及蒙特卡罗(Monte Carlo)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应用食物网模型研究DDT在食物网主要经济鱼类中的迁移分布特性,分析由此导致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大银鱼DDT累积量为0～0.329 mg·kg-1,平均值为0.039 mg·kg-1;陈氏短吻银鱼DDT累积量为0-0.188 mg·kg-1,平均值为0.022 mg·kg-1;刀鲚DDT累积量为0-0.575 mg·kg-1,平均值为0.067 mg·kg-1;以脂溶性为代表的污染物累积性质是太湖经济鱼类富集DDT的主要控制因素;生态风险总体状况为:刀鲚＞大银鱼＞陈氏短吻银鱼.     

长江下游江心洲土壤颗粒特征及分形规律

研究了长江下游马鞍山段成长型江心洲洲头、洲中央和洲尾3个部位100cm深度范围内的土壤颗粒特征及分形规律。结果表明:江心洲土壤颗粒总体偏砂性,主要由粉粒、极细砂和细砂组成,颗粒最大粒径为350μm;在剖面上,3类颗粒的比例洲中央部位变化较小,洲头和洲尾变化较大;颗粒随深度的增加逐渐变粗;粉粒平均含量表现为洲中央>洲头>洲尾,分别为75.42%、43.58%和22.13%;土壤颗粒分形维数表现为洲中央>洲头>洲尾,分别为2.28、2.17和2.05,小于安徽省耕作表层土壤的分形维数平均值,与单位体积比表面积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粘粒、粉粒含量极显著正相关,与极细砂、细砂极显著负相关。江心洲不同部位的土壤颗粒特征与江心洲的发育演变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福建漳江口水环境中滴滴涕（DDTs）的分布与溯源

采用气相色谱(GC-ECD)方法分析了漳江口水环境中表层水、沉积物和水生生物体内滴滴涕(DDTs)的污染水平,初步研究了其在多介质中的含量、转移分配规律,并根据其沿江分布规律、组成特征,结合三氯杀螨醇同步调查结果进行了溯源分析.结果表明: 漳江口表层水中的DDTs平均含量为枯水期10.5 ng·L^-1(未检出～20.1 ng·L^-1)、丰水期28.3 ng·L^-1 (未检出～45.2 ng·L^-1)、平水期5.03 ng·L^-1 (未检出～18.8 ng·L^-1);表层沉积物中DDTs含量(以干质量计)为1.87～144 ng·g^-1,平均17.3 ng·g^-1;11种水生生物中DDTs的含量范围为1.09～432 ng·g^-1,平均37.0 ng·g^-1.与其他地区相比,漳江口表层水和沉积物中的DDTs残留属于中等水平.DDT在沉积物中的富集因子为1185;在生物体中的富集因子平均为2534,富集能力依次为水生植物<虾类<贝类<鱼类.DDTs沿江分布基本呈下降趋势,推断其残留与船舶防污剂释放关系不大,主要来源于陆源性污染.组成特征分析显示,漳江口DDTs主要来源于环境中的早期残留,而Y-8站(江心岛后)近期有新的DDTs输入,可能与三氯杀螨醇的使用有关.同步调查结果显示,Y-8站表层水和沉积物中均检出三氯杀螨醇,且含量最高,近期存在三氯杀螨醇的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