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地区雪豹保护优先区规划

为了将有限资源合理投放到关键区域, 实现物种保护成效的最大化, 找出质量最好的栖息地及它们之间的迁徙通道是制定保护规划的第一步。本研究以三江源的雪豹(Panthera uncia)栖息地为对象, 基于野外调查数据和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 利用物种分布模型、保护规划模型和连通度分析工具, 找出了三江源地区雪豹的核心栖息地分布和潜在迁徙通道位置, 分析了目前保护中的潜在威胁, 并提出了针对三江源西、中、东三块区域的不同保护对策。结果表明: (1)三江源西部核心栖息地比较小而破碎, 但迁徙通道较多且没有明显窄点, 未来应关注青藏线的潜在阻碍作用, 同时应防范道路沿线的野生动物盗猎; (2)中部区域横跨玉树-杂多-囊谦的雪豹栖息地是三江源最大的核心雪豹栖息地, 在连通其他种群中也处于中心地位, 应通过种群监测确定其健康稳定, 对开发、偷猎等威胁防微杜渐, 保持其源种群的作用; (3)东部区域人口密度高,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最大, 需保证阿尼玛卿、年保玉则两块核心栖息地的质量, 并重点监测甘德县境内的省道处雪豹的迁徙通道是否畅通。三江源地区雪豹栖息地总体质量较好, 建议将维持核心源种群的稳定性, 保持种群间迁徙通道的畅通作为三江源的雪豹景观保护工作的整体目标。未来应充分利用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 开展重要保护物种栖息地状况的评估和预警, 尤其是非保护地区域物种核心栖息地的开发建设活动。     

川西南山区大绒鼠体表寄生虫多样性调查

在四川省西南部山区选取调查点,用鼠笼(夹)加食饵诱捕大绒鼠Eothenomys miletus,采集并鉴定其体表的所有寄生虫。从7个调查地点共捕获大绒鼠127只,采集到恙螨、革螨、蚤和吸虱4大类体表寄生虫共3128只,分类鉴定为131种。大绒鼠体表寄生虫的总感染率为96.06%,总平均多度(平均个体数,虫指数)为24.63只寄生虫/每鼠。恙螨优势种为绒鼠纤恙螨Leptotrombidium eothenomydis(24.26%,450/1855);革螨优势种为金氏厉螨Laelaps chini(70.28%,506/720);蚤类优势种为方叶栉眼蚤Ctenophthalmus quadratus(47.30%,149/315)和绒鼠怪蚤Paradoxopsyllus custodis(13.65%,43/315);吸虱优势种为缺齿甲胁虱Hoplopleura edentula(95.38%,227/238)。U检验结果显示,雌、雄大绒鼠宿主间的全部体表寄生虫、恙螨和蚤的物种数和平均个体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体表寄生虫与宿主身体参数(体质量)间无明显的直线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较低(r<0.3,P<0.05)。四川西南山区大绒鼠的体表寄生虫种类十分丰富,物种多样性很高,主要寄生虫类群是恙螨和革螨,并有多种传染病媒介种类。     

DNA甲基化方法研究现状

DNA的异常甲基化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DNA甲基化已成为研究热点,有关研究方法发展迅速。甲基化研究方法大抵分为两大类：1．基因组DNA的甲基化检测;2．特定DNA片段的甲基化检测。目前的研究重点已转移到特定基因尤其是抑癌基因的甲基化。     

基于水文平衡的湿地退化驱动因子定量研究

作为地球上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但是,近年来湿地生态系统退化速度远大于其他类型生态系统,开展湿地退化的定量评估分析研究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选择北京城市湿地为研究对象,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分别提取得到1991年和2007年的湿地面积,基于湿地水量平衡理论和湿地水文方程方法,定量评估分析了导致湿地退化的原因和不同驱动因子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与1991年相比,2007年北京湿地减少约6275.31 hm2,约占1991年北京湿地总面积的24.46%。显著退化区域主要发生在野鸭湖湿地和密云水库湿地,分别减少了约1377.69 hm2和4654.50 hm2。(2)引起湿地退化的自然驱动因子中,以降水减少、入境地表水减少和蒸发量增加为主,驱动湿地退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9.22%、14.05%和11.85%。引起湿地退化的人为驱动因子中,以城市扩展为主,驱动湿地退化的贡献率为3.42%,而技术进步所采取的节水措施等有利于湿地保护,贡献率为25.55%。     

2001—2010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变化及气候因素驱动分析

基于MODIS-NDVI遥感数据,利用CASA模型分析黄河流域2001—2010年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NPP）的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同期气温和降水量数据,分别从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分析了黄河流域6种生态系统类型区域植被NPP的变化趋势,并对其与气候因素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植被NPP空间分布呈西北低、东南高的分布特征,平均NPP年总量为108.53 Tg C,植被NPP的分布与生态系统类型呈现较高的相关性;2001—2010年,植被NPP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较大,55.4%的面积呈现增加趋势,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区域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在年际水平上,黄河流域植被NPP变化与气候因素没有显著相关性,但在月际水平上呈现了较高的相关性,降水量和气温对植被NPP变化的影响作用相当;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对气候因素呈现不同的相关性质以及时滞效应,草地对降水量的响应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效应,荒漠对气温存在时滞效应.     

四川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分析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丧失极大影响了生态系统服务。探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生态学领域内的一个重大科学问题。以四川省各乡镇为单元,计算了景观尺度上的多样性指数,评估了四川省水土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固碳功能,并研究了两者之间关系。结果表明：在景观尺度上,Shannon''s多样性指数、修正Simpson''s多样性指数、景观丰度三种多样性指数可以较好表征四川省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由景观丰度、欧式最近邻距离的标准差、景观丰度密度构成解释变量矩阵,RDA模型矫正解释率42.25%（P<0.001）,可更好解释由土壤保持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固碳功能构成的响应变量矩阵。四川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关系的模式有以下几种：（1）成都平原区区县空间距离较近,在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梯度均差异较小;（2）盆周山地区、盆地丘陵区各区县在水土保持功能梯度上差异较大,与多样性关系较弱;（3）川西高原区区县在固碳、水源涵养梯度上差异较大,并有协同关系,多样性梯度差异较大;（4）川西高山峡谷区、西南山地区区县之间生态系统服务和多样性差异较大,生态系统服务可能存在强烈权衡关系,需进一步引入解释因子。     

北京市湿地生态系统非使用价值

非使用价值是生态系统的内在属性,科学合理地评价该价值对生态资源管理和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CVM法),通过调查北京市居民的支付意愿,定量评估北京市湿地生态系统的非使用价值.采用分区方式,根据分区的人口数确定发放调查问卷的数量,于2008年10月分别在城区和郊区随机发放600份和300份调查问卷.采用修正的单纯随机抽样统计分析模型,提出以家庭作为抽样统计单位的思想,分别对两分区反馈回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北京市湿地生态系统非使用价值的评估总值为每年2.65亿元,其中城区为每年1.99亿元,郊区为每年0.66亿元.分析社会特征与支付意愿和WTP值的相关性得出:教育程度和年龄是影响支付意愿和WTP值的主要因素;月收入在城区样本中对支付意愿和WTP值的影响很小,而在郊区样本中的影响则相当显著;性别对支付意愿和WTP值的影响不大.     

中国新纪录属和种——SERICOZENILLIA ALBIPILA(MESNIL)雄体的首次记述

在辽宁省蚕科所栗蚕保存育种过程中,发现栗蚕蛹体内有寄蝇幼虫,7月吐蛆后人工埋入或自然钻入土中化蛹,并罩笼;翌年6月初羽化;采集成虫,形态分类鉴定为分布日本的白毛蚕寄蝇Sericozenillia albipila,为中国新分布纪录属和种;首次记述该种雄性成虫外形特征,并给出雌性成虫主要特征;栗蚕是其新寄主.研究材料保存在沈阳师范大学昆虫标本室.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定量测度——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

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评估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建设成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以我国最早开始生态文明建设的安吉县为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系统的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吉县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过程及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安吉县从2006年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均实现持续、稳步的提升,呈现同步向好、生态文明建设领先的态势,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提升;(2)2006—2021年,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整体水平高-稳定增长”的耦合特征,实现了“低位高耦合-高位高耦合”的转变,两者长期之间的相互作用紧密,共振耦合关系紧密;(3)2006—2021年,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等级经历了“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的循序渐进递增特征,稳步从低级别向高级别发展演变,完成了从失调到协调的跨越。反映出安吉县不断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支撑,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高质量绿色协同发展之路。评估结果不仅能为安吉县下一步...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特征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伴随着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生态保护政策制度体系发生着显著变化。通过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定、重要会议及政策法规文件的广泛调研和梳理,重点从基本国策确立、生态保护观念转变和政策制度变迁等3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生态保护政策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特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确立,是生态保护政策制度体系之根基。从生态保护思想启蒙阶段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将生态保护作为文明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再到生态文明阶段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这些生态保护观念的转变是生态保护最根本的政策,对于形成生态友好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开发利用自然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纲领性政策、生态空间管控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责任追究政策等生态保护政策制度的制订实施,是在客观判断我国当时基本国情基础上对生态保护观念的实践,对于推动生态保护事业发展、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