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石渠县高山血雉繁殖初期的集群和生境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2004年4月，在四川省石渠县西南部，对高山血雉(Ithaginis cruentus)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处的高山血雉仅分布于海拔3 400—3 700 m的范围内。从观察到的36群381只高山血雉来看，平均每群(10.67±5.17)只，最大集群19只，最经常的集群形式是每群8—16只。影响高山血雉生境需求的主要因子，按重要性大小排列依次为坡位、离水源距离、离公路距离、植被郁闭度、植被高度和坡向。高山血雉的生境偏好性表现在下坡位、离水源较远(＞100 m)、稀灌(15%—30%)、低灌(1.50—2.50 m)和半阴半阳坡。其中，集群大小与坡位和离水源距离相关，即在繁殖初期，高山血雉的集群大小变化趋势是随着坡位的升高而减小，随着离水源距离的减小而增大。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在不同生境类型中食物资源的可用性相关。     

四川省石渠县高山血雉繁殖初期的集群和生境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2004年4月,在四川省石渠县西南部,对高山血雉(Ithaginiscruentus)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处的高山血雉仅分布于海拔3400—3700m的范围内。从观察到的36群381只高山血雉来看,平均每群(10·67±5·17)只,最大集群19只,最经常的集群形式是每群8—16只。影响高山血雉生境需求的主要因子,按重要性大小排列依次为坡位、离水源距离、离公路距离、植被郁闭度、植被高度和坡向。高山血雉的生境偏好性表现在下坡位、离水源较远(>100m)、稀灌(15%—30%)、低灌(1·50—2·50m)和半阴半阳坡。其中,集群大小与坡位和离水源距离相关,即在繁殖初期,高山血雉的集群大小变化趋势是随着坡位的升高而减小,随着离水源距离的减小而增大。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在不同生境类型中食物资源的可用性相关。     

四川省石渠县藏狐洞穴的生态特征分析

为了解藏狐(Vulpes ferrilata)的洞穴特征,探讨洞穴结构和藏狐的生存环境适应机制之间的关系,于2001年7至8月、2002年7至8月、2003年8至11月和2004年3至4月于四川省石渠县,选定在230km2的调查区域内共设样线4条,总长度40km,采用不定宽样线法,调查藏狐洞穴结果发现:①洞口数量平均为(1·8±1·8,n=156)个,以单口穴为主(n=109,71·2%),多口穴较单口穴具有较高的坡位分布(U=1417,P<0·001);洞道细深,洞穴质地以土质洞穴为主(74·7%),而石质洞穴有显著高的坡位分布(χ2=10·227,df=2,P=0·006)。②共发现4个繁殖洞穴,均为土质多洞口洞穴,坡向分布在220~320°之间。③洞口朝向无显著聚集性(Z=0·898,n=201,P>0·05),坡向分布却显著地聚向其平均值(249·9±77·1)°(Z=7·907,n=201,P<0·05),洞口朝向和坡向之间无显著的相关性(F1,400=5·365,P<0·05);洞道的挖掘角度和坡势之间存在一致性(t=0·350,n=116,P>0·05)。     

资源选择函数拟合藏狐洞穴生境利用特征的有效性分析

资源选择函数(resourceselectionfunctions,RSFs)在分析野生动物栖息地特征以及预测有效生境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由于RSFs的理论基础的局限,使得该模型一直以来在研究低密度野生动物种群时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的争议。藏狐(Vulpesferrilata)是一种低密度物种,我们通过对2001–2003年获得的133个藏狐洞穴样方和随机选取的133个环境样方拟合资源选择函数模型,并将模型结果和主成分分析(PCA)结果进行对比。结果显示RSFs在水源距离、鼠兔洞穴数量、坡向、坡度、坡位和植被类型等6个生境变量中,只对坡向、坡位和植被类型3个变量敏感且总预测率为75.2%,复相关系数为0.485(NagelkerkeR=0.235),同时3个变量的偏相关系数水平也很低。偏差分析(Akaike’sinformationcriterion,AIC)值为309.172,说明模型的预测偏差较大,判别效果不佳,不能有效提炼藏狐洞穴生境的特征因素。而PCA结果显示诸变量的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为:鼠兔洞穴数量、水源距离、坡度、坡位、植被类型和坡向,坡向的重要性最弱。我们还着重讨论了RSFs的理论基础和该模型在藏狐洞穴生境中失拟的原因,同时强调为了能对野生动物的生境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应该综合多种方法。     

城市公园植被特征对陆生鸟类集团的影响

城市公共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中重要的鸟类栖息地,其植被特征对鸟类集团存在显著影响。在通过分析植被特征对陆生鸟类集团的作用,从而为公园合理配置植被来提高其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提供理论基础。2009年10月至2011年10月,采用样线法对上海滨江森林公园进行鸟类调查,利用主成分分析划分鸟类集团,用高度定义植被层次,用卡方检验分析鸟类行为在植被层次上的差异。结果表明,滨江森林公园陆生鸟类群落在乔木层的栖息行为和运动行为频次显著多于其在灌木层和地被层的行为频次,在地被层的取食行为频次显著多于其在乔木层和灌木层的行为频次。陆生鸟类可划分为8个鸟类集团,鸟类集团之间存在栖息、运动和取食空间生态位的重叠。食虫拾取集团、杂食拾取集团、食肉飞取集团和植食拾取集团在栖息、运动和取食空间生态位上均存在较高的重叠度,其通过食性分离各自空间生态位。食虫探取集团和食虫飞取集团互为栖息空间生态位重叠度最高集团,其通过取食方式的不同来实现生态位的分离。根据公园植被特征对鸟类集团的影响结果对上海市公园绿地植被配置提出了建议。     

高原鼠兔洞穴数量与其栖息地植被分布格局的GIS分析

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是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关键种,其生境利用特征对高寒草甸植被保护的影响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我们于2008年9月在四川省石渠县云波沟面积为44 km2的研究区域内进行了高原鼠兔有效洞穴数量样线调查.该地区一直以来放牧压力较小,2006年起执行国家西部退牧还草政策后.放牧完全停止.调查期间共完成样线7条,总长度19 km,获得取样单元2,423个.根据中巴资源2号卫星2008年9月18日拍摄的遥感图像计算并提取研究区域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数据.利用石渠县地形数字地图建立数字高程模型计算坡度.用Bonferroni z检验比较取样单元内鼠兔洞穴数量与NDVI以及洞穴数量与坡度间的相互关系发现:NDVI值较低区间(0.1-0.3)内鼠兔洞穴数量显著低于理论预期值,中等NDVI值区间(0.3-0.4)内鼠兔洞穴的数量与理论值没有显著差异,而NDVI值较高区间(0.4-0.6)内,鼠兔洞穴的数量显著高于理论预期.回归分析结果表明:NDVI与洞穴数有显著正相关的线性回归关系y=16.50x+0.87(R2=0.78,P<0.001);鼠兔有效洞穴数量和坡度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R2=0.04,P=0.441).因此,我们认为在无家畜竞争的自然环境中,栖息地植被的质量是影响高原鼠兔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高原鼠兔有选择地利用植被较好的生境而避免使用植被过度退化的生境,这种利用方式在客观上防止了栖息地植被的过度破坏.     

高寒地区大嘴乌鸦春季集群与活动规律

在2004年春季,对高寒地区大嘴乌鸦（Corvus）的集群与活动规律进行了调查研究,共设置了35个有代表性的样线。大嘴乌鸦的集群大小以小规模为主,特别是以配对的形式进行繁殖活动（占46％）,平均每群（±SD）1．9±1．1只。大嘴乌鸦栖息的生境类型主要划分为电线杆生境、住宅区生境、土堆．矮桩生境、树林生境和草地生境等,其中大嘴乌鸦在住宅区生境、土堆-矮桩生境中的集群具有多样化的形式。显示出它们特有的反捕食策略和取食特性。在大嘴乌鸦3种主要的活动中,觅食行为主要集中在中午一段时间（12：00-14：00）,飞行行为高峰在下午（16：00-17：00）,上午活动比例最高的是停息行为（07：00～12：00）。这些都说明了它们长期地对高寒环境的适应性。     

四川西部石渠地区夏季藏狐巢穴选择的生境分析

通过对四川石渠地区夏季藏狐洞穴生境选择的研究 ,以水源距离、洞口朝向、坡向、坡度、坡位、植被类型及鼠兔和鼠类洞穴等 7项指标为变量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收集到的 5 4个藏狐洞穴样本进行了分析。主成分分析在 4个主成分下达到 85 %的显著性。在第一主成分中水源距离、坡度和坡位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在另外 3个主成分中鼠类洞穴数量以及植被类型两变量也非常重要。聚类分析显示 ,5 4个洞穴样本在 3个水平上聚成 5类。藏狐易于选择草甸地带 ,中缓坡和低坡位 ,坡向多为阳坡或半阳坡 ,水源距离小于5 0 0m的地方筑巢 ,其穴口朝向多位于 135°～ 36 0°之间。此外 ,鼠兔和鼠类洞穴在藏狐洞穴样方内的出现 ,但数量变异较大 ,揭示小型哺乳动物和藏狐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通过对四川石渠地区夏季藏狐洞穴生境选择的研究 ,以水源距离、洞口朝向、坡向、坡度、坡位、植被类型及鼠兔和鼠类洞穴等 7项指标为变量 ,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收集到的 5 4个藏狐洞穴样本进行了分析。主成分分析在 4个主成分下达到 85 %的显著性。在第一主成分中水源距离、坡度和坡位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在另外 3个主成分中鼠类洞穴数量以及植被类型两变量也非常重要。聚类分析显示 ,5 4     

基于粪便DNA 的藏狐微卫星位点筛选及个体识别

藏狐是我国青藏高原东部多房棘球绦虫和石渠棘球绦虫最主要的野生动物终末宿主。棘球绦虫会导致一类称为棘球绦虫病的致死性人兽共患疾病,青藏高原东部牧区是该病重要的流行区。因此作为终末宿主,评估藏狐种群的棘球绦虫感染率对于该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意义明显。而要获取这方面信息,首先必须了解藏狐的种群数量。为此,我们基于非损伤取样的原则,使用藏狐新鲜粪便作为研究材料,从已发布的藏狐及近缘种的48个微卫星位点中筛选了11 个用于藏狐粪便DNA 多态性分析。对2011 -2012 年7 -8 月间收集的128 份有效藏狐粪便样品(2011 年68 份,2012 年60 份)进行特异性PCR 扩增,并用琼脂糖凝胶电泳和荧光引物标记法进行基因分型,根据各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计算出各位点的基因型数(N),期望杂合度(He )、观测杂合度(Ho)、多态信息含量(PIC)以及不同个体基因型相同概率值(PI)。结果发现,各位点N 介于4 - 7,H e为0.66 - 0. 80,H o为0.17 -0.68,PIC 为0.5496 - 0.7623。11 个位点的累积PI 值满足个体识别的需要(PIbiased = 1. 283 × 10 ^{- 11} ;PIsi bs =7.572 × 10 ^{- 5} )。但是,由于粪便DNA 质量差异较大,不同位点的扩增成功率差异较大(0.176 - 0. 926)。我们发现,按照扩增成功率由高到低排列,前6 个微卫星位点(P03,CXX172,CPH6,CPH8,P01i,P08)的扩增成功率均超过0.6,且累积PI 值小于0.004 (PIbiased =2.775 × 10 ^{- 7} ;PIsibs = 3. 606 ×10 ^{- 3} ),表明这6 个位点可以对藏狐进行个体识别。因此,针对本研究的数据,制定了如下的个体识别原则: (1)只有粪便DNA 至少成功扩增出前6 个微卫星位点的样品可以进入下一步分析; (2)所有位点的信息均相同的两个样品被认为是来自同一个体;(3)保险起见,如果仅有一对位点信息不相等,此两个样品依然被判定来自同一个体。在此基础上,我们从2011 年样品中识别出30 个藏狐个体,从2012 年样品中识别出21 个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