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无人机遥感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藏野驴种群数量及生境时空变化研究

藏野驴（Asinus kiang）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我国一级野生保护动物。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是藏野驴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国家公园的重要职能,准确了解藏野驴的种群数量及栖息地变化无论是从野生动物保护还是从国家公园建设指导来看均具有重要意义。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研究区,利用无人机遥感技术开展藏野驴种群数量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利用选择指数与因子分析揭示藏野驴的生境选择偏好,识别其适宜栖息地范围。并深入探讨近20年藏野驴适宜栖息地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无人机可以有效识别藏野驴个体,在调查样带内共发现藏野驴252头,经过推算2017年春季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共有藏野驴20989头。（2）藏野驴倾向于选择距居民点1 km以外,距道路1-3 km范围内,距水源1 km以内,且植被覆盖度介于0.4-0.8之间的坡度小于5°的平坦区域做为栖息地。（3）2000-2018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内的藏野驴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330.76 km²,达到4747.10 km²,面积占比增加1.73%,达到了24.85%。这主要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协同作用下导致的水体扩张与植被覆盖度增加驱动的。此外,虽然道路的扩张仅限制了小面积的适宜栖息地增加,但可能造成栖息地连通性下降等更为严重的后果。本研究证明了无人机遥感技术在青藏高原等开阔区域进行野生动物调查及栖息地研究的可行性与优势,相关技术方法与研究成果可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参考与支撑。     

广西扶绥南山洞新发现的人类化石和蒙古野驴化石——末次冰期华南气候变化的哺乳动物化石新证据

广西扶绥县南山洞发现人类化石及哺乳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包括2枚智人牙齿化石,分别是左下第三臼齿和右下第二臼齿,其形态特征与广西其他山洞发现的智人化石相似,归入晚期智人。哺乳动物化石多为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时代属更新世晚期。该地点新发现的蒙古野驴化石属华南晚更新世动物群的首次发现。南山洞所有化石发现于洞内浅褐色砂质粘土中,堆积物第二层钙板层的铀系年龄为30—40ka。蒙古野驴的出现暗示中国南方大陆可能在末次冰期出现过干冷的气候环境。     

藏黄牛β-乳球蛋白基因启动子部分序列特征

目的:阐明藏黄牛、牦牛、中国荷斯坦牛β-乳球蛋白(β-Lg)遗传变异体在乳中表达差异的分子基础。方法: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确定乳中β-Lg遗传变异体及其相对表达量,然后利用PCR方法扩增β-Lg启动子部分序列(375bp)并直接测序。结果:在杂合型β-Lg个体中,中国荷斯坦牛乳中β-Lg A的相对表达量(63.7±2.9%)均一致性地高于β-Lg B,而藏黄牛乳中二者比例十分接近,但个体差异差异较大。16个测序样品中共检测到13处碱基突变,其中有5处为牦牛特异的。另外,在牦牛β-Lg启动子-452与-453之间,还存在一个插入碱基。结论:β-Lg启动子-430碱基在中国荷斯坦牛中表现为等位基因特异的,而在藏黄牛中无等位基因特异性。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蒙古野驴的数量、分布和保护对策

20 0 0年 7月中旬至 8月上旬 ,大批蒙古野驴从蒙古共和国进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境内。 2 0 0 0年 9月对该地区蒙古野驴的数量、分布和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考察 ,发现蒙古野驴主要活动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中蒙边境沿线的梭形狭长地带。蒙古野驴活动区东端最南点在乌拉特中旗敦德乌素嘎查 (42°1 7′N ,1 0 8°3 0′E) ,距边境 2 3km ,西端最南点在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图嘎查以西 (42°0 8′N ,1 0 6°3 6′E) ,距边境 1 2km。活动区中部的南限在北纬 42°0 1′,距正北方边境 44km ,活动区面积约 5 3 80km2 。根据样带法调查计算估计该分布区蒙古野驴总数约在 1 1 40 0头左右。目前蒙古野驴种群在该地区的分布尚未完全稳定。密集的人口 ,有限的食物资源和偷猎是影响蒙古野驴种群在该分布区稳定生存的主要因素     

长江源区同域分布兔狲、藏狐和赤狐的时空重叠度

兔狲(Otocolobus manul)、藏狐(Vulpes ferrilata)和赤狐(V. vulpes)是青藏高原三江源区域分布的重要小型食肉兽。本研究于2014年6月至2019年9月在青海省长江源区沱沱河和通天河沿岸选取208个位点布设红外相机, 通过所获取的时空分布数据比较了上述3种同域分布小型食肉兽的时空利用情况。通过空间重叠度系数的比较分析, 兔狲和藏狐、兔狲和赤狐以及藏狐和赤狐之间的空间重叠度系数分别为0.25、0.48和0.17, 这表明兔狲、藏狐和赤狐三者在空间利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 兔狲和藏狐属典型的昼行性动物, 而赤狐以夜行性活动为主。兔狲、藏狐和赤狐每个物种在冷暖两季的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分别为0.83、0.78和0.88。两两比较分析表明, 兔狲和藏狐二者的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最高(0.84), 兔狲和赤狐在夜间活动时段存在一定重叠(0.63), 而藏狐和赤狐的时间生态位分化最明显, 重叠指数最低(0.48)。此外, 在暖季, 两两物种之间的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均小于其冷季的重叠指数。综上所述, 长江源区兔狲、藏狐和赤狐3种小型食肉兽可通过空间和时间资源的利用差异来降低物种间的干扰和竞争, 从而达到同域物种共存的目的。     

川西与藏东南地区杜鹃花属植物及其分布的比较研究

通过青藏高原的川西地区与藏东南地区杜鹃花属植物类群及其数量、地理分布型与垂直分布格局的研究,借助比较生物学的研究方法,揭示这两个重要区域分布的杜鹃花属植物类群及其分布格局的异同。结果表明:青藏高原东部区域的川西地区杜鹃花属植物具有较原始类群多、较高分类等级多、大类群多并与我国东部和狭义横断山联系较广泛的区系特征,类群及其特有种的垂直分布重心较低; 而青藏高原南缘区域的藏东南地区具有较进化类群多、较低分类等级多、小类群多、特化强烈并主要与狭义横断山有较密切联系的区系特征,类群及其特有种的垂直分布重心较高,且两地间近缘类群垂直替代现象明显。有关特征和现象与白垩纪晚期杜鹃花属起源地的温润气候、第三纪渐新世前后高原漫长的渐进抬升和第四纪高原的迅速隆升及其多次冰川的进退等三个地质历史节点和事件具有密切关联并相互对应。从而揭示了在共同的生物地质历史背景下,我国杜鹃花属植物地理区系及其垂直分布特征由东至西的趋异化过程与性质,并据此提出了在幅员广阔的中国—喜玛拉雅这个现代杜鹃花属植物分布中心内,可勾勒出三块具有明显分异的核心分布区,即川西—滇东北区、滇西北—滇西区、藏东南—藏南区。     

藏中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微生物活性变化

微生物几乎参与土壤中的一切生物及生物化学反应,土壤微生物活性可较敏感地反映土壤中生化反应的方向和强度,是探讨重金属污染生态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野外调查与采样和室内分析,研究了藏中矿区重金属污染对土壤酶活性、基础呼吸、代谢商(qCO2)和可矿化N的影响。结果表明,矿区土壤受重金属Cu、Zn、Pb、Cd不同程度污染,使得土壤酶活性、可矿化N受到抑制,基础呼吸和qCO2则受到刺激。逐步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在Cu、Zn、Pb、Cd复合污染条件下,矿区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对土壤微生物活性的影响是复杂的;主成分分析表明,土壤总体微生物活性指标能较好地反映拉屋矿区土壤重金属复合污染状况,可作为藏中矿区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及量化分类的有效指标。     

藏鹀的自然历史、威胁和保护

藏鹀(Emberiza koslowi)是我国青藏高原东部的特有珍稀鸟种,目前关于它的资料非常匮乏.为了解藏鹀的分布、数量和基本生活史特征,促进对于该物种的有效保护,自2005年起以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白玉乡为中心对藏鹀进行了持续6年的观察,并针对其面临的威胁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结果显示,藏鹀主要分布在青海的玉树、果洛和四川的阿坝一带海拔3 500～4 700 m范围内的适宜栖息地,该分布区比原有认知更靠东北,更为狭小且海拔更高.用样线法开展的藏鹀数量监测,在7.4 km2的调查范围内记录到一个18 ～33只的稳定种群.此外,还对藏鹀的筑巢、育雏和争斗等行为进行了详细描述.食肉动物的捕食、冬季食物缺乏和牲畜踩踏鸟卵是藏鹀面临的最直接威胁.通过持续监测、与当地牧民协商、建立保护小区并开展有针对性的保护,藏鹀种群趋于稳定.     

白花假龙胆的组织培养

1　植物名称　白花假龙胆 (Ｇｅｎｔｉａｎｅｌｌａａｌｂｉｆ ｐｒａ)。2　材料类别　野生品种白花假龙胆的胚轴、幼叶及未成熟种子 (采自青海省海北州 )。3　培养条件　 (1 )诱导培养基 :选用ＭＳ、Ｂ5和Ｎ6三种培养基。培养基以ＭＳ为基本培养基 ,分别附加不同激素浓度组合 :① 2 .4 Ｄ 3 .0ｍｇ·Ｌ- 1(单位下同 ) ;② 2 .4 Ｄ 1 .0 +ＫＴ 2 .0 ;③ 2 .4 Ｄ 2 .0+ＫＴ 1 .0 ;④ 2 .4 Ｄ 3 .0 +ＫＴ 1 .0 ;⑤ＮＡＡ 0 .5 +6 ＢＡ 0 .2。 (2 )继代培养基 :ＭＳ +2 .4 Ｄ 2 .0ｍｇ·Ｌ- 1+ＫＴ 0 .8ｍｇ·Ｌ- 1 。 (3 )分化培养基 :ＭＳ +…     

亚洲野驴生态生物学研究现状

亚洲野驴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08年《IUCN红色名录》将其列为濒危物种.自19世纪中期,由于人类活动干扰,分布区日益缩小,全球范围内亚洲野驴均处于濒危状态.为有效保护该物种,众多学者针对亚洲野驴生态生物学开展了大量研究.本文从形态描述与分类、分布与种群数量、社群和领域行为、栖息地选择、觅食生态、繁殖生态、行为时间分配与活动节律、濒危原因与保护对策等方面对亚洲野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并就亚洲野驴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出3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