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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内涵、核算框架与实施条件——统计视角下的设计与论证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当前实践,对GEP的内涵和核算框架进行理论论证,以期为GEP的后续应用开发提供基本规范。(1)辨析当前GEP已有定义,提出了经过优化的GEP定义:特定时期内一区域生态系统为经济生产和人类其他活动提供的最终产出价值,具体包括生态供应品、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三个组成部分。(2)确定GEP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应用价值:辅助GDP评价区域发展业绩;为区域生态补偿提供标准。(3)参照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原理,设计出一套生态系统供应品和服务供给表和使用表,在此基础上生成了规范的GEP核算表和核算方法。(4)将框架设计落实到GEP核算实施层面,提出了后续需要考虑的相关分类体系、关键节点、实物和价值核算方法设计等重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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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流域生态需水核算 总被引:19,自引:2,他引:17
从生态系统角度分析了生态需水内涵和生态需水与生态用水概念的差别。探讨了海河流域自然陆地、河流、湿地、城市 4种生态系统类型生态需水核算方法 ,并对其生态需水量进行了核算。大气降水首先被天然植被利用后形成地表径流 ,才能被人类管理利用来满足经济水量和生态水量需求。从水资源管理来说 ,河流、湿地、城市等生态需水来源于径流性水资源可称为狭义生态需水 ,而包括利用降水性水资源的天然植被生态需水在内的全部生态系统生态需水可认为是广义的生态需水。狭义生态需水是水资源管理及生态需水研究和关注的重心。研究结果表明 :海河流域河流生态需水 31.6 4× 10 8m3,占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的 12 % ;湿地生态需水为 34.31× 10 8m3,占 13% ;城市生态需水量 10 .83× 10 8m3,占 4 .1% ,3项合计占径流总量的 2 9.1%。生态需水量是一个动态的值 ,随生态保护目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核算结果必然发生变化 ,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状况不同 ,也存在最大、最小生态需水量的阈值问题 ,此类问题需今后进一步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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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生态服务价值的农业绿色GDP核算——以安塞县为例 总被引:23,自引:0,他引:23
将传统GDP绿色化,也就是“绿色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和探索的热点。从微观层面对农业生产进行绿色GDP核算,认为农业绿色GDP不仅包含传统的产品价值,还应包括农业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并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农业绿色GDP=农业常规GDP+农业生态GDP”的公式核算了安塞县的绿色GDP。结果表明:(1)安塞县2000年的农业生产总值为29187万元,减去中间消耗为18972万元;(2)若考虑农业生态环境代价,则农业生产产值仅为6272.30万元,是农业常规GDP的33.06%,农业常规GDP背后至少隐含着66.94%的农业生态环境代价;(3)应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替代工程法、影子价格法等核算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为504218.37万元,把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作为农业系统的间接产出,则该县2000年的农业绿色GDP为510490.67万元。安塞县农业经济的获得背后至少有66.94%生态环境代价是依靠其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来提供和补偿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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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在建立关中渭河平原区理论和可实现单产模型的基础上,以乡镇为研究单元,计算了礼泉县理论产能、可实现产能和实际产能.结果表明,2008年礼泉县理论产能为39.60万t,可实现产能为29.82万t,实际产能为18.69万t;理论单产为19071 kg·hm-2,可实现单产为14745 kg·hm-2,实际单产为9042 kg.hm-2;理论利用强度为0.764,可实现利用强度为0.639;理论利用潜力为4376 kg·hm-2,可实现利用潜力5115kg·hm-2.礼泉县三大产能在空间上差异明显,理论单产、可实现单产和实际单产在空间上从南向北呈现差异明显阶梯状分布,南部乡镇单产最大、中部乡镇单产居中、北部乡镇单产最小.造成单产差异明显的原因是区域的地形地貌、土壤类型、投入水平、技术等,未来南部和中部的各乡镇是该县粮食增产的重点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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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中的矿物质材料开发利用活动不仅导致大量碳排放,也产生了碳吸收.以往建筑矿物质材料的碳吸收过程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科学量化.本研究采用遥感影像阴影高度反演技术,提取地块的建筑容量,识别建筑类型,以此为依据确定矿物材料用量及碳含量参数,采用热重分析法测定碳化率,基于以上步骤构建城市建筑碳汇量的核算方法,并选取沈阳市蒲河新来测试这一核算方法,同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 1996—2016年,沈阳市蒲河新城各类型建筑产生的碳汇总量依次为:居住建筑>公共服务建筑>其他类建筑>商业金融建筑>工业建筑;各类建筑用地的碳汇容积率依次为:商业金融建筑>居住建筑>公共服务建筑>其他类建筑>工业建筑.本研究构建的基于建筑容量提取的城市尺度的建筑碳汇量核算方法,可以快速准确地估算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无机材料产生的碳汇量.在城市自然碳汇有限条件下,利用建筑碳汇增加城市碳汇量,能够为我国城市低碳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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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必要措施,也是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福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具有“山、海、城”特色的生态系统价值核算体系,对2015和2018年福州市GEP进行核算,从时空变化角度对福州市GEP进行对比。结果表明: 2015、2018年福州市GEP分别为9205.92、10472.42亿元,人均GEP分别为13.02、14.39万元,生态产品供给服务价值分别为941.81、1102.61亿元,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分别为6364.20、5988.51亿元,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分别为1899.91、3381.3亿元。与2015年相比,2018年福州市GEP增加1266.50亿元,增幅为13.8%,主要得益于生态产品供给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的增加。然而,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减少375.69亿元,降幅为5.9%,主要源于气候调节、水流动调节和水质净化服务价值的减少。福州率先探索建立一套具有山、海、城特色的核算体系,可以为福建省其他城市及我国其他地区的核算工作提供“福州样板”,同时助推建立生态价值实现的长效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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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系统近40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总被引:7,自引:0,他引:7
基于排放因子法构建了包含种植业和牲畜养殖业的农业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系统核算了1980-2020年我国全国尺度上的农业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变化趋势,并在区县级尺度下对1980、2000、2011年的中国农业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算,对比不同阶段农业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变化的时空异质性规律。研究发现:1980-2020年我国农业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呈波动增长趋势,增长了近46%。CH4是农业系统排放贡献最大的温室气体,占总排放量的47.33%。我国农业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与不同地区农业生产方式有关,CH4排放量高的地区主要位于我国主要水稻产区以及旱地作物产区。CO2排放量高的地区主要位于东北、西北等地区以及华东地区。N2O排放量较高地区主要位于西北的主要畜牧养殖地区,以及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中南部地区。研究有助于揭示我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特征,现状规律,以及空间差异性特征,从农业减排角度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科学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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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基于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理论框架,通过对骨外科手术项目的核算评价得出各种手术的综合排名,为医院准确量化医生工作、合理分配绩效工资提供技术支持。方法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以及专家咨询法甄选出所需的55种骨科手术项目,并将所得到的手术项目加入到德尔菲咨询表中,利用Delphi法对咨询表中手术项目的“工作投入程度”“执业成本投入程度”和“风险程度”进行分别考量并给出相应分值。结果 通过对骨科手术项目的两轮Delphi专家咨询后,Kendall协调系数大于0.7,可判断专家咨询意见趋于集中。结论 研究的结果产出,对医院骨科医生的工作量进行了科学、准确的评价,能够为医院的医生绩效考核工作提供至关重要的技术支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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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碳排放核算——以广东省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区域碳排放核算是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与碳排放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于2010年出台《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是以区域开发程度、资源环境基础和未来开发潜力为依据,县域为基本单位的区域规划方案,这为区域碳排放核算和配额分配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鉴于县域的能源数据不够完善,基于经济、人口、省级能耗量等数据构建了适用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并确保各主体功能区的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碳排放量都与该省的总碳排放量和分部门的一一对应相等。以中国广东省为案例,对其四类主体功能区在2005—2015年间的碳排放情况进行核算分析。研究发现:四类主体功能区的碳排放总量与经济总量呈现高度正相关性;四类地区中碳排放量从大到小依次为优化、重点、农产品、生态开发区。碳排放强度最大的为生态开发区,其次是重点开发区,农产品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的碳排放占全省比值达86%,都应作为未来节能减排措施的最主要的作用对象,需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扩大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农产品开发区和生态开发区应加快发展循环农业,有机低碳农业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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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核算模型及应用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生态承载力核算是进行保护地科学保护和有效利用的重要基础。多类型保护地是多种类型的保护地分布集中、相邻相连、交叉重叠的地理空间。研究将多类型保护地功能空间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对应,划分为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游憩空间,在此基础上将多类型保护地生态承载力定义为生态系统在这四类空间中维持其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能力,并将其划分为自然基础承载力、社会经济活动承载力以及游憩承载力,构建了适用于多类型保护地的生态承载力核算框架模型。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为案例区,进行了生态承载力核算。研究能够为多类型保护地经济建设规模、结构与布局优化调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