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三生”空间演变及优化——德庆金林水乡的案例实证

以德庆县金林水乡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空间统计法,选取2000、2008年和2018年3个时段分析旅游发展对山岳型乡村旅游地"三生"空间的影响,并探讨了金林水乡"三生"空间的发展瓶颈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1)旅游开发前,金林水乡土地结构与用地功能单一且呈片状分布;村落呈现传统乡村风貌,基础设施不健全;空间形态变化稳定,扩张缓慢。(2)旅游开发后,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化,出现新型复合用地;土地功能利用复杂化,以服务旅游业为主;村庄景观风貌现代化,生活空间更加宜居。(3)旅游开发前后对比可得,土地平面占地规模化,空间用地以居民点为核心,呈圈层状向外围扩张;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互转化,乡村聚落重构特征较为显著;村落景观风貌的变化较大,呈现城镇化趋势。(4)金林水乡"三生"空间演化与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生产用地效率不高,生活用地质量较低,生态空间不断萎缩,在旅游产业发展上表现为旅游产品单一且缺乏创新,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等。为此从生活空间的提质、生产空间增效、生态空间保护、旅游产业创新以及土地利用五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与植被活动之间的时空相关性

利用时间序列NDVI数据和统计资料,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研究城市化与植被生长活力之间的时空相关性.在总体上,NDVI与人口和GDP之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性;空间相关场进一步表明,在人口和GDP分布较高的地区,植被的生长活力越低,相关系数均在-1.0～0.5之间.选择地市行政单元为研究粒度,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单位面积NDVI与城市化率之间相关性的演变,结果表明,在时间序列上负相关性越来越强,两者之间有明显线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未达到双赢.     

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

剖析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不仅有助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而且为城市用地结构优化、城市景观规划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以快速城市化的中型城市—扬州市为例,利用多期(1995、2000、2005、2010年和2015年)Landsat卫星影像、乡镇水平的扬州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景观格局分析、增强回归树(Boosted regression trees)等方法,研究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形态及景观格局,定量探究地理、社会和经济因子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机制,从而明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995—2015年,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填充式(Infilling)、边缘式(Edge-expansion)和跳跃式(Leapfrog)3种扩张模式在各时段均有出现,但其优势度随着城市发展而改变。建设用地的形态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经历着"集聚"和"扩散"的交替变化过程,景观格局则出现了同质化倾向,景观破碎化下降、聚合度增加。地理因子(海拔和到县市中心的距离)对景观格局的综合影响虽然高于社会经济,但它的影响力却随着城市发展呈现出下降趋势,社会经济的作用则逐渐增强。海拔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会促进景观的破碎化、抑制景观的集聚;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促进景观的集聚、降低景观的破碎化;其余因子(到县市中心的距离、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占比)的作用则随城市的发展而发生转变,如人均GDP对景观破碎化的作用表现为"促进→抑制"的转变、第二产业则为"抑制→促进"。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陕北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的影响

基于陕北地区1990、200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运用单位面积生态系统价值当量因子法、格网法、探索性空间数据法（ESDA），分析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规律，探讨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对ESV的影响。结果表明：（1）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效果显著，工程实施后共有297066.15 hm2耕地转化为林地和草地，林草覆盖率由57.33%增长至60.50%。（2）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得陕北地区ESV得到了显著提升。25年间陕北地区ESV共增加了32.82亿元，ESV在工程实施后比工程实施前多增加了5.93亿元，增长主要源于退耕引起林地和草地面积的增加。（3）ESV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南高北低”分布格局，并表现出正向的集聚性和依存性，ESV热点区和冷点区集聚效果明显，热点区集聚与林地、草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冷点区集聚与未利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4）受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影响，陕北地区中部中等等级和次高ESV分布区域逐渐增大、次热点区空间集聚性逐渐增强，北部次低等级和低等级ESV分布区域逐渐减少、冷点区空间集聚性逐渐减弱。整体而言，陕北地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和ESV的增减变化与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时间上相呼应、在空间上相匹配，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使得陕北地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ESV得到了显著提升。     

祁连山典型流域谷地植被斑块演变与土壤性状

植物群落演变与土壤性状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过程研究对于认识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对祁连山谷地灌丛草甸退化演变过程中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土壤物理和化学性状特征、及土壤与植被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祁连山谷地阴坡林线以下较小的空间范围,植被斑块由金露梅群落向金露梅-马蔺群落斑块和马蔺群落斑块演变,植被盖度降低,但物种多样性增加.不同植被斑块之间土壤水分有显著的梯度变化,土壤水分的变化导致植被的退化演替.植被斑块的演变导致土壤性状的明显分异,从金露梅灌丛斑块向金露梅-马蔺群落斑块和马蔺群落斑块演变,土壤容重显著增加,土壤团聚体组成由大粒级的大团聚体(》1mm)破碎为小粒级的大团聚体(1-0.25mm)和微团聚体(《0.25mm),团聚体稳定性降低,表明土壤结构的退化;土壤有机碳含量下降了31.2%和55.9%,干筛各粒级土壤团聚体中有机碳含量金露梅-马蔺群落斑块和马蔺群落斑块显著低于金露梅斑块,土壤团聚体平均重量粒径与有机碳含量存在显著相关,植被退化演变中土壤有机碳的损失部分地由于团聚体的破碎引起;土壤全氮和有效氮不同斑块之间也有显著的差异,植被斑块退化演变使氮的有效性降低;但磷、钾养分对植被变化的响应不敏感.植被的退化演变使土壤团聚体破碎、土壤结构退化,有机碳和全氮含量下降,使其抗侵蚀能力和水源涵养功能显著降低,又进一步加速植被的退化演替.在气候变暖的趋势下,马蔺斑块将进一步向林线逼近,灌丛草甸植被将会进一步退化和萎缩.     

《自然》：发现压力促使细胞演变成肿瘤信号途径

来自霍德华休斯医学院。复旦大学生科院复旦一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Fudan-Yale Center for Biomedical Research）等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压力促使细胞演变成肿瘤的信号途径，这项研究描述了癌症控制人体的一种全新的途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治疗这种致命疾病的新方法。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自然》在线版上。     

人与食物关系的演变与食育研究

食育是以营养健康知识为载体，进行道德、文化、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引导与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行为和习惯养成的儿童群体，食育行动需以传播食育知识为基础目标、以掌握食育技能为具体目标、以养成正确观念为最高目标。     

基于价值评估的黄山市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评价与分析特定区域的生境质量及其时空变化对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研究区，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模型、基于NPP与NDVI的生境质量指数评价、InVEST生境质量评价模型、空间分析等模型与方法对黄山市1987-2017年生境质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1987-2007年，黄山市生境质量总值持续下降，2017出现回升，但生境受到的威胁仍增加，生境最优区为北部太平湖区域，生境质量低值主要分布在各县区主城区；生境质量栅格等级变化以4等级转变为3等级为主。（2）1987-2017年，黄山市105个乡镇（街道）中有84个乡镇（街道）生境质量有所下降，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北部环太平湖区域的乡镇为生境质量"高高"型聚集区及热点区域，屯溪区、徽州区南部、歙县、休宁县主城区的各镇为生境质量"低低"型聚集区及冷点区域。（3）黄山市城市发展对生境质量影响较大，大体上距离城市中心点越近的圈层，生境质量越差；距离黄山市旅游中心点10-20、30-40、40-50 km的3个圈层形成生境质量低值点，为旅游与城区互助发展的结果；黄山市旅游与生境质量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强，旅游设施、景区核密度越高，低等级生境质量占比越高。     

在传染病患者发热时降温措施的选择

人之所以会发热是由致热源与非致热源两种情况所致。临床上最常见的是致热源所致的发热。与人体有关的热源有病原体致热源,类固醇致热源与组织致热源等。这些致热源先激活中性粒细胞与单核细胞,使其释放出白细胞致热源,而白细胞致热源可直接作用体温调节中枢,使热敏神经的阈值升高,调定点上移从而兴奋产热中枢,抑制散热中枢,使体温升高而引起发热。因此,发热是疾病的信号,它反映机体病变的存在和暗示病情的演变过程,发热是传染病最为突出的症状之一,临床上可作为诊断、治疗、观察疗效和预后的重要参考资料。     

Evolution of C4 Phosphoenolpyruvate Carboxylase： Enhanced Feedback Inhibitor Tolerance Is Determined by a Single Residue

Dear Editor, Phosphoenolpyruvate carboxylase （PEPC） is the essential enzyme for initial carbon fixation in C4 photosynthesis. The C4-PEPC evolved from a non-photosynthetic C3 ancestor by subtle sequence changes resulting in distinctly different kinetic and regulatory characteristics （Svensson et al., 1997）. Malate and aspartate, which are formed from the carboxyla- tion product of PEPC, serve as feedback inhibitors of the PEPC （Wedding et al., 1990）. Higher malate or aspartate concen- trations during C4 photosynthesis require a reduced sensitiv- ity towards the feedback inhibitors of the C4-PEPC （Jacobs et al.,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