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脆弱性——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小的生计单元,面临着多重压力的冲击,这些压力不仅加剧了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威胁到该区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当前亟需准确评估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为制定可持续的生计政策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利用入户调查数据,评估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分析了多重压力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过程。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子女学费开支高和自然灾害三种生计压力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的影响最为剧烈,经济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频繁的压力类型,但自然压力对该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影响最大;（2）经济示范区农户的生计敏感性最高,重点保护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低;（3）重点保护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经济示范区次之,恢复治理区最低,自然压力冲击下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最高;（4）不同类型的生计压力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路径不同,自然压力通过影响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本、社会压力通过影响饮水条件与社会资本、经济压力通过影响家庭抚养比与金融资本来影响生计脆弱性,生计压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承担着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的重要任务,农户作为该区最重要的生态保护主体,面临着多重风险的冲击,其对生计风险的多维感知不仅会影响其生产行为决策,更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急需准确地了解农户的生计风险多维感知及影响因素,为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借鉴。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多维度生计风险感知测量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并采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家庭发展需求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且重点保护区农户面临环境风险、家庭发展需求风险、政策风险的比例均显著高于恢复治理区和经济示范区农户。②农户对家庭发展需求风险的熟悉性、自愿性、持续性感知均最高,对健康风险的恐慌性、严重性及可能性感知均最高,对社会风险的可控性感知最高。其中,重点保护区农户对政策、市场及健康风险的可控性感知均高于其他区域。③人力资本对可能性感知、严重性感知、恐慌性感知、熟悉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物质资本对自愿性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农户防范生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生态治理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差异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政策工具被认为是政府为解决某个公共问题采取的具体手段或措施,一项政策可以视作目标和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同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刺激程度不同,进而导致不同的政策效果。分离不同政策工具的影响,可为工具选择和政策优化提供科学参考。以盐池县为例,利用基于该县1983-2017年内出台的316份生态政策文本构建的政策工具数据集和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定量研究了强制型、混合型和自愿型三大类政策工具及十种子工具对农户耕作、放牧、造林3种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影响具有时效性,一般在政策出台后2-3年内影响最大,随后逐渐减小并消失,影响持续时间为7-10年。（2）总体来看,政策工具对农户行为的冲击力度较小,冲击范围在0-0.30之间,说明农户行为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3）10年累计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强制型、混合型、自愿型,其中直接提供和规制两种子工具的影响最大。放牧行为受到政策工具的刺激最大,耕作行为次之,造林行为最小。（4）直接提供工具对耕作行为具有最大正向影响,最大冲击为0.30;规制工具在短期内抑制牲畜数量增长,而直接提供和补贴工具促进牲畜数量增长,且由于冲击曲线存在正负波动,说明政府与农户在牲畜养殖上存在长期博弈;只有规制工具对造林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说明造林更多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建议充分利用政策工具的短期效应,凸显政府角色,及时做好政策效果评估工作,调整工具组合,助力生态目标的实现。     

平衡施肥及雨强对紫色土养分流失的影响

利用人工降雨装置模拟3种不同强度的降雨,采用模拟径流小区,研究了四川紫色丘陵区玉米净作条件下雨强及平衡施肥对土壤养分损失量及载体的影响.结果表明:雨强是影响地表径流量、径流总量及土壤侵蚀量的最主要因素.在小雨强条件下,无地表径流及土壤侵蚀发生;随着雨强的增大,地表径流量、径流总量及土壤侵蚀量都急剧增加.磷素和钾素流失总量也随雨强的增加而增加,而雨强对氮素流失的影响不大.在3种雨强条件下,3种施肥处理的氮素流失总量表现为:高氮施肥>农户习惯施肥>平衡施肥,平衡施肥能减少氮素流失,而高氮施肥增加氮素的流失.农户习惯施肥处理的磷流失总量和钾流失总量均高于平衡施肥和高氮施肥两种施钾处理,在紫色土坡耕地增施钾肥能减少磷、钾养分的流失.     

户级水平大田作物多样性与经济关系分析

以昆明市官渡区双哨乡双桥自然村为调查点 ,采用参与性生物多样性评估 (ParticipatoryBiodiversityAp praisal,简称PBA)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该村 1 0 0户农户的调查分析表明 ,在 1 0 0户农户利用大田作物品种作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有 94户 ,利用的大田栽培物种 1 8个 ,品种 5 2个。农户利用品种的数目与家庭种植业收入存在相关性 ,以利用 7个品种的第 7类农户的种植业收入较高 ,是农户平均种植业收入的 1 5倍 ,同时第 7类农户间利用品种的搭配模式不同 ,农户间的经济效益也不同 ,最佳模式为红大烟 鲁三 2号 五月桃 83-1 脱毒洋芋 小甘蓝莲花白 蚕豆 ,农户间持有和利用品种的相似性较小 ,而差异性和多样性较大     

基于生态经济分区的土壤质量及其变化与农户行为分析

通过1980年土壤普查数据和1999～2000年土壤质量调查和地下水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和空间计算,看出土壤质量变化在空间上存在较大的空间变异性;在综合自然、社会经济信息,对曲周县进行的生态经济综合分区基础上进行农户调查,对各分区土壤质量状况及其变化以及不同分区之间农户行为差异的分析表明：农户主要通过种植行为选择和经营投人和资源利用等行为对土壤质量和环境产生影响。不同类型农户在种植行为选择和经营投入上有较大差别．     

不同地貌背景下民族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

基于2014年贫困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集对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对宁夏海原县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胁迫因子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海原县农户生计脆弱性总体较高且呈现地貌和民族差异化,平原区、河谷川地山间洼地农户生计脆弱性低于土石山区、黄土梁区和中山地貌区;回汉混居村农户生计脆弱性高于纯回族与纯汉族村.农户自身必要资产的缺乏和外部地理环境敏感性的胁迫是海原县农户生计脆弱的深层原因.生计结构不合理与生计方式单一导致生计脆弱性长期积累;地理环境的不易改变使扶贫资源的地区可进入性降低.农户生计应对能力的提高需建立明确的村级水权分配制度,实施教育贫困户对口帮扶,加大生计方式多元化转型的成本投入,开发村域连锁综合商品市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治理应把“公路村村通”建设放在“村村通工程”更突出的位置,坚持气象防灾和保险企业减灾相结合,开发农业生产保险系统.     

农户薪柴消费的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

农户薪柴消费变化对室内空气质量、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影响重大,论文构建了山区农户薪柴消费的理论模型,以重庆市典型区1015份农户调查数据为例,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人均薪柴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家庭能源消费中,商品能源和新能源的比重逐步增大,但薪柴依旧是农户普遍使用的能源类型,且消费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重高;通过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提高非农工资水平两种途径,非农就业能显著降低农户人均薪柴消费量;家庭电器数量增多、其他收入(政府补贴、亲戚帮扶等)增加、及替代能源(液化气、沼气、煤炭等)可获得性增强也能显著降低农户人均薪柴消费量,而户主年龄大、人均牲畜数量多及房屋离集市距离远的农户家庭的人均薪柴消费量高。提出了加快薪柴替代的措施。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适应意向——以甘南高原为例

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适应功效感知依次增强,且与非农户、纯农户相比,兼业户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均较高;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适应意向趋于增强;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而适应成本感知促使其产生消极适应意向.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乐观程度与积极适应意向发生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拥有量、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亲戚网及帮助网规模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个农户庭院经济的效益及其能流分析

一个农户庭院经济的效益及其能流分析方达福（湖北省阳新县农业环境保护站４３５２０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ｙｃ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ＹａｒｄｉｎａＦａｒｍｅ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