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疫情,我们一直在行动

在疫情爆发初期,卫生部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立即密切跟踪疫情动态,分析疫情发展情况,就疫情对我国的影响进行评估。我国风险评估报告认为,疫情在我国流行的可能性较小,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影像科

张志勇（1961-），医学影像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先后被派遣到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医学院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接受CT和MR的专业培训，任中山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兼中华医学胸心诊断学组全国委员，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感染科

卢洪洲（1966-），中共党员；内科学博士、留美博士后，博士生导师。1988年7月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疗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获得主治医师职称，同年9月自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考入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国内著名感染病专家翁心华教授。1996年7月转入博士阶段学习，担任研究生会主席。1999年7月以优异成绩获得内科学博士学位并分配在华山医院感染科工作至今。     

上海口岸输入性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中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特征及耐药性分析

本研究旨在了解上海口岸输入性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中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特征及其对一线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情况,从而正确评估输入性结核病给上海地区带来的公共卫生危害,同时为地区传染性结核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针对2009年1月～2013年5月上海口岸入境体检人员中胸部影像学诊断疑似活动性肺结核病的人群,采集其连续3 d的晨痰分离培养结核分枝杆菌,用MGIT960培养法分析其对抗结核药物（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的耐药情况,用目标缺失多重聚合酶链反应（DTM-PCR ）进行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分子分型,同时采集其人口学资料。期间共监测到入境外籍疑似活动性肺结核病者193例,其中50例痰液中分离培养到结核分枝杆菌,菌培阳率为25．9％,与我国结核病普查工作中活动性肺结核病菌培阳率（25．9％）相同。分离培养并成功传代、分型的40株结核分枝杆菌中,北京型占57．5％（23／40）,显著低于同期上海口岸出境人群中的90．2％（37／41）。输入性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71．4％,5／7）和西太平洋地区（57．1％,16／28）。一线5种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输入性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的总耐药率为30．4％（7／23）,接近上海口岸出境人群的34．1％。输入性耐多药菌株占2．4％（1／42）,分子分型结果显示为非北京型。输入性传染性肺结核病对吡嗪酰胺的耐药率为16．7％,显著高于上海口岸出境人群的2．4％。结果提示,上海口岸输入性肺结核病患者中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所占比例显著低于同期出境人群,未发现与性别和年龄相关,未发现输入性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对抗结核药物耐药性的显著变化。输入性耐药性结核病带来的公共卫生危害不容忽视,在直接督导下的短程化疗（DOTS）方案中需考虑其高吡嗪酰胺耐药特征。在口岸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评估中,需重视输入性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型与本地流行株的差异。     

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类研究

目的:对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类方法进行研究。方法: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相关文献资料,对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加以整理、总结以及分析。结果: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类的方法有多输入优序图法、专家咨询法、焦点组谈法、文献法、经济学评价方法等,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结合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特点来进行具体选择。结论:运用上述多种方法都可以满足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类要求,并在这个基础上完善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补偿机制的建设。     

公立医院公共卫生服务效率研究

围绕国家对公立医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要求,以一级、二级、三级公立医院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为目的,通过对公共卫生服务进行重新归纳分类,并运用DEA/TOPSIS组合模型,计算并评价一级、二级、三级公立医院公共卫生服务的完成效率,找出其差异程度,从而探索出不同等级公立医院应该侧重不同类别公共卫生服务的政策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的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分析公立医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效果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黑龙江省102家公立医院公共卫生服务相关数据。运用软件SPSS18.0和AMOS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公立医院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效果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财政补偿与政府监管、医院管理、医院投入对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效果具有促进作用。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健康的共同发展——One Health

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的暴发, 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再次引起广泛讨论。近20年来, 国际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研究日益增多, 并将它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One Health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框架, 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和行动来推动包括人、所有其他动物及环境的健康。这个理念被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及协定所接纳及推广,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本文通过总结近些年生物多样性对健康的影响方式、One Health的定义与发展历史、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过程, 提出中国应用One Health改进相关野生动物管理以降低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建议, 以及One Health框架内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研究方向。One Health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应重视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在其中的作用, 利用在景观生态学、群落内物种关系动态变化、气候变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与趋势的研究, 与人类健康相结合, 提高One Health在应对公共健康和环境健康风险方面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同时, 需要加强我国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投入和力度, 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共健康的联系, 将预警与干预措施前移, 减少疾病暴发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