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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初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集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南荻(Triarrhena lutarioriparia)、菰(Zizania latifolia(Griseb.))、灰化苔草(Carex cinerascens)、红穗苔草(Carex argyi)和水蓼(Polygonum hydropiper)等6种优势植物新鲜叶片、凋落物及表层0-15cm土壤样品测定了碳(C)、氮(N)、磷(P)含量,以阐明不同物种、不同生活型间C、N、P化学计量差异,探讨化学计量垂直分异。结果表明:1)C、N、P含量变化范围分别为:叶片380.6-432.2 mg/g,15.3-32.6 mg/g和1.3-2.0 mg/g;凋落物345.4-416.1 mg/g,10.8-20.8 mg/g和1.1-1.7 mg/g;土壤15.0-38.1 mg/g,1.2-3.1 mg/g 和0.7-1.1mg/g,不同物种间叶片、凋落物及土壤C、N、P含量差异显著,且叶片C、N、P含量显著高于凋落物与土壤。2)土壤C:N、C:P及N:P值显著低于叶片与凋落物,且土壤C、N、P化学计量关系与凋落物更为密切,凋落物的C:N、N:P分别能解释土壤C:N、N:P变异的35%、18%。3)挺水植物与湿生植物之间叶片C:N、N:P值差异显著,C:P则差异不显著,凋落物C:N、C:P与N:P均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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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原生的典型常绿阔叶林, 且已形成不同的优势群落, 目前尚不清楚群落乔木层中优势物种之间的作用关系。采用2×2联列表, 通过方差分析, χ2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 对九连山常绿阔叶林乔木层中重要值较高的28个优势种群、378个种对间的关联性进行定量研究。方差分析表明: 28个优势种群的总体种间关联性呈显著的正关联, 反映该群落处于较稳定的顶极阶段。不同检验结果表明: χ2检验结果有140个种对呈正相关, 238个种对呈负相关, 正负关联比为0.588; 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有104个种对呈正相关, 274个种对呈负相关, 正负关联比为0.380; 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有144个种对呈正相关, 234个种对呈负相关, 正负关联比为0.615; 与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方法相比, 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具有较高的灵敏度。378个种对中, 绝大多数种对的联结关系未达到显著水平, 种对间的独立性相对较强, 这种种间联结的松散性可能与群落目前的发展阶段及物种本身的生态学特性有关, 各群落正处于稳定的顶极阶段。根据28个优势种群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和主导生态因素, 可将它们划分为阳生植物和阴生植物两大生态种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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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2005年以来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借助空间自相关、地统计分析等方法,揭示了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下生态风险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2005-2013年,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转移非农化趋势明显;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呈小幅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相关性,生态风险“北热南冷”空间分异及等级扩散特征明显;依据空间差值结果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低生态风险区(ERI < 0.15)、较低生态风险区(0.15≤ERI < 0.25)、中等生态风险区(0.25≤ERI < 0.35)、较高生态风险区(0.35≤ERI < 0.45)、高生态风险区(ERI≥0.45)5类;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滨湖区、南昌、九江及赣中部分地区。生态风险等级分布与地形存在显著相关性,随着生态风险等级提高,分布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地形指向性。以土地利用结构对生态风险进行表征,尝试从宏观上把握大尺度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为鄱阳湖流域土地利用格局优化提供了相关借鉴及建议。 相似文献
4.
赣江是鄱阳湖的最大支流,是鄱阳湖水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查明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对赣江水质的影响和鄱阳湖的水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年对赣江7个主要支流NH4+-N、TP、CODMn和DO浓度的每月测定结果,通过不同空间尺度和土地类型等级划分,利用相关分析和冗余分析研究土地利用方式对赣江流域河流水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子流域的土地利用方式对TP的影响大于缓冲区;对CODMn的影响在丰水期大于缓冲区,在枯水期小于缓冲区;对NH4+-N的影响在丰水期与缓冲区接近,在枯水期小于缓冲区;DO受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较小。水田中的丘陵水田是赣江水体TP和丰水期CODMn的主要来源;平原水田是枯水期CODMn的主要来源。居民建设用地中的城镇用地是赣江水体TP、NH4+-N和丰水期CODMn的主要来源,农村用地是CODMn的主要来源。水域中的水库坑塘是赣江水体TP和丰水期NH4+-N、CODMn的主要来源。 相似文献
5.
从蛇足石杉(Huperzia serrata)叶片中分离到一株对小麦赤霉(Fusarium graminearum)等多种植物病原真菌有强拮抗作用的内生细菌 H-6.通过形态和培养特性观察、生理生化实验及 16S rDNA 序列分析,初步鉴定该茵属于伯克霍尔德属,命名为 Burkholderia sp.H-6.同时还对该菌培养条件进行了优化,得出马铃薯浸出液中添加 2.5%的甘露醇和 0.1% NaNO3 有利于细胞生长和抑菌活性的产生,最适培养温度为 28℃.最佳初始 pH4.0. 相似文献
6.
采用群落生态学的方法对九连山常绿阔叶林的区系组成进行了分析。样地调查结果表明,群落内种类丰富,种子植物共有144科379属647种,其中裸子植物有6科8属9种,单子叶植物21科77属116种,双子叶植物117科294属522种。九连山常绿阔叶林群落的主要表征科为壳斗科、樟科、冬青科、蔷薇科、厚皮香科、山茶科、茜草科、桑科、大戟科等,且多为热带或亚热带科。从样地科的分布型统计看,热带、亚热带与温带成分属的比例为100∶62.8。从属的分布型统计看,有205属热带、亚热带地理分布类型;131属温带地理分布类型,35属世界广布类型和8属中国特有分布类型;热带、亚热带与温带成分的属比例为100∶63.9。九连山常绿阔叶林群落的标志种及其区系组成均较好地反映了本地区热带、亚热带区系成分的组合特征,对于九连山自然保护区天然常绿阔叶林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7.
本研究选用旱稻、R974//R974/东乡野生稻回交重组自交系及其亲本等66份水稻材料,进行苗期抗旱性鉴定及其综合指标筛选,测定了水分胁迫下最大根长、根基数、茎长、根干重、根鲜重、根系相对含水量、叶片相对含水量、卷叶级别及干旱反复存活率等9个性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苗期抗旱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株系1949最为抗旱;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表明最大根长、根数、根鲜重和根系相对含水量对抗旱性影响显著,可作为苗期抗旱性鉴定综合指标。采用综合抗旱D值进行抗旱遗传分析,表明BILs群体的苗期抗旱性表现2对独立主基因+多基因控制。结果可知,东乡野生稻可作为水稻抗旱遗传改良的宝贵资源。 相似文献
8.
干旱影响水稻生长发育,不论什么时期发生最终都导致产量损失。研究水稻资源抗旱性有助于水稻抗旱改良和稳定干旱胁迫下水稻的产量。东乡普通野生稻被公认为是栽培稻的祖先,对增强水稻抗旱性可能十分重要。对4份来自3个仅存的居群的东乡野生稻与15份栽培稻进行苗期抗旱性比较,考察了3次重复的盆栽土培试验中8个抗旱指标。表明东乡普通野生稻比栽培稻更为抗旱,表现在最大根长、茎长、根干重、根鲜重、根干鲜重比及抗旱指数等6个性状,而不表现在根数及根茎长比;其中茎长、最长根长、根干重、根鲜重及根系相对含水量对水稻苗期抗旱性影响更大。采用抗旱指数和抗旱总级别值法对水稻抗旱性进行评定,结果表明4份东乡野生稻材料间的抗旱性存在很大差异,且来水桃树下居群的抗性最高,东乡野生稻抗旱性可能与其原生境状况有关。结果认为东乡普通野生稻可作为栽培稻抗旱改良的遗传资源。 相似文献
9.
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了鄱阳湖典型湿地土壤细菌群落特征。测序结果表明,不同植被土壤细菌群落丰度与多样性的排序相同:苔草带 > 苔草-虉草带 > 芦苇带 > 泥滩带 > 藜蒿带。沿湖面至坡地,空间位置相近的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具有更大的相似性,苔草-虉草带、苔草带和芦苇带的细菌群落结构相近,泥滩带和藜蒿带的细菌群落结构差异较大。变形菌门(30.0%)是湿地土壤平均相对丰度最高的门,其次为酸杆菌门(16.7%)和绿弯菌门(16.5%);多数门分类细菌相对丰度沿湖面至坡地存在一定变化趋势。硝化螺菌属是第一大属分类水平细菌群落。在土壤化学指标中,与鄱阳湖湿地细菌群落相关性较大的是总磷、铵态氮和有机质含量。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鄱阳湖湿地不同植被土壤细菌群落具有结构性差异,但沿湖面至坡地存在规律性变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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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梅花鹿(Cervus nippon)被IUCN列入濒危物种,也是我国国家I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种群仅分布于江西、浙江、安徽等狭窄的区域内,形成多个孤立种群,生境破碎和丧失被认为是限制梅花鹿种群增长的主要原因。于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对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栖息地进行了野外调查,利用空间模拟方法,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以植被类型、坡度、坡向、海拔和人类干扰活动作为评价因子进行了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桃红岭地区以森林为主,各类林地面积约9 488.15 hm2,占75.90%,植被类型分为落叶阔叶林、针叶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丛和芭茅丛,面积分别为1664.57、1638.63、3438.21、1247.15、87.85、1143.88、60.92 hm2和206.94 hm2。在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2233.99 hm2和2980.24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61%和24.83%;而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1224.04 hm2和2164.70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0.20%和18.04%。由于梅花鹿的生境受到居民点、主要道路、农田耕作、森林采伐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大量适宜和次适宜生境丧失、隔离,景观破碎度指数由0.4345增加到0.5898。以潜在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保护区梅花鹿环境容纳量为(568±160)只,而以实际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则只能容纳(368±105)只。适宜生境的丧失和破碎可能是限制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种群恢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提出了管理措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