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野生种非法贸易,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2013年3月2-14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在泰国曼谷召开了16届缔约国大会.时值CITES公约生效40周年,CITES公约秘书处举行了庆祝仪式.泰国总理英拉参加了开幕式并表示祝贺.这次缔约国大会的特点如下: (1)CITES公约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多边环境公约之一,目前,已经有178个国家签署.CITES公约的重要性得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的认可.过去的40年中,全球人口从40亿增长到70亿.人类的生态足迹在扩大,人类对生物资源的需求在增加,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规模在发展.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压力上升.2008年,全球CITES附录物种贸易总数达到90万单.CITES公约对其附录物种贸易实行严格控制.在出口附录物种之前,出口国的CITES科学机构必须对该项出口作出不会危及物种野生种群生存之判断,称之为非致危性判定(Non-Detrimental Finding,NDF),否则不能出口.CITES管理机构根据科学机构的NDF签发出口许可证,实行进出口许可证与贸易的——对应制度,成为可执行性最强的环境公约.     

物种与科属的数量关系——以中国鸟类为例

许多研究表明,物种与高级分类阶元在数量上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在地区物种数量预测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应用中国不同地理类型(保护区、行政区和动物地理亚区)的鸟类物种名录,研究物种与科属的数量相关关系和频次分布规律,结果表明(1)物种与高级分类阶元在数量上有着极显著相关关系(P<0.01),其中物种—属的相关关系要显著于物种—科,且在对数、乘幂、指数和线数4种模型中,用乘幂模型拟合最好;(2)物种在科属间的频次分布具有规律性(P<0.05),随着物种数/科属的增加,频次迅速减少,在4种模型中,乘幂模型拟合最好,属的规律性较科显著。根据以上结果,物种与科属间的数量强相关关系与物种数量在科属间有规律的频次分布有关。     

人与大型兽类的冲突:野生动物保护所面临的新挑战

人和大型兽类的冲突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野生动物损害庄稼,捕食家畜,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人兽冲突增加了野生兽类保护工作的困难。目前,导致人兽冲突比较典型的物种包括野生非洲象和野生亚洲象、绝大多数食肉动物和鹿类等等。引发人和大型兽类冲突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增长、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及实施保护后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多数情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减少人和大型兽类的冲突应从两方面着手:加强野生兽类管理,利用各种方法减缓损失;另一方面,关注当地社区,在提高当地人的保护意识的同时也要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散放麇鹿的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距离及其季节差异

警戒行为是动物对生存环境的风险或潜在风险的一种行为反应（Lima and Zollner，1996；Treves。2000）。近年来关于警戒行为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内容涉及了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行为与反捕食策略的关系和群体警戒等诸多方面（Limaand Zollner，1996；Beauchamp，2001；Hassand Valenzuela，2002），并形成了两个从不同侧面阐述警戒行为功能和影响因素的重要理论：“个体风险理论”和“群体大小效应理论”（Limaand Dill，1990；Quenette，1990；Roberts，1996；Burgerand Gochfeld，2000）。关于鹿类动物警戒行为的研究只见于狍（Capreolus pygargus，Rebyeta1．，1999）、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Lingleand Wilson，2001）和黑尾鹿（Odocoileus hemionus，Lingleand Wilson，2001）。     

散放麋鹿的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距离及其季节差异

警戒行为是动物对生存环境的风险或潜在风险的一种行为反应(Li ma and Zollner,1996;Treves,2000)。近年来关于警戒行为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内容涉及了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行为与反捕食策略的关系和群体警戒等诸多方面(Li maand Zollner,1996;Beauchamp,2001;Hass andValenzuela     

行为的结构、刚性和多样性

有关动物行为的定义、结构和多样性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动物行为多样性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基础理论问题，也与濒危动物的成功保护有关。本文定义了动物行为以及行为的刚性与弹性，探讨了行为表达的空间条件以及生境因素与行为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雌雄大熊猫个体在较大的活动空间里的发情行为表现的频次及活动频率显著地高于那些在较小的空间里的雌雄个体，说明活动空间对雄性或雌性大熊猫的发情行为有显著影响。圈养空间影响麋鹿的社会行为、通讯行为和聚群行为。圈养在小圈中的麋鹿没有出现同性聚群现象，当圈养麋鹿野放后即表现出这种现象。圈养环境中长大的动物个体由于缺乏行为的表达空间，仅仅表现出刚性大的行为，丧失了许多弹性大的行为，从而导致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下降。对那些生活在开阔草原和荒漠上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实施迁地保护时，必须考虑其逃逸空间，为那些动物建立自然保护区时，则必须考虑其迁移空间。此外，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与生境元素有关。我们应当给圈养动物提供复杂而多样的环境，以增加圈养野生动物表达寻找食物、建立领域、筑巢和避开不利环境等行为的可能性，维持濒危个体的行为多样性。     

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序位等级与成功繁殖

为探讨雄性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的吼叫行为与序位等级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成功繁殖中的作用。2000年7－8月，在北京麋鹿苑选定12头成体雄鹿，用目标取样法观察记录每头鹿的吼叫、圈群和交配行为的发生频次。用有效比值[被雌鹿接受的频次／雄鹿圈群（或交配）的总频次]来衡量雄鹿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性。依据雄鹿在发情期的表现状态，把雄鹿归为3类：占有雌鹿群的“群主”（4头）、未占有雌鹿群而挑战“群主”的“挑战者”（5头）和远离繁殖群的“单身汉”（3头）。不同序位等级雄鹿的吼叫频次、圈群（或交配）行为频次、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值存在显著差异（P＜0.05）。对吼叫行为的分析表明：“群主”吼叫频次最高，“单身汉”吼叫频次最低。“群主”的有效值最高，“单身汉”的有效值最低。据此认为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与其序位等级密切相关，而序位等级又决定了雄鹿参与繁殖的机会。此外，还记录到占群雄鹿的警戒吼叫，这是对Wemmer et al.(1983)警戒吼叫行为仅见于雌鹿的观察结果的补充。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蒙古野驴的数量、分布和保护对策

20 0 0年 7月中旬至 8月上旬 ,大批蒙古野驴从蒙古共和国进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境内。 2 0 0 0年 9月对该地区蒙古野驴的数量、分布和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考察 ,发现蒙古野驴主要活动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中蒙边境沿线的梭形狭长地带。蒙古野驴活动区东端最南点在乌拉特中旗敦德乌素嘎查 (42°1 7′N ,1 0 8°3 0′E) ,距边境 2 3km ,西端最南点在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图嘎查以西 (42°0 8′N ,1 0 6°3 6′E) ,距边境 1 2km。活动区中部的南限在北纬 42°0 1′,距正北方边境 44km ,活动区面积约 5 3 80km2 。根据样带法调查计算估计该分布区蒙古野驴总数约在 1 1 40 0头左右。目前蒙古野驴种群在该地区的分布尚未完全稳定。密集的人口 ,有限的食物资源和偷猎是影响蒙古野驴种群在该分布区稳定生存的主要因素     

麋鹿幼仔的活动同步性与同性聚群倾向

哺乳动物幼体从出生到性成熟这段时间存在生理和行为上的巨大变化.麋鹿幼仔出生1周内,与成鹿和其它仔鹿呈隔离状态,且藏卧于隐蔽处,母鹿哺乳是引起幼仔活动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