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多尺度响应研究

在3S技术平台支撑下,用典范对应分析排序方法对武夷山风景区景观格局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及其尺度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6个取样尺度上(粒度分别为30 m、90 m、150 m、210 m、300 m和450 m),排序轴总特征值呈递减趋势,依次为9.626、7.814、5.708、4.019、3.386、2.310;前4轴累积景观环境解释量变化程度小(97.3%~98.8%),前2轴各尺度平均累积解释量为89.4%,景观-环境的相关系数呈先减后增趋势。6个尺度中环境因子与景观格局的平均相关系数依次为郁闭度(0.7989^**)>腐殖质层厚度(0.7248^**)>海拔(0.6083^**)>坡度(0.6132^**)>经度(-0.4064^**)>土层厚度(0.3696^**)>纬度(0.0614)>坡向(0.0295)。风景区景观类型可划分为3类,即与海拔因子密切相关的裸地、河流、建设用地、农田景观,与土壤因子密切相关的杉木林、马尾松林、阔叶林景观,以及受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茶园、经济林、竹林、灌草丛景观。因此,风景区景观格局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具有尺度效应,各环境因子对排序轴相关系数的影响规律在6个取样尺度内可尺度推绎。     

甘薯细胞工程及应用

甘薯细胞工程主要有体细胞胚发生、原生质培养、细胞悬浮培养、茎尖分生组织培养等.甘薯细胞工程与组织培养在人工种子生产、种质资源创新、新品种选育和脱毒苗工厂化生产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安全度时空分异规律

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武夷山中受自然和人类生态过程作用最为强烈和频繁的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景观干扰度指数和景观脆弱度指数构建景观生态安全度指数, 并借助空间统计学方法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安全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异规律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1986-2009年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安全度总体上呈递增趋势;②1986-2009年风景区景观生态安全度Morans's I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1986-1997年间正相关关系明显增强,且景观生态安全度全局自相关存在尺度响应;③1997年和2009年风景区景观生态安全度局域自相关格局较一致,而景观生态安全度的集群结构及显著水平在1986-1997年间发生明显改变;④风景区各时期景观生态安全度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是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形地貌、土壤类型等结构因素对风景区景观生态安全度的空间分布起决定性作用,而非结构因素(旅游开发建设、毁林种茶、弃农种茶等人类活动)对景观生态安全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     

世界双遗产地生态安全预警体系构建及应用——以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例

基于遗产地内涵与标准的深入分析,提出符合世界遗产地保护目的的双遗产地生态安全概念,构建“压力-状态-调控”遗产地生态安全预警框架模型并筛选预警指标.在此基础上,以受自然和人类生态过程作用最强烈且频繁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为研究对象,引入可拓学中的物元模型理论对景区生态安全进行预警.结果表明： 景区生态安全预警准确率达84%;1997和2009年景区总体生态安全等级均处于Ⅰ级安全水平,即属于无警状态,但2009年生态安全系统风险增加,较1997年更趋于向更低水平的安全等级(Ⅱ)转变.2个时期处于敏感预警等级的单项预警“重警源”指标（限制因子）有所差异;1997-2009年间景区生态安全系统压力增加的同时其调控能力也在增强,但系统仍面临生态安全压力.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茶园面积指数、人均耕地面积、干旱程度、生态环保建设投入是制约景区未来（2009年之后）生态安全状态的主要限制因子.总体而言,景区生态安全状态较好（无警水平）,但就个别预警指标而言,依然存在风险,需要针对上述限制因子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维持景区生态安全的良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