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无尾两栖类的繁殖模式

依据Duellman和Trueb(1986)的定义,对四川无尾两栖动物的繁殖模式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如下:(1)73种四川无尾类可以划分为2类共5种繁殖模式。水内产卵是比较原始的一类繁殖模式,又分2种:静水产卵(模式1)和流水产卵(模式2),68种(93%)是在水内产卵;水外产卵是较进化的一类繁殖模式,又分3种:卵产在近水塘的泥窝中(模式12),卵泡产在近水域的土穴中(模式21)和卵泡产在近水域的树上或灌丛上(模式23),仅5种(7%)在水外产卵。(2)模式1、12、21、23的两栖动物,雌雄性的体型较模式2的物种为小,产卵的数量大,但卵径较小;蝌蚪的生态表型均可归入静水型,共同特点是蝌蚪体型小,在静水中觅食,生长发育快。模式2的两栖动物,雌雄性的体型较大,产卵的数量少,而卵径较大;蝌蚪的生态表型可归入流水型,特点是蝌蚪体型大,在流水中觅食,生长发育慢。(3)水内产卵的两栖动物的窝卵能量投入方式可以分为两种:静水产卵(模式1)的物种通过增加卵的数量来增加投入,接近于r-选择物种;流水产卵(模式2)的物种通过增大卵径来增加投入,接近于k-选择物种;是两种适应不同环境条件的的繁殖策略。     

道路及道路施工对若尔盖高寒湿地小型兽类及鸟类生境利用的影响

为考察道路和道路施工对若尔盖高寒泥炭湿地野生动物的影响,我们在穿过若尔盖湿地的2条道路两侧,对距道路不同距离的小型兽类和鸟类分布进行了调查,其中小型兽类调查深度距离公路800m,鸟类调查深度距离公路400m。施工中的国道213线路两侧黑唇鼠兔(Ochotonacurzoniae)洞穴高密度区域离道路更远,在道路两侧400m处达到峰值,极显著高于距离道路10m处的密度;而在正常运营中的省道209线两侧,其洞穴密度在200m处达到最高值,与其他距离的洞穴密度没有显著性差异。无论在国道213线还是省道209线,道路对高原鼢鼠(Myospalaxbaileyi)洞穴分布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正常运营的省道209线两侧,高原鼢鼠土堆密度最高区域为距离道路100m处;而施工的道路两侧高原鼢鼠土堆密度最高区域则出现在距离道路10m处,第二高峰出现在距离道路400m处。雀形目和隼形目鸟类的分布均呈现距离道路越远密度越高的趋势,但是只有距离道路400m处雀形目鸟类的密度显著高于50m与200m处;距离道路不同距离的样线中隼形目鸟类密度和物种丰富度没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施工中的道路对黑唇鼠兔的影响区域比正常运营的道路更宽,其公路效应域达到400m,400m的调查深度对鸟类尤其是隼形目鸟类来说可能还略有不足。但是,根据此深度的调查可以确定施工中的国道213线雀形目和隼形目鸟类的公路效应域宽度大于400m。     

天气条件对放归大熊猫活动的影响

放归已被广泛应用于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作为重要环境因子之一,天气条件对动物活动有重要影响。了解不同天气条件下放归动物的活动特点,对于改进放归技术和提高放归成功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GPS项圈数据对5只人工繁育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放归后的行为进行研究,比较不同天气条件下放归个体日移动距离、日活动率和日活动强度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放归个体在晴/多云天活动性更强,日移动距离(426.74 m±17.54 m)更长、日活动率(32.60%±0.60%)和日活动强度(21.00±0.49)更高,而长时间降雨(小雨、中/大雨)会导致放归个体活动性降低(日移动距离:359.32 m±18.95 m、338.19 m±32.36 m,日活动率:24.38%±0.71%、23.25%±1.28%,日活动强度:15.22±0.56、12.97±0.79),阴天的活动性(日移动距离:345.83 m±14.27 m,日活动率:27.79%±0.56%,日活动强度:18.15±0.47)总体介于晴天和长时间降雨天之间。短时间降雨(阵雨)对日活动率(28.78%±1.81%)和日活动强度(17.82±1.46)影响较小,大熊猫活动性更接近晴/多云天。结果表明,天气条件对放归大熊猫个体的活动有显著影响。此外,尽管大熊猫属食肉目Carnivora,但是放归大熊猫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活动模式更接近杂食动物。     

大足鼠耳蝠的分布

首次报道北京、成都和广东发现大足鼠耳蝠,并结合文献对其形态特征及其在我国现有分布区进行了描述。     

两种扁颅蝠回声定位叫声的比较

对扁颅蝠 (Tylonycterispachypusa)和褐扁颅蝠 (T robustula)在飞行状态下的回声定位叫声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2种扁颅蝠的回声定位叫声的声谱图均呈调频 (FM)型 ,且波形相似 ;但叫声的最低频率、最高频率和主频率差异极显著 (P <0 0 1)。扁颅蝠的频率范围较高 ,为 6 2 4～ 91 6kHz ,主频率为 (76 5± 2 1)kHz ;褐扁颅蝠的频率范围较低 ,为 4 2 7～ 72 4kHz ,主频率为 (49 2± 1 8)kHz ;而 2种蝙蝠的声脉冲时程、声脉冲间隔和声脉冲重复率差异不显著 (P >0 0 5 )。回声定位叫声差异与其体型、所处的生境有关     

卧龙保护区三种中型食肉动物的生态位差异

2014至2019年,利用红外相机对卧龙保护区的赤狐（Vulpes vulpes）、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和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进行了监测,并分析比较了三者的栖息地分布和日活动节律。结果显示,赤狐栖息地主要分布于保护区西部高海拔地区,与黄喉貂和豹猫栖息地重叠较少;豹猫和黄喉貂的栖息地均集中分布于皮条河以南,且相互重叠部分达56.7%;在日活动节律方面,赤狐和豹猫表现出夜行性,黄喉貂表现出昼行性。本研究表明,三种食肉动物均通过栖息地或日活动节律的差异产生了生态位分离,从而实现了在卧龙保护区内的相互共存。     

若尔盖人-狼冲突现状与管理研究

大中型食肉动物肇事事件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恶化,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若尔盖湿地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湿地、草原分布广泛,生物多样性丰富,畜牧业发达,但近年来狼(Canis lupus)捕杀牲畜的肇事事件时有发生。为了解若尔盖野生狼肇事件的空间分布以及牧民对人-狼冲突管理的看法,本研究于2022年对若尔盖县13个乡镇83个行政村进行走访调查。结果表明：(1)多数受访者(66.0%)认为在过去5年内,若尔盖县野生狼数量有所增加;(2)狼肇事事件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最严重的是包座乡。包座乡临近山区,该区域牧场面积广阔、牧民饲养牲畜数量多等原因导致该镇发生狼肇事事件较多;(3)对于狼肇事,绝大多数牧民(85.0%)更希望采取经济补偿或者驱赶措施,只有少数牧民(9.4%)希望采取捕杀的措施;(4)影响牧民对狼肇事管理措施的偏好因子中,受教育程度、年龄、民族以及被杀牲畜数量有显著影响。建议加强狼种群监测管理,采取措施减少狼捕杀牲畜,优化补偿机制,缓解当地牧民与狼之间的矛盾。本研究为当前若尔盖县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决策提供了依据,对其他地区大型食肉动物与当地居民冲突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同水塘分布两种无尾两栖类蝌蚪的竞争策略

实验室条件下,通过活动性水平,变态时的体重、增长率和完成变态所需时间考察同水塘分布的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和高原林蛙蝌蚪(Rana kukunoris)的竞争策略。实验按照2×3因子设计,即:食物资源2个水平(高、低),组合方式3个水平(10只中华蟾蜍蝌蚪,记为B组;5只中华蟾蜍蝌蚪和5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BR组;10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R组)。中华蟾蜍蝌蚪的活动性在食物水平低时显著低于食物水平高时,而高原林蛙蝌蚪的活动性在不同食物水平下无显著差异;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的高原林蛙蝌蚪变态时体重和体重增长率都显著高于R组,而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与B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在不同处理组中,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幼体期最短。这些结果表明:中华蟾蜍蝌蚪在不同食物资源条件下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可能不同,即食物资源充足时,增加活动性获取更多食物;食物资源有限时,降低活动性且提前完成变态;与中华蟾蜍蝌蚪相比,在食物资源有限时高原林蛙蝌蚪获取食物能力更强。     

大熊猫GPS项圈行为数据的分类阈值

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研究中,利用GPS项圈研究活动节律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对GPS项圈行为数据的分类阈值一直缺乏研究,导致了大熊猫个体活动节律分析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本文以半野化过渡训练区内2只佩戴GPS项圈(Lotek_7000 MU)的大熊猫("倩倩"与"和盛")为研究对象,通过监控视频观测获得休息与活动行为时间段,对比同期利用GPS项圈行为数据计算得到的运动指数,采用正判率最大化策略,确定大熊猫休息和活动两类行为运动指数的行为分类阈值。结果表明,大熊猫休息状态和活动状态运动指数的行为分类阈值为32,而之前研究中采用0作为阈值。以32为阈值对行为分类,其中,休息行为正判率为98.23%,运动行为正判率94.48%;而以0为阈值,休息行为正判率为100%,运动行为正判率77.34%。利用阈值32和0对两只大熊猫19 d的休息行为和活动行为进行分类识别。以0为阈值时,大熊猫日平均活动率("倩倩"为59%;"和盛"为70%),高于以32为阈值得到的日平均活动率("倩倩"为54%;"和盛"为50%),这表明以0为行为分类阈值时,会高估大熊猫活动率。     

若尔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三种无尾两栖类夏秋季生境选择

2004年8—9月在若尔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采用样方法对高原林蛙(Ranakukunoris)、倭蛙(Nanorana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minshanicus)的生境选择性进行了研究。先设置16个50m×50m的样地,再在每个样地内分25个10m×10m的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的12个生境因子(牧场性质、草本高度、草本盖度、牛粪数量、鼠兔洞口数量、鼢鼠土堆数量、地表温度、地表湿度、土壤温度、离小型水体距离、离大型水体距离、离道路距离)。结果表明:这3种两栖类均偏好离溪流、水塘等小型水体距离较近(≤100m)、离河流、湖泊等大型水体距离较远(>1000m)、适度放牧(牛粪数量1~20)以及无鼠兔(Ochotonasp·)洞口的生境。通过比较,发现高原林蛙和倭蛙显著选择夏牧场、草本高度5·1~10·0cm、离小型水体0~50m的生境,显著不选择鼢鼠土堆太多(>10)的生境;岷山蟾蜍对牧场性质、离道路距离无显著选择性,显著选择草本高度>20·0cm、离小型水体51~100m的生境,不选择无鼢鼠土堆的生境;高原林蛙显著选择离道路>50m的生境;倭蛙显著选择离道路0~50m的生境。3种两栖类在生境选择上产生了一定的分离,表明各自有着特殊的生境需求。判别分析表明,牧场性质、草本高度、地表湿度、土壤温度、鼢鼠土堆数量、离大或小型水体距离、离道路距离是区别3种两栖类生境选择的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