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石榴红农场休闲景观的游憩价值和存在价值估算

都市休闲农业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利用农田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融合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等人文景观,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和游憩等多重功能.价值估算在对武汉市石榴红农场及182位样本游客调查的基础上,应用旅游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休闲农地景观的游憩价值和存在价值.研究结果表明:(1)从传统的种植单位转型为以休闲度假、农事体验、农业观光为主的农业园区,石榴红休闲农场的经营效益明显,单位用地效益较传统蔬菜种植收益 (22990.26元/(hm2·a)) 净增1.6倍,但其带给消费者的更多的是目前无法通过市场配置的非市场价值.(2)利用TCM评价出石榴红农场2006年的总游憩价值在5057.99×104元,人均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CS)2809.99元,约为游客平均游玩费用的36.71倍;农地景观单位游憩价值334905元/(hm2·a),是休闲农业经济产值(60000元/ (hm2·a))的5.58倍,游憩价值是农地景观价值构成中的重要组成.(3)从游客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出发,应用CVM估算出石榴红休闲农地景观保存价值达117.92×104元/a,土地年均存在价值7808元/hm2.(4)农地景观的游憩价值及存在价值等非市场效益显著,然而在现行资源价值核算体系中却往往因缺失交易机制而被遗漏,意味着在土地分配决策与消费实践中,如果只单纯考虑经济产值,土地用途转换过程中将造成大量的社会福利损失.     

三江源牧户参与草地生态保护的意愿

牧民对环境保护的响应是生态保护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主体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保护项目实施的成效和可持续性,是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约283户藏族牧民通过翻译进行结构式访谈,采用Logistic模型从主体角度探讨了牧户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三江源区域约87%的牧户认为生态保护对牧户有好处,但受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近70%的牧户是在政府主导下基于有限理性而被动的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2)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的意愿主要受当地政府的保护力度及牧户对生态保护外部性的认知水平、生计水平、外界接触程度、工作机会的正影响,并受牧户的年龄、离中心城镇的距离和区域气候恶劣情况等因素的负影响,系数依次为:2.22、3.98、1.93、2.26、1.48、-1.63、-2.43、-0.92。(3)牧户的生计水平、退化感知和外部性认知是影响三江源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关键因素,牧户参与生态保护意愿的概率不仅仅是牧户出于自身利益和未知风险考虑下被动的响应,更是当地政府的环境知识宣传和保护投入影响下个体的抉择结果。(4)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解决牧户的单一化生计问题,构建完善地生态补偿机制让牧户分享生态保护的外部性效益,并激励牧户主动参与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才能最终实现区域生态保护、牧户幸福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测算——选择实验法在武汉市的应用

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是农地保护补偿政策制定的依据.对外部效益进行了理论界定和实证测算,认为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是农村集体和农地使用者以外个体从农地保护中得到的收益,通常是非市场收益,对其测算应区分外部效益的内部(外部效益发出者)和外部(外部效益接受者),并确定外部区域的范围.实证利用选择实验模型对武汉市5个区域进行了支付意愿测算,在内外部划分的基础上估算了武汉市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并比较了不同方法下外部效益测算结果的差别.结果表明,武汉市耕地、园地、林地和农村水面的外部效益分别为30773.2,653860.0,119267.0和82472.7元/hm2;用行政区域直接代替外部性影响区域的做法会使耕地外部效益的测算结果偏高,也会造成园地、林地和农村水面测算的误差,为避免这类误差,外部性测算及相关补偿、税费政策应考虑内外部区域的划分.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

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是土地利用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生态位理论,从区域耕地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提出耕地生态元和耕地生态位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耕地可持续利用生态位适宜度评价模型( Fi模型).然后,将所构建模型应用于河南省焦作市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之中,测度了1997～2006年期间焦作市耕地可持续利用生态位适宜度Fi值.为了便于对照分析,采用限制因子模型(NFmin-i模型)和希尔伯脱空间模型(CHi模型)进行耕地可持续利用生态位适宜度NFmin-i值和CHi值的测算.测算结果表明:(1)1997～2006年期间, Fi值总体上呈递增趋势,从1997年的0.5088增加到2006年的0.6503,表明支撑焦作市耕地可持续利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因子总体上呈良性发展趋势,即耕地可持续利用现实生态位趋于最适生态位.(2)1997～2006年期间,Fi与CHi值各年间的变化规律一致,与NFmin-i值总体变化规律一致,表明运用Fi模型进行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同时,Fi值有利于从综合角度表征区域耕地总体可持续利用水平.(3)利用最适生态位解释区域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标准,以及运用n维资源(条件)生态位与最适生态位的匹配这一基本思想进行区域耕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生态意义明确,便于依据生态位适宜度值的大小及其变化制定区域耕地利用方案和措施.     

生态环境保护与福祉

结合能力框架探讨了福祉的内涵,界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功能对人类福祉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的自由选择和能力,而贫穷指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祉的下降.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破坏将严重威胁人类福祉(尤其是穷人的福祉),生物多样性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将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进而提高人类福祉.关注强烈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贫困人群的福祉,并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将可能实现生态保护和人类福祉改善的双赢.     

柑橘园扩张对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格局的影响——以江西省信丰县为例

柑橘园扩张是我国柑橘主产区较典型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过程之一。但柑橘园扩张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格局的影响尚不清楚,探明柑橘园种植的生态效应对柑橘主产区实现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江西省信丰县为研究区,基于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借助InVEST模型、景观格局指数、图谱分析等方法,结合地形梯度和相关性分析,对柑橘园扩张所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格局变化及其权衡与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2010-2019年,柑橘园扩张方向以占用林地和耕地为主,柑橘园面积从9961.29 hm²增至12633.84 hm²,其中新增柑橘园7504.72 hm²,退出柑橘园4832.16 hm²,区域内柑橘园转换频繁。②柑橘园扩张导致信丰县景观格局总体呈现破碎化趋势,景观连通性降低,并对土壤保持服务和碳储量服务产生负向影响,对柑橘供给服务产生正向影响,对产水服务几乎无影响。③不同类型柑橘园在不同地形梯度上的扩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④在权衡与协同分析中,供给服务与支持服务呈权衡关系,碳储量-产水、碳储量-土壤保持等支持服务之间呈协同关系;景观破碎化与生态系统服务显著关联。研究结果可为经济作物大规模种植区的园地合理开发利用和生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福祉视角的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通过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激励机制,对福祉损失进行补偿以激励生态保护的行为,进而增加人类福祉.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生态补偿是贫困减缓的重要机制,在生态保护行为意愿和福祉损失的基础上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明确界定利益相关方和区域的生态保护责任,构建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福利均衡.关注农牧民生计,引导实现主动参与式保护,制定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规划,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人类福祉提高-可持续发展的多赢局面.     

武汉市农地资源价值估算

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武汉市不同类型农地资源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估算。结果表明:全市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在内的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达577.12亿元,相当2004年全市生产总值的29.51%,是农地资源价值构成中的重要组成。其中,现有耕地资源的整体价值达1056.98亿元,目前无法在交易市场得到体现的非市场价值有205.19亿元,占耕地价值的19.41%;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整体价值分别为219.32和989.94亿元,非市场价值所占比例份额分别为48.45%和14.23%;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124.72亿元,单位林地的非市场价值为163236元.hm-2。     

武汉市农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估算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将其纳入资源成本核算体系,不仅能够弥补市场机制作用不足给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带来的影响,而且通过提高土地资源农业利用的比较效益,能够起到缓解农地流失的作用。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武汉市不同类型农地的非市场价值进行估算,在对471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的研究表明：（1）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武汉居民已经意识到农地资源非市场价值的存在,83．65％的受访居民对农地保护有正的支付意愿;（2）从居民参与农地保护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出发,全市居民每年保护农地的支付意愿总价值为30．0035×10^8元,折合单位hm^2农地的非市场价值为116154元;（3）从农民作为农地保护执行主体参与农地保护、接受政府补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的角度出发,农地非市场价值16447．57元／hm^2,是目前国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发放补贴（中稻225元／（hm^2·a^-1）,折合无限年期价值4978元／hm^2）的3．30倍;（4）从城市居民作为农地保护的间接受益者,假设城市周边农地被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后带来环境损失,城市居民为接受征地计划、家庭每年愿意接受政府补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的角度出发,平均每户家庭年均需要接受政府补偿8612元,按当前城市居民户数计算,全市城市居民每年对农地损失的受偿接受金额为109．5685×10^8元,折合单位hm^2农地非市场价值42．42×10^4元。     

自然资源保护对参与者多维福祉的影响——以黄河源头玛多牧民为例

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江源生态系统脆弱且退化严重,为保护日益退化严重的三江源生态系统,2005年国家在三江源地区实施了全面的生态保护战略。结合森的能力框架和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探讨了福祉的内涵,构建了福祉评价体系,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在对黄河源头玛多县159户牧民进行住户问卷调研的基础上,用模糊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评价了玛多牧民参与生态保护前后的福祉变化。结果表明:(1)自然资源保护中人类福祉的内涵,指人类在生态系统生产和利用中为实现美好的生活、健康、体验、各种社会关系、归属感、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等而选择各种生活的自由和能力即是人类福祉,贫穷指能力和发展的受限即福祉的下降。(2)福祉是多维的、递阶的,低阶的功能维度的实现程度将影响到高阶的功能维度的实现,并最终影响个体的福祉。(3)玛多牧民在参与生态保护移民中个体的能力值由5.061变为4.708,即福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失,是因生计能力的限制,致使收入和消费的低阶需求未能有效满足,并影响了生活实现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归属感等高阶功能的实现,更是由于在参与生态保护移民中不能选择继续生活在草原,能力和发展权受到了限制,进而导致福祉下降,是生计能力不足导致的收入贫困、知识性贫困和生态型贫困的综合结果。(4)聚焦只能强烈依赖于草地生态系统放牧而生存的牧民的福祉,了解并深入分析牧民的生态保护行为响应机制和动力,建立福祉损失和牧户生计能力提高为基础的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福祉均衡及最大化。(5)以提高人类能力为核心,促进牧民生计多样化以改善牧民的福祉和激励牧民主动积极地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在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理念下制定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规划,才能最终促使有效的生态系统保护—提高人类福祉—发展的多赢局面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