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红外相机初步监测

红外相机监测是了解野生动物多样性和威胁因素的重要手段。本研究采用网格法和分层抽样调查法, 在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选取20个监测位点布设红外相机, 对区内鸟兽物种多样性进行监测。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 红外相机累计工作6,370个工作日, 共拍摄45,953张照片, 独立有效照片1,936张。准确鉴定出兽类4目8科19种, 鸟类4目11科28种, 其中, 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种。相对丰富度指数(RAI)排前五位的兽类依次是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鼬獾(Melogale moschata)、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小麂(Muntiacus reevesi)和野猪(Sus scrofa); 鸟类依次是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us)、黑喉噪鹛(Garrulax chinensis)和棕颈钩嘴鹛(Pomatorhinus ruficollis)。物种积累曲线结果表明, 兽类稀疏化曲线在300天后趋于稳定, 表明监测取样已较充分, 而鸟类监测物种数随时间积累依旧保持增长趋势。     

潜在洞巢资源差异对次级洞巢鸟及繁殖鸟类群落的影响

为了解次生林中潜在洞巢资源(包括各种啄木鸟的啄洞和人工巢箱)的多寡对次级洞巢鸟集团及繁殖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2007年11月至2008年7月, 我们在吉林省吉林市大岗林场选择洞巢密度不同的样地, 对其次级洞巢鸟及鸟类群落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根据洞巢资源密度我们将9块样地分为3组, 即巢箱区(啄洞密度最低, 悬挂人工巢箱使其潜在洞巢资源总密度大幅提高)、低密度区(啄洞密度较低, 无巢箱)和高密度区(啄洞密度较高, 无巢箱), 调查了3组样地内鸟类的组成和密度、潜在洞巢资源的利用情况等。3组样地中均调查到4种初级洞巢鸟, 其种类组成略有不同; 4种次级洞巢鸟在3组样地广泛分布, 分别为白眉姬鹟(Ficedula zanthopygia)、大山雀(Parus major)、沼泽山雀(P. palustris)和普通鳾(Sitta europaea)。巢箱区和高密度区的次级洞巢鸟总密度显著高于低密度区。巢箱区同高密度区一样, 大山雀和白眉姬鹟的密度显著高于低密度区, 这是由于大山雀和白眉姬鹟是人工巢箱的主要利用鸟种, 而沼泽山雀和普通鳾的密度在三组样地间差异不显著。初级洞巢鸟总密度与啄洞密度、次级洞巢鸟总密度与潜在洞巢资源总密度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潜在洞巢资源丰富的样地中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显著高于潜在洞巢资源贫乏样地中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 人为增加洞巢资源可以改变鸟类群落组成并显著提高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三组样地中鸟类群落的均匀性、丰富度指数和种间相遇率没有显著差异, 群落相似性指数也相近。高密度区和低密度区鸟类群落集团结构相似。次级洞巢鸟密度的增加短时期内未对群落内其他主要鸟种的密度产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初级洞巢鸟的密度决定了啄洞的丰富程度, 而洞巢资源的差异会对次级洞巢鸟集团的分布模式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整个繁殖鸟类群落的结构。     

湿热河谷芭蕉群落优势物种空间分布格局与竞争对称性研究

竞争关系的对称性是塑造植物物种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物种共存重要机制之一,对其开展研究不仅对于揭示植物群落构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解析群落演替的驱动力。在贵州赤水湿热河谷内的芭蕉群落中建设固定样地,对1989棵植物个体进行空间定位和物种识别并记录胸径等个体属性。采用对数相关函数和标记变异系数分析（marked variogram）等空间统计方法检测优势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竞争对称性,结果如下：（1）芭蕉（Musa sp.）,粗糠柴（M.philippensis）,粗叶木（L.chinensis）,川钓樟（L.pulcherrima）,红果黄肉楠（A.cupularis）等5种优势种均表现为小尺度下的种内聚集分布,其中芭蕉主要采用克隆繁殖,其重要值达33.6%,且种内聚集度最大。（2）芭蕉种群在5 m尺度下呈现出显著的种内对称性竞争,这一竞争过程减少了种群自疏作用并推动种内聚集分布格局的形成,增加了该种群在森林中的生存力。（3）芭蕉与其余4种优势种之间的不对称竞争过程导致了种间负关联。结果表明,不同优势种在种间竞争对称性上的差异说明了植物种群繁殖和扩散方式是群落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相比于有性繁殖过程,采用无性克隆繁殖的植物个体可通过种内对称竞争机制来减少自疏以增加种群生存力,并通过与相邻异种个体的不对称竞争过程来提升种群获取有限资源的能力,进而成为演替中的优势个体。研究结果可为今后制定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我国丹顶鹤栖息地选择研究进展

丹顶鹤(Grus japonensis)是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本研究通过搜集和整理2000至2017年丹顶鹤栖息地选择和生境适宜性相关文献,分析了丹顶鹤在繁殖期、迁徙期、越冬期的栖息地选择,发现丹顶鹤在这三个时期的最偏好生境均为芦苇沼泽或芦苇滩,回避人为干扰较为严重的居民点、道路、盐田等生境。通过梳理丹顶鹤繁殖地、中途停歇地、越冬地的栖息地变化及其原因,发现丹顶鹤栖息地变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以人为因素为主。本研究希望为科学评价栖息地变化对丹顶鹤野生种群的影响、针对性地开展栖息地保护管理工作、促进丹顶鹤野生种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我国哺乳动物就地保护状况评估

自然保护区被公认为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基于全国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通过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哺乳动物种群数量的分布情况,在全国尺度上对自然保护区内591种哺乳动物的就地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哺乳动物就地保护水平划分为"有效保护""较好保护""一般保护""较少保护""未受保护""保护状况不明""未予评价"等7个等级。结果表明,除未予评价的35种外,其余参评的556种物种中,共有534种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占总数的90.36%。其中有效保护、较好保护、一般保护、较少保护的物种分别有145、60、100种和229种,分别占总数的24.53%、10.15%、16.92%和38.75%。此外,有22种物种保护状况不明。针对不同保护体系中的哺乳动物的就地保护状况进行评价,研究共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40种和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427种,其中分别有109种和409种在保护区内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总体来说,虽然有90.36%的哺乳动物在保护区内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但保护状况良好(包括有效保护和较好保护)的比例明显较低,保护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对于保护状况不明的物种,有必要对保护区开展更加全面、细致的科学考察以进一步确定其保护现状;对于确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的物种,需要通过完善保护区网络,将其纳入自然保护体系之中。     

基于红外相机监测的藏酋猴日活动节律及其季节性变化

日活动节律是动物在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活动强度及其周期性变化规律,与身体控制代谢和能量收支成本密切相关。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在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借助红外相机监测,对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日活动节律及不同季节的日活动节律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调查期间红外相机累计6370个工作日,共收获687张藏酋猴照片,其中独立有效照片105张。日活动节律分析显示,藏酋猴属于典型性的昼行性动物,日活动呈现"M"型,活动高峰出现在12:00—16:00。不同季节的日活动节律比较结果显示,藏酋猴在雨季和旱季的行为节律差异不显著(P>0.05)。与雨季相比,旱季的行为差异表现为活动时间缩短、日出时段活动减少以及主要活动时间从中午推移到下午。另外,随着年气温的变化,藏酋猴日活动温度范围在-2~34℃,其中,15~25℃时活动频次较高(占比59%)。本研究从红外相机的视角揭示了藏酋猴的日活动节律及其变化,为藏酋猴行为生态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科学依据。     

鸟类天堂

正自古以来,鸟类就因绚丽多彩的羽饰、婉转动听的鸣声和自由翱翔的英姿而受到广泛关注。鸟类不仅是红松洼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区内生态平衡的积极因素。自1998年以来,保护区就开始对区内鸟类多样性开展监测,至今已发现鸟类17目45科129属219种。主要以地面活动的鸟类(如戴胜、灰背鸫、喜鹊、角百灵等)、鸮形目、隼形目及湿地鸟类为主,这与区     

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以18个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丹顶鹤大陆种群重要繁殖地景观格局变化,结果表明：2000-2015年丹顶鹤重要繁殖地土地利用变化明显,突出表现为沼泽湿地面积急剧减少了1400.5 km²,主要转化为耕地、水体和草地,耕地面积大幅增加了1085.4 km²,主要由沼泽湿地、草地和林地转化而来;丹顶鹤重要繁殖地2000-2015年景观连通性保持稳定,但吉林莫莫格、黑龙江七星河、挠力河等自然保护区景观破碎化程度明显增加;东部种群重要繁殖地沼泽湿地缩减面积和不适宜生境增加面积均大于西部种群,表明东部种群繁殖地的恶化程度更为严重,需引起高度关注。首次基于长时间序列对丹顶鹤大陆种群繁殖地的变化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为有针对性地开展栖息地保护管理工作、促进丹顶鹤野生种群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     

中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关键问题

自然保护地建设是国际公认的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与服务、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最重要和最有效途径。自然保护地作为中国自然生态空间最精华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载体,是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首要地位(唐小平等, 2019)。从1956年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地以来,中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保护体系逐步完善,建立了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组成的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已有各类自然保护地约1.18万处,大约覆盖了陆域国土面积的18%,占海域面积的4.6%(高吉喜等,2019),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面积上均位居世界前列,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自然景观及自然遗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种同域分布洞巢鸟的巢址特征比较

洞巢鸟集团是中国东北地区温带次生林内鸟类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巢址特征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鸟类群落动态的内在机制。作者于2008年4-7月,对吉林大岗林场4种主要洞巢鸟的巢址特征进行了调查,并从多尺度(巢树、巢址和活动区)比较分析,进而探讨了初级洞巢鸟与次级洞巢鸟的关系。共发现160个繁殖巢,其中初级洞巢鸟58巢,包括大斑啄木鸟(Dendrocopos major)24巢和灰头绿啄木鸟(Picus canus)21巢;次级洞巢鸟102巢,包括白眉姬鹟(Ficedula zanthopygia)38巢和普通?(Sitta europaea)45巢。初级洞巢鸟对巢树无显著选择性,而次级洞巢鸟对巢树有显著选择性,以白皮柳(Salix pierrotii)为主。灰头绿啄木鸟的洞口主要朝南,而其他3种洞巢鸟对洞口朝向没有显著的选择性。初级洞巢鸟巢址特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巢树和巢址尺度上,而次级洞巢鸟在3个尺度上均有显著差异。逻辑斯蒂回归分析表明,区分大斑啄木鸟和灰头绿啄木鸟洞巢的关键因子为洞口直径和洞巢内径,即洞巢的大小;区分白眉姬鹟和普通?洞巢的关键因子为巢树树冠高度和洞口深度。也就是说,初级洞巢鸟之间以及次级洞巢鸟之间巢址特征的最主要差异均在巢树尺度上。判别分析表明,普通?倾向于选择灰头绿啄木鸟提供的洞巢,而白眉姬鹟偏好于大斑啄木鸟提供的洞巢。由于啄木鸟所凿洞巢的大小不同,导致了次级洞巢鸟对其巢址的差异性选择。因此,洞巢的大小是影响同域分布的洞巢鸟巢址利用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