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麋鹿种群现状调查

麋鹿是野外绝灭物种 ,其野生种群早已从自然界消失。因此建立和发展圈养种群是麋鹿重引进项目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也是整个麋鹿保护行动的关键环节。自从 1 985年中国进行第一个麋鹿重引进项目以来 ,圈养种群的数量增加很快。到 2 0 0 1年全国麋鹿的总数量已达 1 2 0 0多头 ,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圈养和半野生的条件下。本篇报告概述了我国麋鹿圈养种群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分析了一些小圈养种群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原因 ,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卧龙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现状及预测

以中国最大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的圈养种群为对象,以8个大熊猫微卫星位点为分子标记,探讨了大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与邛崃野生种群及其他7个濒危物种进行比较。微卫星数据表明,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A=5.5,He=0.620,Ho=0.574)低于邛崃野生种群(A=9.8,He=0.779,Ho=0.581),但高于其他7个濒危物种的种群(He=0.13～0.46)。在此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100个世代内圈养种群遗传多样性的变化情况做出了预测。结果表明假设种群数量比现在扩大一倍,经历100个世代后也只会使平均等位基因数少减少0.4。因此继续增加野生个体对保持遗传多样性的意义已经不大,建议该圈养种群的保护策略应将重点放到制定更有效的繁殖计划以避免近交上。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35年: 历程、成就与挑战

迁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内容, 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目标之一, 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麋鹿经历了本土野外灭绝、圈养种群引至国外、国外圈养种群重引入国内、种群复壮、迁地保护、放归野外, 最终建立野生种群的历程。北京麋鹿苑自1985年重引入38只后, 于1991年就已恢复到60‒80只的麋鹿基础种群。种群扩大后, 逐年向外输出, 35年来共计输出546只, 苑内数量维持在150只左右。江苏大丰1986年引入麋鹿39只, 于1990年达到78只的基础种群, 2019年底种群数量发展至5,016只, 是建群时的129倍。大丰自1995年开始向外输出麋鹿, 至2020年底共计输出164只。麋鹿分布点从重引入时的2个发展至2020年的81个, 已几乎全面覆盖麋鹿灭绝前原有的栖息地。其中野生种群分布在6处, 数量总计达2,855只。中国麋鹿野生种群的重建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和回归自然的典范, 为全球野外灭绝野生动物种的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然而, 当前麋鹿保护也遇到诸多挑战: (1)尚没有国家层级的麋鹿保护整体规划, 缺乏统一的监测平台与规范; (2)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 种群抗风险能力差; (3)野生种群分布不广, 且数量较小, 不利于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4)麋鹿种群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 不利于麋鹿种群的健康发展; (5)麋鹿保护缺乏国际交流机制, 不利于麋鹿相关研究的国际交流。因此, 麋鹿的保护和研究仍任重道远, 今后需加强各地麋鹿种群生态监测, 建立麋鹿共享数据库; 采用技术手段增加遗传多样性, 建立麋鹿种质资源库; 建立更多野生种群, 以增加麋鹿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使这一野外灭绝物种能够真正实现自然回归。     

圈养小熊猫遗传多样性与种群遗传结构分析

小熊猫是亚洲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目前受到栖息地减少、片断化和人类活动干扰等威胁。中国圈养小熊猫已经有60 多年历史,约55 个机构曾经饲养过小熊猫,现今圈养数量有400 多只,评估小熊猫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对科学维持圈养种群和保存遗传种质资源意义重大。本研究利用19 个微卫星座位,对中国境内11 个小熊猫圈养种群的116 只个体进行了遗传多样性评估及遗传结构分析。结果显示11 个种群都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平均基因丰富度3.505 ± 1.033 (北京)至4.026 ± 1.219 (冕宁),期望杂合度0.631 ± 0.225(黄山)至0.782 ±0.171 (温岭)。其中福州和无锡种群极显著偏离Hardy-Weinberg 平衡。整个圈养群体内各个种群遗传分化系数为0.055,呈显著分化,表明11 个种群遗传分化水平较高。Bayesian 遗传聚类分析将11 个种群聚为三个遗传簇,与野生种群的遗传聚类结果一致。结论:小熊猫圈养种群与野生种群相比,同样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因此,圈养小熊猫遗传管理的重点不再是引进野生个体充实圈养种群,应制订科学的繁殖计划,避免近交,从而维持圈养种群的遗传多样性。     

中国麋鹿种群密度制约现象与发展策略

1985年我国从英国引入在我国已灭绝的麋鹿,分别建立了北京和大丰两个麋鹿种群。14年来,这两个麋鹿种群经历了风土驯化和种群增长两个阶段。1997年底,中国麋鹿数量达671只。麋鹿种群的性比已经基本平衡,有效种群数目接近实际种群数目。北京麋鹿苑面积有限,大丰麋鹿仍生活围栏之中。于是,目前北京和大丰种群的增长都受到了种群密度的制约。对北京种群进一步的发展应加以人工调控,目前可能采取的措施有人工迁出部分个体和控制雌性生育率。大丰保护区有大面积海滩,将圈养麋鹿释放到没有围栏的海滩,实现建立自然生境中的野生麋鹿种群的中国麋鹿保护战略目标。同时,应考虑形成圈养麋鹿品系,为未来开发利用麋鹿资源开创条件。     

中国糜鹿种群现状调查

糜鹿是野外绝灭物种,其野生种群早已从自然界消失。因此建立和发展圈养种群是糜鹿重引进项目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整个糜鹿保护行动的关键环节。自从1985年中国进行第一个糜鹿：重引进项目以来,圈养种群的数量增加很快。到2001年全国糜鹿的总数量已达1200多头,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圈养和半野生的条件下。本篇报告概述了我国糜鹿圈养种群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一些小圈养种群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应用微卫星标记分析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

以来源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34只圈养大熊猫(分为a群体和b群体)和7只圈养野生大熊猫(圈养野生群)作为研究对象,利用AY161177～AY161218、Ame-μ5～Ame-μ70和g001～g905等30个微卫星标记对其遗传多样性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保持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的方法.微卫星数据表明,30个微卫星标记多态性好(PIC=0.621～0.640),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水平(a群体:A=5.48,Ho=0.475,He=0.696;b群体:A=5.24,Ho=0.453,He=0.719;圈养野生群:A=3.80,Ho=0.514,He=0.725)高于6个濒危物种(Ho=0.210～0.390,He=0.150～0.430)但低于3个非濒危物种(Ho=0.620～0.710),圈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水平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圈养群遗传多样性水平与圈养野生群相比有所降低.F统计量及基因流Nm分析结果证明,a、b两群体间遗传分化程度不高(Nm=2.610,Fst=0.0874,Fit=0.4116),存在个体交换和一定程度的近交,b群体近交程度高于a群体(a群体Fis=0.3221,b群体Fis=0.3983).因此,现阶段圈养大熊猫的管理重点是避免近交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将圈养大熊猫种群作为同一管理单元,把纠正大熊猫系谱中的错误、科学选择大熊猫个体进行群体间交流作为关键点,利用微卫星技术保持和提高大熊猫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     

中国圈养梅花鹿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

东北梅花鹿(Cervus nippon hortulorum)的野生种群已濒临灭绝,但其圈养种群遍布全国各地,是我国圈养梅花鹿的主要品种(亚种)。为了探讨圈养梅花鹿种群作为东北梅花鹿野外放归项目资源种群的可行性,测定了来自9个圈养种群45只梅花鹿个体的线粒体DNA控制区的部分序列,以此分析我国圈养梅花鹿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结果表明,我国圈养梅花鹿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不贫乏,种群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的遗传分化。因此,东北地区的圈养梅花鹿种群可以作为野外放归项目的资源种群,而野外放归项目的建群者应来源于东北地区的多个圈养种群。     

苏北滨海湿地麋鹿恢复种群的研究

1986年至2004年,在苏北滨海湿地开展恢复麋鹿野生种群的研究。从每年的2月份开始,在麋鹿的产仔期按照每旬记录产仔数,直至产仔结束。逐年统计半散养和野生麋鹿种群结构。选择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麋鹿进行称重,分析个体的身体发育程度。半散养麋鹿种群由1986年引进的39头,发展到2004年的706头,年均出生率21.7%,鹿群年均增长率为17.5%,现已繁殖了子四代;野生放养麋鹿由31头增加到2004年的41头,年均出生率为16.3%,年均增长率为9.0%,且于2003年、2004年各产1头完全属野生的子二代。产仔季节相由引进时的紊乱已调整至目前的规律性产仔。研究表明大丰麋鹿种群繁殖很成功,其寿命、行为、生理发育、繁殖周期等都较引进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完全适应了黄海湿地生态环境。人类活动干扰仍是影响麋鹿种群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濒危兽类保护遗传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拥有包括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麋鹿、白鱀豚等特有物种和旗舰物种在内的丰富兽类资源。近几十年来,土地利用模式转变、盗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使许多兽类物种面临生存威胁,导致物种遗传多样性丧失。而遗传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决定了物种和种群能否长期生存。保护遗传学作为保护生物学的一大分支学科,旨在通过遗传学分析探明种群遗传变异和物种濒危的遗传学机制。近40年来,随着研究手段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兽类保护遗传学在遗传多样性和近交水平评估、景观遗传学、生态遗传学和圈养种群遗传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可能为濒危兽类带来的威胁依然存在,高通量测序等新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濒危物种和种群遗传适应与濒危机制,从而实现对濒危兽类的有效管理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