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岩羊（Pseudois nayaur）集群特征的季节变化

2004年11月～2005年10月,在贺兰山对岩羊(Pseudois nayaur)的集群行为进行了研究,将其集群类型划分为雌性群、雄性群、雌雄群、母仔群、混合群和独羊6种类型.共观察到岩羊1 023群次,计4 866只次,平均群大小为(4.86±2.54)只,最大的群为51只,最小的为独羊.其中,母仔群459群(44.87%)为最多的集群类型,其余为混合群(20.72%)、雄性群(14.86%)、独羊(9.09%)、雌雄群(5.57%)、雌性群(4.89%).母仔群出现的频次在4个季节均最高,除母仔群外,春季雄性群出现的频次最高,而夏、秋、冬季都是混合群出现的频次最高,不同类型集群出现频次的季节间差异极显著.在4个季节中都以2～5只的群居多,其出现的频次占各季节群数50%以上,不同季节群大小差异极显著,而不同集群类型群大小季节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除独羊外,不同季节混合群大小差异极显著,母仔群、雌性群大小差异显著,而雄性群、雌雄群大小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贺兰山岩羊集小群是其显著特点,随着季节的变化,其集群类型、集群大小均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黑龙江东部马鹿集群行为的初步观察

本文根据野外观察到的112群马鹿,初步研究了马鹿的集群行为。野生鹿群大小范围为2—19头,平均群内头数为3.55,鹿群在各季节具有明显的变化。通过对3种类型鹿群的观察分析,发现母仔群是主要的鹿群类型,该类型在各季节中所占比例较大(26％—53％),且在产仔期和哺乳期群内分化较高。而在妊娠期群内分化较低。公鹿群在全年比较稳定,混合群在各季节变化较大,每群平均数4.58头,为3种鹿群类型中最大者。     

海南坡鹿(Cervus eldi hainanus)集群习性的研究

本文根据野外累积观察到的852群海南坡鹿的集群情况,给出了鹿群在全年各月份的平均大小及方差等统计数据,分析了各种类型的鹿群,并对各月份鹿群平均大小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鹿群的大小存在着季节性变化,各类型鹿群在不同季节所占比例及其稳定性均存在差异。繁殖周期、植被的季节性变化及鹿群的类型是影响鹿群集群变化的重要因素。本文还就坡鹿的集群习性及其保护管理工作提出建议。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岩羊集群结构及季节变化

岩羊（Pseudois nayaur）是青藏高原常见的食草动物,但对边缘分布区的种群了解较少。2018年6月到2019年8月,我们利用红外相机在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岩羊的集群结构、特征及其季节变化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共记录到岩羊1 921群次,共计6 623只次。按照性别和年龄组,可将岩羊集群划分为混合群、母仔群、雄性群、独雄、独雌、雌性群。研究观察到的最大岩羊集群为23只,最小为独羊（独雄或独雌）,集群的平均个体数量为（3.45 ± 2.16）只,以小群为主,种群大小的季节间差异不显著。岩羊集群结构和季节波动特征主要有：（1）混合群最常见,占45.3%,其次依次为母仔群、雄性群、独雄、独雌和雌性群;（2）岩羊集群结构季节波动显著,春季以雄性群（29.5%）和独雄（22.6%）为主,夏季、秋季和冬季主要为混合群（58.5%,41.8%,36.7%）和母仔群（21.4%,24.7%,18.6%）;（3）各集群类型在季节间的相对优势存在差异,例如混合群在夏季的优势显著,但母仔群在各季节的优势则无显著差异。依据全年数据,我们认为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栖息地特征以及岩羊自身生命周期可能是影响岩羊集群大小、集群类型季节波动的主要因素。     

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的社群特征

藏羚(Pantholopshodgsoni)的集群类型有雌性群、雄性群、母仔群、雌雄混群和独羚5种形式。2002年7月～2003年12月,在可可西里地区沿青藏公路设立试验区,直接观察到936群次,计13795只次藏羚。藏羚的集群类型受到生育周期的影响,季节间差异显著。春季以雌性群(60.49%)和雄性群(30.86%)为主;夏季和秋季主要为雌性群(41.65%,49.66%)和母仔群(49.36%,33.67%);雌雄混群(58.14%)主要出现在冬季。雄性群在1年中很少见,尤其是夏秋两季,冬季较为常见,多由亚成体雄性组成。独羚是一种特殊的集群类型,占11.32%。常见的集群大小为2～20只,占71.90%,其次是21～200只的群,占16.35%;>200只的集群极少,仅占0.43%,且仅出现于夏季产羔往返迁徙途中。藏羚的集群大小受竞争、捕食风险以及迁徙繁殖的共同影响。藏羚的集群极不稳定,交配期雌雄混合群受雄性亚成体的干扰经常改变,而在迁徙季节大群和小群之间的转换也很频繁。大型集群为雌性群或母仔群,其最适集群大小为2～20只。     

麋鹿“妻妾”成群

在浅水和陆地的交汇处,一只雄性麋鹿头上顶着一对漂亮的角,体格健壮,威风凛凛,守护着几百平米范围里的雌鹿群。它不停地来回巡视着,驱逐试图进入自己领地的其他雄鹿,有时还能见到一头雌鹿用脸和头在雄鹿的身上亲昵摩擦着。每当炎热的夏季来临,这样的     

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序位等级与成功繁殖

为探讨雄性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的吼叫行为与序位等级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成功繁殖中的作用。2000年7－8月,在北京麋鹿苑选定12头成体雄鹿,用目标取样法观察记录每头鹿的吼叫、圈群和交配行为的发生频次。用有效比值[被雌鹿接受的频次／雄鹿圈群（或交配）的总频次]来衡量雄鹿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性。依据雄鹿在发情期的表现状态,把雄鹿归为3类：占有雌鹿群的“群主”（4头）、未占有雌鹿群而挑战“群主”的“挑战者”（5头）和远离繁殖群的“单身汉”（3头）。不同序位等级雄鹿的吼叫频次、圈群（或交配）行为频次、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值存在显著差异（P＜0.05）。对吼叫行为的分析表明：“群主”吼叫频次最高,“单身汉”吼叫频次最低。“群主”的有效值最高,“单身汉”的有效值最低。据此认为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与其序位等级密切相关,而序位等级又决定了雄鹿参与繁殖的机会。此外,还记录到占群雄鹿的警戒吼叫,这是对Wemmer et al.(1983)警戒吼叫行为仅见于雌鹿的观察结果的补充。     

麋鹿幼仔一周龄内的活动观察

本文对麋鹿幼仔(4雄、6雌)在初生一周龄内的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仔鹿白天大部分时间皆藏卧于隐蔽处,与鹿群呈隔离状态,其活动行为主要表现为求乳、运动、跟随或躲避等。初生仔鹿具有接近和跟随亲生母鹿的本能,在5日龄内其大部分活动都处在亲生母鹿的监护下,属伴随型;至6—7日龄后,仔鹿可随母鹿进入鹿群活动。     

藏原羚集群行为的初步研究

2002年10月至2003年12月,在可可西里对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的集群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将其集群划分为雌性群、雄性群、母仔群、雌雄混群和独羚5种类型.共统计藏原羚924群次,计3643只次.其中,雌性群525群次,占56.8%,为最多的集群类型;其余为独羚(26.1%)、雄性群(11.0%)、母仔群(3.0%)和雌雄混群(3.0%).不同大小集群的比例亦有极显著差异,其中2-10只的集群占70.0%,独羚占26.1%,其余为3.9%;最大集群为17只.另外,选择2-8只的集群的个体数占72.9%,选择8只以上集群的个体数为20.5%,独羚仅占6.6%,选择不同大小集群的个体数的差异也极为显著(P<0.001).除独羚外,其余4种集群类型的集群大小存在极显著差异.独羚作为一种特殊的集群类型,其雄性个体的比例占到68.1%,这说明雄性个体比雌性更容易形成独羚.总体而言,藏原羚的集群以雌性群为主,最适集群大小为2-8只.     

麋鹿发情期主要活动的时间分配及行为研究

本文报道麋鹿在白天主要处于休息状态,早晨、黄昏是它们的摄食时间;成年雌体中的各项活动频率未显示出有明显差异;但雄鹿与雌鹿之间在活动时间分配上有明显差异,而且,雄鹿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表现出有所不同。在攻击行为方面,群内表现出有不同的特权形式;而在交往行为中,发现较多的频次出现于相同性别、年龄和同一阶层中。     

雄性麋鹿的交配机会、社会等级和皮质醇水平

我们在北京麋鹿苑研究了发情期雄性麋鹿的社会行为、社会等级和血清皮质醇水平,并分析了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按照雄性麋鹿的行为,将雄性麋鹿分为优势群和从属群。优势群包括群主和挑战者,从属群包括单身汉和被淘汰群主。使用SJ—Ⅰ型事件记录器进行常规行为取样,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皮质醇含量。发现：(1)优势雄鹿的发情行为频次明显高于从属雄鹿;(2)攻击行为的发生频次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3)血清皮质醇含量在两组间也无显著差异。由此我们认为,发情期雄性麋鹿的社会等级序位影响许多行为的表达,优势雄鹿成功交配的机会比从属雄鹿多。而攻击行为和肾上腺皮质醇的分泌与社群等级无明显相关,可能是麋鹿在圈养状态下的一种适应策略,这将有利于缓解发情期雄鹿的紧张,从而允许更多的能量投放在发情交配上。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35年: 历程、成就与挑战

迁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内容, 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目标之一, 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麋鹿经历了本土野外灭绝、圈养种群引至国外、国外圈养种群重引入国内、种群复壮、迁地保护、放归野外, 最终建立野生种群的历程。北京麋鹿苑自1985年重引入38只后, 于1991年就已恢复到60‒80只的麋鹿基础种群。种群扩大后, 逐年向外输出, 35年来共计输出546只, 苑内数量维持在150只左右。江苏大丰1986年引入麋鹿39只, 于1990年达到78只的基础种群, 2019年底种群数量发展至5,016只, 是建群时的129倍。大丰自1995年开始向外输出麋鹿, 至2020年底共计输出164只。麋鹿分布点从重引入时的2个发展至2020年的81个, 已几乎全面覆盖麋鹿灭绝前原有的栖息地。其中野生种群分布在6处, 数量总计达2,855只。中国麋鹿野生种群的重建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和回归自然的典范, 为全球野外灭绝野生动物种的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然而, 当前麋鹿保护也遇到诸多挑战: (1)尚没有国家层级的麋鹿保护整体规划, 缺乏统一的监测平台与规范; (2)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 种群抗风险能力差; (3)野生种群分布不广, 且数量较小, 不利于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4)麋鹿种群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 不利于麋鹿种群的健康发展; (5)麋鹿保护缺乏国际交流机制, 不利于麋鹿相关研究的国际交流。因此, 麋鹿的保护和研究仍任重道远, 今后需加强各地麋鹿种群生态监测, 建立麋鹿共享数据库; 采用技术手段增加遗传多样性, 建立麋鹿种质资源库; 建立更多野生种群, 以增加麋鹿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使这一野外灭绝物种能够真正实现自然回归。     

反捕食不能充分解释獐的集群行为(英文)

我在江西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研究了獐 (Hydropotesinermis)的集群行为并检验了集群是动物反捕食对策的假说。如果这个假说成立 ,我们则可以做三个预测 :(1)集群大小应与植物覆盖度成负相关 ;(2 )集群动物比单独活动的动物有更多的时间取食 ;(3)集群动物与单独活动的动物相比 ,用于警戒的时间较少。结果表明 ,獐的集群在交配季节最大而在产仔季节最小 ,獐在短草期比在高草期倾向于形成较大集群。因此 ,本研究支持了第一个预测。但是 ,集群的獐和单独活动的獐在取食和警戒时间分配上并无差异。因此 ,本研究不支持第二和第三个预测。时间收支 (timebudget)分析显示 ,在非交配季节 ,带幼仔的雌性用于取食的时间较少但走动频繁。在交配季节 ,与单独活动的雌性相比 ,与雄性在一起的雌性用于取食的时间较少 ,而单独活动的雄性却比与雌性在一起的雄性花较多的时间用于观望寻找雌性。鉴于獐集群行为的复杂性 ,本研究认为 ,獐并不只因反捕食而集群 ,其它社会和生态因子在决定獐的集群行为中也很重要。     

春季和夏初黄羊的集群行为

本文对春季和夏初在野外观察到的６３７群黄羊（Ｐｒｏｃａｐｒａｇｕｔｔｕｒｏｓａ）的集群行为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春季和夏初各种类型黄羊群平均大小及其方差,并对黄羊群的平均大小、所占比例及其稳定性也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春季和夏初羊群的平均大小存在着显著差异（Ｆ＝３．０９＞Ｆ０．０５）,春季羊群（２～４１２只）较夏初羊群（２～１０３只）变动范围要大。春季羊群主要是混合群（６３．１４％）,夏初羊群主要是雌性群（６０．７３％）。在春季和夏初两个季节,雄性群比例皆最低,分别为７．４５％和７．５９％。较大的集群往往是混合群,春季平均大小为３８．９５只,夏初为２９．１３只。而雄性群和雌性群集群规模皆较小。在春季,雌性群平均大小为１１．３５只,雄性群平均大小为８．８４只。在夏初,雌性群平均大小为４．８８只,雄性群平均大小为９．６３只。混合群的社群组织最为松散,处于不稳定状态,雄性群最为稳定,羊群波动最小。产仔期、食物丰富度及羊群类型是影响黄羊春季和夏初集群变化的重要因素。     

洞庭湖区麋鹿再野化初期秋冬季生境选择

深入了解生境特征和生境选择的季节性差异是开展野生动物生境有效管理的前提。2016年3月, 原国家林业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启动了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再野化项目, 来自江苏大丰的16头麋鹿(其中11头安装了GPS卫星跟踪颈圈)在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君山后湖放归野外。冬季气候寒冷、食物匮乏, 濒危物种个体野放后能否在冬季找到适宜生境是再野化项目能否成功的关键。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 借助GPS卫星和地面跟踪信息, 我们采用样方法对再野化麋鹿种群秋、冬季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 测定了生境类型、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乔木盖度、距水源距离、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隐蔽物距离、隐蔽级等9种生境因子。结果显示: (1)再野化麋鹿种群在秋、冬季对生境类型的选择差异极显著。冬季麋鹿偏好选择水塘、随机利用草本沼泽、避免利用灌草丛; 而秋季对生境类型无明显偏好。(2)再野化麋鹿秋冬季对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乔木盖度、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隐蔽物距离和隐蔽级的选择差异极显著; 仅在距水源距离上的差异不显著。(3)秋季再野化麋鹿倾向于选择隐蔽级低、食物丰富度高、草本盖度高、距隐蔽物距离近的生境。其生境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在隐蔽级上的差异极显著; 在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距隐蔽物距离上的差异显著; 在距水源距离、乔木盖度、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上的差异不显著。(4)冬季再野化麋鹿倾向于选择距水源近、食物丰富度高、草本盖度高的生境。其生境利用样方与对照样方在食物丰富度、草本盖度、距水源距离上的差异极显著; 在距道路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隐蔽物距离、隐蔽级上的差异不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洞庭湖区再野化麋鹿种群秋冬季生境选择偏好, 为再野化麋鹿种群保护及其生境修复提供了基础数据。     

麋鹿鹿角生长周期及影响因子

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使用望远镜(SWAROVSKI 8×42 WB)和照相机(Canon 550D 70×300)观察北京南海子59只雄性麋鹿茸的生长和角脱落周期,发现麋鹿角总体趋势呈随着年龄的减少,脱角日期越迟,且等级序位高或者鹿王较年老个体先脱落。收集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两年度麋鹿自然脱落的角,研究表明,个体而言,左右角脱角顺序差异明显,同一天脱落两角者占17.0%,左角先脱落者占34.1%,右角先脱落者占48.8%,重量重和重量轻的角先脱落的个体各占41.5%,个体成对的左右角脱落时间间隔短,平均为1.98d;群体而言,角重量与脱角时间呈显著负相关,总体呈现角重的个体角先脱落,但不是角最重的个体角第一个脱落。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对北京南海子、湖北石首、江苏大丰、天津七里海、浙江慈溪、浙江临安、海南海口、河北滦河上游、辽阳千山等9个地区麋鹿种群麋鹿角脱落起止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表明野生种群脱角时间比圈养种群早;迁入热带地区海南的麋鹿仍有规律的角周期;同一栖息地不同年份角周期存在差异,不同栖息地间麋鹿角周期存在差异;脱角起始时间与海拔、经度、纬度、年平均气温、圈养情况和气候类型等影响因子不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但光周期和激素直接主导和调节着角周期,年龄大小、角重量、营养以及与营养相关的能量、种群密度、物候等环境因子均影响角周期。     

Infectious Disease and Grouping Patterns in Mule Deer

Infectious disease dynamics are determined, to a great extent, b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host. We evaluated sociality, or the tendency to form groups, in Rocky Mountain mule deer (Odocoileus hemionus hemionus) from a chronic wasting disease (CWD) endemic area in Saskatchewan, Canada, to better understand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disease transmission. Using group size data collected on 365 radio-collared mule deer (2008–2013), we built a 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 (GLMM) to evaluate whether factors such as CWD status, season, habitat and time of day, predicted group occurrence. Then, we built another GLMM to determin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group size. Finally, we used 3 measures of group size (typical, mean and median group sizes) to quantify levels of sociality. We found that mule deer showing clinical signs of CWD were less likely to be reported in groups than clinically healthy deer after accounting for time of day, habitat, and month of observation. Mule deer groups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February and March than in July. Mixed-sex groups in early gestation were larger than any other group type in any season. Groups were largest and most likely to occur at dawn and dusk, and in open habitats, such as cropland. We discuss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results with respect to sociobiology and CWD transmission dynamics.     

人为干扰下宁夏贺兰山岩羊反应的群体差异

野生动物对人类的非资源利用性的干扰具有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的差异依赖于物种自身和外界生境中不同的因子.2009年7-8月和2009年12月-2010年1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选定95.87 km2 的调查区域内设四条样线,总长度为18.3 km,通过观察岩羊的瞬时反应距离,比较了不同干扰源、群体大小和群类型下,岩羊无反应行为、警戒反应行为和逃跑反应行为距离的差异.结果表明:(1) 相对于车辆,岩羊对行人的干扰更加敏感(U=8.69,P<0.001); (2) 当群体大小分为≤3的小群和＞3大群时,小群岩羊的警戒反应行为距离显著大于大群(Z=2.165,P=0.03),当群体大小分为≤5的小群和＞5的大群时,小群岩羊的逃跑反应行为距离显著大于大群(Z=2.003,P=0.045); (3) 雌幼群、雄性群和混合群这3种不同的群类型之间的无反应行为距离无显著差异,雄性群的警戒行为距离显著大于雌性群和混合群的警戒行为距离(Z=2.746,P=0.006; Z=3.589,P<0.001),雌性群的逃跑反应行为距离显著大于混合群的逃跑反应距离(Z=2.376,P=0.017); (4) 混合群内的雌性和雄性的3种反应行为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