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人类的开垦和开发活动使湿地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随着人们对湿地功能和价值的正确认识,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越来越被广泛关注,湿地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是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空间自相关与空间滞后模型,对三江平原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及其驱动因子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及其驱动因子都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影响别拉洪河流域湿地鸟类丰富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因子是干扰度、生境类型数、到道路的距离、到沟渠的距离、到湖泊的距离、到居民点的距离、海拔高度、坡度和人口密度;由于受空间自相关的影响,空间自回归模型优于传统的回归模型。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及其形成机制,对人们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湿地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研究湿地鸟类分布与环境因子的关系,建立预测物种分布模型提供科学依据。     

秦岭重点保护植物丰富度空间格局与热点地区

秦岭地区物种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以秦岭山系涉及的43个行政县为研究区域,基于重点保护植物的县级分布,并结合垂直分布和生境类型信息获得物种分布区范围,探讨重点保护植物的丰富度空间格局和热点地区。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共包括重点保护植物20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0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80种;秦岭重点保护植物丰富度空间格局总体随山体呈东西向递减的条带状分布,东段随着山岭与盆地相间的地形呈扫帚状展开,南坡物种丰富度高于北坡;通过丰富度空间格局确定了3个热点地区,分别是:(1)伏牛-熊耳山地;(2)太白-佛坪山地;(3)天水东南部山地。将热点地区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叠加后鉴别出保护空缺地,可为下一步实施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基础资料。     

重庆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及热点区

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和热点区域的分析与探测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科学管理的有效途径。以重庆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实地综合调查、历史资料、文献信息,利用生境质量指数、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评价指标,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其空间自相关程度,并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探讨现有保护区对热点区域的保护有效性。结果表明: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呈现出随距河流及两岸消落带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趋势,生物多样性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澎溪河、普里河、白夹溪及其沿岸地区。生物多样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类型为主。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面积为457 hm²,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1.1%。现有保护区核心区涵盖了51%的热点区域和50%的次热点区域,保护区结构和功能区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建议将普里河段龙王堂区域,白夹溪小垭口、邓家湾、洞子岩、龙王塘、旧屋咀、铧头咀、新铺子与龙家院子等热点区域纳入核心区,将冷点区域划到核心区之外,完善保护区功能区划。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优化和管控、合理推进“三区变两区”调整提供定量的基础资料,对于提高物种保护效率、制定科学的保护策略具有指导意义。     

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景观空间格局变化

景观空间格局是指大小和形状不一的景观斑块在空间上的排列,它是景观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同时又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可为环境资源的合理管理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已成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之一。通过选取斑块连接指数、分布质心和扩展等模型,来表征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景观近20a来空间格局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破碎化较为严重,斑块数量增加了46％,斑块密度净增加2倍。与1980年相比,1996年最大斑块面积缩小了63.57％,最大斑块周长缩短了52.47％。（2）三江平原沼泽湿地斑块间隙在不同时期都较大,且随着沼泽湿地面积的减小和斑块数量的增加,其斑块间隙越来越大,进一步说明沼泽湿地的破碎化较为厉害。（3）1980-1996年间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分布质心向西南方向偏移了7.05km,1996-2000年向西北方向偏移了6.01km。（4）1980、1996、2000年三江平原沼泽湿地的扩展度分别接近于14.222、11.101和11.262。其值都远大于1,说明斑块形状与圆形相差较大,形状不规则。近20a来,人类活动对沼泽湿地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程度较大,1980-1996年尤为明显,而在1996-2000年,由于采取了保护措施,其影响程度开始变弱。     

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啮齿动物物种丰富度的空间格局及其分异

在采用网格法对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啮齿动物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啮齿动物物种丰富度空间格局。华北平原物种丰富度最低,其次为晋、翼山地和汾、渭谷地,而南蒙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丰富度较高;物种丰富度纬向变化不明显,而经向变化显著,由东向西,物种丰富度呈递增趋势;丰富度在海拔上的变化并不存在相关的地理模式;丰富度与山地面积呈正相关,与平原面积呈负相关,而与丘陵面积相关不显著,丰富度与各地地貌类型面积的总和呈明显的正相关;丰富度与温度相关不明显,而与降雨量呈负相关。在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生境结构类型愈复杂的地区,啮齿动物物种丰富度愈高。     

安徽省繁殖鸟类分布格局和热点区分析

作者广泛收集了安徽省繁殖鸟类的分布资料,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通过生境适宜性分析,预测物种的分布范围,获得数字化的分布图。将安徽省划分为425个等面积栅格,以此作为基本地理单元,研究繁殖鸟类分布规律,并进行热点区分析。基于分布型物种数的地理单元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鸟类地理分布区大致以大别山北缘-巢湖一线为界分为两大组,两组在区系成分上存在较大的区域分异：东洋型物种在整个安徽境内比例均占60％以上,同时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格局。基于物种组成的相似性的地理单元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繁殖鸟类地理分布单元也可以分成两组,与安徽省气候带的划分基本一致,进一步分析可以划分为7组,体现鸟类地理分布的区域分异与地形地貌等生态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鸟类热点区分析表明,所有繁殖鸟类,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CITES附录Ⅰ、Ⅱ的繁殖鸟类物种丰富度高值区都集中在安徽省南部。由此可见,安徽省南部地区是鸟类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     

岛屿栖息地鸟类群落的丰富度及其影响因子

1997年1月至1997年12月间,以杭州市的园林鸟类群落为研究对象,对岛屿栖息地鸟类群落的丰富度与面积,人为干扰,内部结构和周围景观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检验。在杭州市各园林中共观察到82种鸟类。园林单次调查的鸟类物种数（S）与园林全年总物种数（Sy)与园林面积（A）的最佳回归拟合方程分别为;S＝ 2.7432A^0.3846,Sy=10.6574A^0.3669。杭州市园林鸟类群落物种－面积关系的成因不支持平衡假说,随机取样假说,栖息地多样性假说和干扰假说,岛屿栖息地鸟类群落的丰富度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取样面积效应（排除了取样面积效应之后,小园林具有更高的物种密度）,栖息地结构的多样性（其中树种多样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干扰因素,物种因素和研究尺度等几个方面。     

北京西山静福寺地区鸟类多度分布格局

物种多度格局分析对理解群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分割线段模型对北京西山静福寺地区鸟类群落物种数量关系进行拟合研究,并运用秩相关性分析对模型进行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1)该地区鸟类群落多度格局模型与分割线段模型显著相关,利用分割线段模型可以良好的拟合该地区鸟类群落多度格局;(2)鸟类多度分布格局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属性;(3)月尺度上,1月与其他月份差异显著,森林群落间差异不显著;(4)季尺度上,冬季与春、秋两季差异显著,落叶阔叶林与针阔混交林差异显著,针叶林与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差异都不显著;(5)年尺度上,年变化差异不显著。     

南岭哺乳类和鸟类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

作为华南地区的最大山脉和重要自然地理界线, 南岭是物种丰富度研究的热点区域之一。但是已有的物种丰富度相关研究集中在局部区域和单个生物类群, 缺乏对于整个南岭区域哺乳类和鸟类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本研究利用南岭区域123种哺乳类和524种鸟类的地理分布数据, 构建了整个南岭山脉的哺乳类和鸟类的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此外, 我们利用路径分析和空间误差模型, 探讨多种环境因子(气候、生产力、人类活动、生境异质性和海拔)对南岭哺乳类和鸟类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南岭地区哺乳类和鸟类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较大: 哺乳类物种丰富度热点区域在南岭地区的西南部山地, 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总体自西向东递减; 鸟类物种丰富度热点区域在南岭地区的东南部低地, 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总体自东南向西北递减。路径分析和空间误差模型显示, 温度相关因子对于南岭哺乳类和鸟类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最大。在温度相关的两个因子中, 年均温与哺乳类物种丰富度呈负相关, 与鸟类却呈正相关; 气温年较差与哺乳类呈正相关, 与鸟类却呈负相关。年均温和气温年较差对哺乳类和鸟类影响的差异可能是由哺乳类和鸟类在生理适应性和行为策略上的差异所导致。     

次生林不同类型森林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及个体多度比较

边缘效应对动物的分布及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鸟类生态学研究中已证实某些鸟类在森林内部和森林边缘区域存在着物种丰富度和个体多度的差异。于1999至2001年的春夏季,在吉林省左家自然保护区对阔叶林/农田边缘、阔叶林/灌丛边缘及阔叶林/针叶林边缘3种不同类型边缘地带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及个体多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间鸟类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变化,但个体多度存在着一定的波动。不同类型森林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阔叶林/灌丛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最高,而阔叶林/针叶林边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最低。鸟类个体多度的总体趋势在3种不同类型的边缘差异不显著,但存在种间差异,灰椋鸟、灰头啄木鸟和喜鹊在阔叶林/农田边缘的个体多度最高,斑啄木鸟、黄胸、三道眉草和日本树莺在阔叶林/灌丛边缘的个体多度最高,而沼泽山雀、冕柳莺和山在阔叶林/针叶林边缘的个体多度最高。     

空间分析方法在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微生物生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其研究也渐趋深入。然而由于微生物个体微小的特点及研究手段的限制,多数研究还停留在探索阶段,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当中。近年来,较多的研究开始探讨空间因素在微生物多样性和分布中的影响,对空间分布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生态过程,是一种有力的研究手段。微生物空间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微生物生态学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我国空间方法在微生物生态研究中的应用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从不同研究角度出发,结合空间统计的作用,对空间统计方法在微生物生态研究中的应用的必要性及现状做了评述。介绍了空间自相关性的检验,方差图,Mantel检验,Kriging插值等方法在微生物生态研究中的应用,并论述了微生物研究中的尺度问题。这一梳理,对丰富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中的新方法、新手段具有一定价值。     

我国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红线的划定

本文依据《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原则和植物保护的具体情况, 探讨了我国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与方法。研究选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收录的所有物种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定义为红线保护植物, 其中的I级保护植物定义为红线关键植物, 并基于文献资料及标本记录等数据建立了我国植物的属性数据库和地理分布数据库。在GIS支持下, 以建立的数据库为基础研究了我国红线保护植物的地理分布特征; 基于保护生物学理论, 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就地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以热点地区和GAP分析为理论基础, 在其分布地中识别具有代表性的热点区域以及不同属性植物分布的重点区域, 进而结合土地利用和人类干扰因素, 划定我国珍稀濒危植物生境整体保护的红线。通过在全国尺度上的分析, 得出我国珍稀濒危植物的整体保护红线面积为71.63万km²,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7.45%。植物生境保护红线划定的原则、方法和划定方案的研究对于更准确地划定生态安全预警红线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可以为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依据。     

闽南三市绿地景观格局与地表温度的空间关系

深入探索绿地景观格局对热环境的影响机制,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厦门、漳州、泉州三市的Landsat遥感数据,应用景观生态学与空间自相关理论,探讨了绿地景观与地表温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与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闽南三市绿地与地表温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内陆的高海拔地区,绿地分布密集,地表温度较低,而城区、乡镇及大片的耕地,绿地分布较少,地表温度较高;漳州、泉州绿地景观格局对地表温度的影响更显著,厦门最弱;绿地的景观类型比例、最大斑块指数、聚集度指数、平均斑块面积与地表温度呈负相关,斑块密度与地表温度呈正相关;边缘密度、平均形状指数与地表温度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能更好地解释绿地景观格局与地表温度的空间关系。     

Does plant richness influence animal richness?: the mammals of Catalonia (NE Spain)

Although it has long been held that plant diversity must influence animal diversity, the na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at large spatial scales. We compare the species richness patterns of vascular plants and mammals in north‐eastern Spain using a 100‐km² grain size to examine patterns of covariation. We found that the total mammal richness pattern, as well as those of herbivores and carnivores considered separately, only weakly corresponded to the pattern of plants. Rather, mammal richness was best described by climatic variables incorporating water inputs, and after adding these variables to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plant and mammal richness were virtually independent. We conclude that the observed association, although weak, is explained by shared responses of both groups to climate, and thus, plant richness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richness pattern of Catalan mamm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