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密度下和不同发情期时段中雄性麋鹿的繁殖计策

从1998年到2001年,我们研究了密度、发情期与雄性麋鹿繁殖计策的关系。我们选择了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的两个麋鹿群体和北京麋鹿苑的一个麋鹿群体,观察记录了发情期前期、中期和后期中实验麋鹿种群参数、围栏大小、群体中雄鹿的繁殖计策、群主变更情况、后宫数目以及后宫雌鹿数。尽管不同种群和不同发情期的雄鹿繁殖计策有差异,但是各个群体中雄性麋鹿都有占群、偷袭交配和求偶集会3种繁殖计策。利用因子分析提取了两个主成分:主成分1主要代表实验围栏、麋鹿存栏数和密度等因子的影响,主成分2主要代表发情期时段因子的影响。这两个主成分解释了全部因素效应的90.72%。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占群计策与主成分2呈极显著负相关,求偶集会计策与主成分1呈显著正相关,最大后宫雌鹿个体数与主成分1极显著正相关,而偷袭交配计策和后宫数目与主成分1和2均无显著相关。据此推测,占群和求偶集会繁殖计策分别受密度和发情期时段的影响,而偷袭交配行为对密度和发情期时段不敏感。我们还探讨了麋鹿发情行为计策的环境适应性,从行为学角度为麋鹿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北京麋鹿苑麋鹿种群的微卫星多态性及遗传结构分析

麋鹿是我国Ⅰ级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野生种群于19世纪灭绝.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于1985年和1987年自英国乌邦寺共重引入的38只奠基个体经散放式放养后,种群的数量至今已超过了1000只(包括繁育子代外送至国内其他动物园或研究基地的数量).为了探讨该重引入种群的遗传多样性,采用25个微卫星位点对北京麋鹿苑种群及浙江临安亚种群的167只麋鹿个体进行了群体检测,获得的每个位点的平均等位基因数为2.16,平均期望杂合度为0.370,平均多态信息含量为0.301.该结果表明,北京麋鹿苑种群及浙江临安亚种群麋鹿的遗传多样性较贫乏.因此建议与我国引自英国其他种群的麋鹿种群之间进行个体交流,从而增加各种群的遗传基因杂合度,以促进我国麋鹿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简化基因组技术的云南蓝果树群体遗传分析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云南蓝果树是国家和云南省实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工程的代表性物种。为有效保护其遗传资源,本研究通过二代测序技术,对其进行简化基因组测序,开发一批特异性高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标记,分析现存群体的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经过遗传变异检测,本次研究中共获得SNP位点98 498个,通过样品最低测序深度>2,样品缺失率<0.5,次要基因型频率（MAF）>0.05筛选以后,得到有效SNP位点6 309个。基于过滤后的SNP,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对云南蓝果树完成了群体的遗传分析,其中：系统进化树分析将云南蓝果树划分为3大类,研究分析了云南蓝果树各分类的私人等位基因数目（Private）、平均观测杂合度（H_o）、平均期望杂合度（H_e）、核苷酸多样性（π）和平均近交系数（F_IS）5个遗传多样性参数;群体结构和主成分分析进一步证明了,云南蓝果树现存植株之间亲缘关系较远,遗传多样性差异较大,具有很高的遗传资源保存价值。本研究结果将为基于遗传管理的云南蓝果树就地保护、遗传资源保存和种群重建等保护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序位等级与成功繁殖

为探讨雄性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的吼叫行为与序位等级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成功繁殖中的作用。2000年7－8月,在北京麋鹿苑选定12头成体雄鹿,用目标取样法观察记录每头鹿的吼叫、圈群和交配行为的发生频次。用有效比值[被雌鹿接受的频次／雄鹿圈群（或交配）的总频次]来衡量雄鹿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性。依据雄鹿在发情期的表现状态,把雄鹿归为3类：占有雌鹿群的“群主”（4头）、未占有雌鹿群而挑战“群主”的“挑战者”（5头）和远离繁殖群的“单身汉”（3头）。不同序位等级雄鹿的吼叫频次、圈群（或交配）行为频次、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值存在显著差异（P＜0.05）。对吼叫行为的分析表明：“群主”吼叫频次最高,“单身汉”吼叫频次最低。“群主”的有效值最高,“单身汉”的有效值最低。据此认为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与其序位等级密切相关,而序位等级又决定了雄鹿参与繁殖的机会。此外,还记录到占群雄鹿的警戒吼叫,这是对Wemmer et al.(1983)警戒吼叫行为仅见于雌鹿的观察结果的补充。     

大仓鼠年龄组及性别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本应用随机扩增多态性DNA（RAPD）技术,采用多态位点率、Shannon信息多样性指数和Nei遗传多样性指数作为种群遗传变异的指标,研究了1998和1999年大仓鼠种群性别群体和年龄组群体的遗传多样性。主要的结论是：性别群体间遗传分化较小,年龄组群体间分化较大;年龄组相距越大,遗传分化也就越大;幼年组的遗传多样性高于老龄组的遗传多样性;1999年秋季种群的年龄组遗传分化和差异要比1998年四季种群更为明显。大仓鼠不同年龄组群体间的遗传分化支持遗传结构由于受时空上的选择压力而产生变异和适应性观点。大仓鼠幼体的遗传多样性比成体和老体的较高,这一结果倾向于支持Ford的假说,说明种群繁殖出的幼体遗传多样性高,其中有遗传质量好的,也有遗传质量差的,但在生存过程中,随着选择压力的作用,种群趋于适应,与环境不相适应的类型遭到淘汰,低质的幼体由于自然选择压力的增加而从种群中消失,致使成年和老年群体多态性逐渐降低。     

不同地理分布区紫椴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变化

 该文运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研究不同纬度、不同海拔紫椴(Tilia amurensis)天然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变化规律,探讨紫椴种群的濒危机制,为 紫椴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理论依据。14个ISSR引物扩增结果显示：紫椴种群多态位点百分率（P）为93.85％,基因多样性指数 （H）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I）分别为0.243 3和0.380 3。不同纬度紫椴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由高到低依次为：CBS种群＞BL种群＞NA种群＞LS 种群＞FHS种群＞DYS种群;不同海拔紫椴种群的遗传多样性由高到低依次为：H1种群＞H2种群＞H3种群＞H4种群＞H6种群＞H5种群。 紫椴种群 的遗传多样性没有随纬度的升高而呈现规律性的变化,但随海拔的升高呈现遗传多样性逐渐降低的趋势。用AMOVA进行分子方差分析表明,紫椴 种群间遗传分化较大,遗传变异主要来自种群内部。紫椴种群间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没有相关性,但随着海拔的逐渐增高种群间遗传距离增大 。该研究结果揭示,紫椴种群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不是导致其种群濒危的主要原因,导致其濒危的主要原因可能与人为采伐、 生境破坏和生境退化及其自身生物学特性所导致的自然更新不良有密切关系。因此,应加强对紫椴生境的保护, 防止人为因素对紫椴天然种群 的进一步破坏。     

洞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种群的偏性扩散行为

大多数鹿科动物表现出偏向雄性的扩散行为。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于20世纪初在中国灭绝,1985年被重引入中国。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导致部分麋鹿个体从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外逸,最终在洞庭湖区形成自然野化种群。野化麋鹿是否也存在偏性扩散行为?1995—2012年,采用样带调查法、分区直数法、特殊个体识别法和访问调查法,按性别组成将扩散群分为雄性群、混合群和雌性群,对洞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种群的扩散行为进行了研究,共记录到118次扩散。其中,有65次扩散可确认扩散群的类型;60次可确认扩散群准确的个体数。结果显示:(1)雄性麋鹿较雌性更倾向于扩散。雄性群的扩散频次高于雌性群和混合群;50%的雄性扩散群仅由单一成年雄体组成。(2)雄性麋鹿的扩散能力最强,雄性群、混合群和雌性群的平均扩散距离分别为(13.73±8.74)km、(11.05±4.16)km和(8.95±2.16)km,但三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χ2=1.896,df=2,P=0.387)。雌性群和混合群的扩散距离均短于25km,而5.88%的雄性群扩散距离长于25 km。(3)雄性群的平均个体数与混合群的差异显著(F=5.324,df=24,P=0.000.05),与雌性群的差异不显著(F=9.830,df=35,P=0.813),而混合群与雌性群之间的差异显著(F=48.085,df=55,P=0.000.05)。(4)50.00%的雄性群和53.57%的混合群选择芦苇草地作为扩散目的地的生境。洞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种群与其他野生鹿科动物一样,也存在"雄鹿较雌鹿更倾向于扩散"的现象,雄性的扩散能力比雌性强,雌性的扩散可能依赖于雄性。以上结果对麋鹿的野外放归和自然野化种群的管理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白木香遗传多样性研究

用ISSR分子标记技术对白木香(Aquilaria sinensis(Lour.)Gilg)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白木香物种水平的遗传多样性较高,而居群水平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其中广东茂名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最高.白木香居群间存在较大的遗传分化,遗传分化系数G_(ST)=0.4425,表明居群内遗传分化大于居群间的分化.UPGMA聚类分析表明白木香分化为两个谱系,其中谱系Ⅰ由广东、福建、海南的5居群组成,谱系Ⅱ由广西、云南的3个居群组成.居群间的基因交流受到阻碍(Nm=0.6633<1),阻碍主要产生于两个谱系间,而谱系内部的居群间在较近的历史时期基因交流频繁(Nm分别为1.4382和1.2333),谱系分化的原因主要是地理因素,两谱系交界处有云开山脉等形成的天然屏障,阻碍物种的扩展和基因交流.     

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野生和人工繁殖大眼幼体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长江水系中华绒螯蟹是我国最重要的河蟹养殖群体,通常认为长江野生大眼幼体在成蟹阶段具有一定的生长优势,但是长江流域河蟹增殖放流和养殖群体逃逸可能对其野生大眼幼体遗传多样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尚未见相关报道。因此,本研究利用29对微卫星标记对河蟹长江水系野生和人工繁殖大眼幼体的亲缘关系及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两群体大眼幼体均表现出较高的杂合水平,两个种群Ho分别为0.729 9和0.750 0,无显著差异(p0.05)。两群体总近交系数(Fit)为0.171 2,群体内近交系数(Fis)为0.165 9,群体间分化系数(Fst)为0.006 4;分子方差分析(AMOVA)显示,99.7%的遗传变异来自种群内个体间,0.3%来源于种群间的变异,遗传分化程度较低;各位点的基因流Nm平均值为38.739 9,说明两种群基因交流频繁;群间平均遗传距离仅为0.106 7。瓶颈效应和遗传结构分析显示,两个群体近期经历过瓶颈效应,群体间间遗传混杂,不能分出有效理论种群数。综上所述,长江口河蟹野生大眼幼体的SSR遗传多样性稍高于人工繁殖群体,两者的遗传分化程度较低,这暗示两群体间存在基因交流。     

中国麋鹿种群密度制约现象与发展策略

1985年我国从英国引入在我国已灭绝的麋鹿,分别建立了北京和大丰两个麋鹿种群。14年来,这两个麋鹿种群经历了风土驯化和种群增长两个阶段。1997年底,中国麋鹿数量达671只。麋鹿种群的性比已经基本平衡,有效种群数目接近实际种群数目。北京麋鹿苑面积有限,大丰麋鹿仍生活围栏之中。于是,目前北京和大丰种群的增长都受到了种群密度的制约。对北京种群进一步的发展应加以人工调控,目前可能采取的措施有人工迁出部分个体和控制雌性生育率。大丰保护区有大面积海滩,将圈养麋鹿释放到没有围栏的海滩,实现建立自然生境中的野生麋鹿种群的中国麋鹿保护战略目标。同时,应考虑形成圈养麋鹿品系,为未来开发利用麋鹿资源开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