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功能简介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空间数据处理系统,能完成数据的采集、存储、查询、分析、显示与输出地图等工作;它以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采用空间模型分析方法,为解决空间问题和地理决策服务。地理信息系统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和社会经济经济发展规划与管理的各个方面,并从简单的信息管理发展到了综合分析、综合评价及决策支持等高级应用阶段。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地理信息系统是“西双版纳生物圈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之一。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目的在于对保护区自然资源和保护区内人类活动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实现保护区管理的现代化;同时为保护区发展规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等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分析、制图工具。     

自然公园功能分区方法研究——以黄山风景名胜区为例

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我国提出"国家公园体制"并要求对保护地体系进行优化完善。功能分区作为保护地规划与管理中最相关的过程,是保护地体系优化的重要方面。自然公园作为多类型保护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功能分区还存在着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考虑不充分,缺乏综合性的分区研究等问题,不利于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推进保护地体系的优化与完善,从综合管理的角度出发,基于不可替代性、生态脆弱性、景观资源评价和经济建设的适宜性等方面提出了自然公园的功能分区方法,并以黄山风景名胜区为例进行了分区研究。本研究认为,自然公园的功能分区可包括生态保育区、景观保护区和经济发展区三个一级区,生态保育区可以分为核心生态保育区和重要生态保育区,景观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景观保护区和重要景观保护区,经济发展区可以分为游憩区、农业区和居住区。     

结对发展——一项加强保护区国际合作的计划

1 计划的提出世界保护联盟(IUCN)、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CNPPA)所制订的一项提高保护区管理能力的行动计划,就是要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保护区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或称姊妹保护区),加强彼此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共同发展,为自然保护和文化、科学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欧洲自然和国家公园联合会(FNNPE)在欧洲共同体的支持下率先建立了一个简称为“伙伴和交流计划”,鼓励欧洲和亚洲、拉丁美洲保护区之间的合作,使具有不同自然与文化特点的保护区建立伙伴关系,亦称“结对”,促进保护区的主     

基于旅游从业者的卧龙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有效性分析:社区参与视角

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旅游从业者的来源地、收入分布和职业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以综合分析旅游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发展以及保护区管理之间的关系及面临的问题，探讨旅游发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尽管旅游发展对当地经济有一定的贡献，但尚存如下问题需要解决：（1）旅游与当地居民经济参与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关系比较微弱；（2）经济漏损和收入分配不平衡；（3）当地居民进入旅游业受到启动资金及技术技能条件的限制。     

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果是保护区管理工作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由于管理基础、管理机制和管理行为的不同,对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差异。为了剖析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各项管理要素对管理效果产生影响情况及其重要程度,从林业系统中选取15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问卷调查,从26项管理要素中得到14项能体现管理有效性的关键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X^2检验的方法,分析这些关键评价指标与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经过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的3个指标（保护状况E1、保护区控制E2、对当地社区经济效益的影响E3）中,目前E1在各个保护区中的管理效果得分中最高,这说明维护保护区的保护状况仍是各个保护区最为重视的工作目标;而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中各个因子对于管理效果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在这些管理评价指标中,宣传项目是唯一对保护区管理效果中的3个指标都有影响的因素,并对E1这一管理效果因素影响最大,而管理监督评价和旅游管理与收费则是分别对E2、E3的影响最大。通过分析,将会更加明确保护区的管理因素中各个指标的重要性,通过对采取合理的方式,最终可以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效果。     

保护才能发展、绿色就是财富 保护区管理心得之一

严格控制自然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分区的调整,严格限制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建设活动,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保护力度,完成8至10个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试点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恢复示范区等建设。到2015年,90%的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典型生态系统得到保护。摘编自《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自然保护区的首要目标就是资源保护,保护区工作者应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把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宣传教育、社区共建等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保护区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得到充分体现。为什么保护。从大概念来讲,就是为了保护国家     

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内外的生态功能差异

湿地保护区是一类特殊的陆地保护区,其保护效果不仅取决于内部的管理强度,还受到其周边地区水文状况的强烈影响,因此保护区内外生态功能的差异程度是评价其保护效果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根据三江平原建三江管局2004年Landsat-TM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图以及2002年1∶50000数字高程(DEM)数据,利用基于Arcview3.2软件的SWAT水文模型获得各湿地保护区的汇水区作为其水文敏感区.在此基础上,利用专家咨询和有关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研究结果,计算出各湿地保护区及其水文敏感区的湿地生态功能指数.结果表明,国家级保护区的湿地生态功能普遍优于地方级保护区,而其水文敏感区的湿地生态功能则并不一定优于地方级保护区的水文敏感区.通过对各保护区及其水文敏感区的湿地生态功能指数相对值进行聚类分析和相关分析可知,位于浓江-别拉洪河流域且毗邻的几个保护区的湿地生态功能相对状况较为接近,地方级保护区与其水文敏感区的湿地生态功能指数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这充分说明湿地保护区的管理强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保护效果.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生态廊道识别及其保护状况评估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是以藏羚、藏野驴和野牦牛等为代表的濒危有蹄类野生动物全球的主要分布区域,然而该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人为干扰,往往对上述濒危有蹄类迁徙廊道产生干扰及阻隔效应.基于最小费用距离路径原理及其Linkage Mapper模型,本研究模拟识别了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种群的潜在廊道分布,并依据主要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可可西里和羌塘)和廊道之间的关系,将潜在廊道划分为封闭廊道(保护区内部廊道)、连通廊道(保护区之间廊道)、开放廊道(保护区与其外部非保护区区域之间廊道)和外部廊道（保护区区域之外的廊道）4种类型,并比较了它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受扰状况.结果表明：尽管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有蹄类生境及其廊道总体保护状况仍相对较好,但日益增强的人为干扰对连接主要保护区之间部分廊道生态功能的干扰和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划片分区式保护区管理模式不利于对以藏羚羊为代表的濒危有蹄类迁徙廊道进行有效的整体性保护,未来需要建立基于生态完整性和廊道连通性,整合上述3大保护区,建立青藏高原高寒荒漠保护区网络体系,打破保护区间的行政边界割裂和管理体系分割,通过建立保护区之间信息、资源共享以及保护措施的统一协调机制,实现整个高寒荒漠区生态系统、高原珍稀濒危物种的统一保护管理,提升高寒荒漠保护区的整体保护效率.     

我国哺乳动物就地保护状况评估

自然保护区被公认为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基于全国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通过分析我国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哺乳动物种群数量的分布情况,在全国尺度上对自然保护区内591种哺乳动物的就地保护状况进行了评估。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将我国哺乳动物就地保护水平划分为"有效保护""较好保护""一般保护""较少保护""未受保护""保护状况不明""未予评价"等7个等级。结果表明,除未予评价的35种外,其余参评的556种物种中,共有534种在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占总数的90.36%。其中有效保护、较好保护、一般保护、较少保护的物种分别有145、60、100种和229种,分别占总数的24.53%、10.15%、16.92%和38.75%。此外,有22种物种保护状况不明。针对不同保护体系中的哺乳动物的就地保护状况进行评价,研究共涉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40种和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427种,其中分别有109种和409种在保护区内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总体来说,虽然有90.36%的哺乳动物在保护区内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但保护状况良好(包括有效保护和较好保护)的比例明显较低,保护状况仍然不容乐观,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对于保护状况不明的物种,有必要对保护区开展更加全面、细致的科学考察以进一步确定其保护现状;对于确未受到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的物种,需要通过完善保护区网络,将其纳入自然保护体系之中。     

征稿试行简则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是由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发起,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其主要内容是系统介绍国际生物圈保护区行动计划的进展,反映我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在科研、保护、教育、资源开发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开展的各项活动,以此达到上下沟通、相互交流、信息共享的目的。欢迎广大从事自然保护研究的科学家及献身于自然保护事业的工作者、管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破碎化研究

生境破碎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形态（景观结构）上的破碎化;二是生态功能上的破碎化,将景观连接度的概念引入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的生境评价研究中,通过选择影响大熊猫生存的３种典型景观因子;地形高度,地形坡度和食物来源,从生态功能上研究３种景观因子由于空间组合的不匹配而形成的生境破碎化现状,在生物各景观因子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行景观连接模糊相对赋值,并建立景观连接度评价模型,在地理信息系统支持下,研究了卧龙     

Human disturbances on landscapes in protect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

Human-induce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in protected areas is of great concern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studies. Using Landsat TM data and GIS-based spatial analysis, we assessed the impacts of human disturbances on landscape structure in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 in southwestern China. Buffer zone and landscape dissimilarity analysi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scope of three types of human-induced disturbances—construction of hydropower stations, human activities around settlement, and human activities along roads. We found that the impacts of these human disturbances extend to a threshold distance of about 1,000 m from the sources of disturbance. The intensity of the impact of human disturbances on landscape structure exhibited clear distance–decay effects. The first 200 m buffer zone is the area where human activities have inflicted the most visible changes, with a decrease of forest cover by 15–40% and an increase of shrub and barren land area by 15–50%.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the overall impact on landscape structure was highest around hydropower stations, second around human settlements, and lowest along roads. Overtime, however, the relative level of impact associated with construction of hydropower stations will likely decrease and that associated with human activities around settlements likely increase. Our case study of Wolong exposes hurdles that habitat preservation must cross in protected areas. Future management of Wolong Nature Reserve should focus on adoption of effective policies to further constrain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reserve.     

羌塘高原自然保护地社会生态效果评价

自然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稳定起着积极作用。社会生态评价有助于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采用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景观生态指数等指标对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等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效果进行评价,以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为指标,对自然保护地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生态效果：2000-2015年自然保护地的NPP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但保护地建立后NPP下降趋势有所减缓。景观破碎度增加、斑块形态复杂化。草地、农田、城镇等人类主导景观斑块空间集聚性增强。除部分偏远地区人类活动影响减小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地人为活动扰动依然较强。其中,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用地比重增加、生产用地比重下降,自然景观得到一定恢复;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用地比重下降、生产用地比重增加,尤其是草地优势度进一步增大,生态压力加大。2）社会经济效果：1990-2015年自然保护区人口密度、农业产值总量显著低于生态功能区,但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显著高于生态功能区。保护地建立后人口密度、人均农业产值都有增加,人口密度生态功能区增加更显著,人均农业产值自然保护区增加更显著。今后,对自然保护区要强化管理、控制人类活动,对生态功能区要着力缓解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冲突,提高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针对性,探索保护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与切实保护相协调的新途径。     

野生大熊猫生态学研究进展与前瞻

在现代食肉目动物中,大熊猫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物种之一,既在科学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亦是世界自然保护的象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生态学研究以来,迄今已积累了大量有关该物种及其柄息地的生态学知识,近年来3S技术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将野生大熊猫生态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崭...     

鸭绿江河口湿地鸟类生境的破坏与修复

鸭绿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发现鸟类210种,目前只是在核心区才保留有少许的自然生境——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的巢址,生境破碎化、片段化现象严重。文章运用景观生态学、恢复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的原理和方法、兼顾保护与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进行生境修复,加强生态管理,使得鸭绿江河口湿地真正成为众多鸟类迁徙路上理想的歇脚地、加油站。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演化与耦合: 以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为例

本文以具有典型喀斯特环境特点的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为例开展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人与自然耦合系统模型构建, 从文化景观视角探讨了喀斯特地区自然与文化系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 国家生态政策制度与乡规民约等乡土保护体系对生物文化多样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坡岗保护区经历了管护主体和保护利用态度的转变, 保存了典型的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 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生存与适应过程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坡岗自然保护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形成一个地理重合、协同进化且相互作用的维持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体系主要存在国家政策制度类与乡规民约等乡土文化类两种驱动因素。应加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推动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协同发展; 除了政策与制度类驱动因子的直接作用, 还需要注重村规民约以及生态传统知识等乡土文化的驱动作用, 以避免保护区自然与文化保护体系的割离。     

中国角蝉科耳角蝉属一新种(半翅目:角蝉科)

本文记述了中国角蝉科耳角蝉属1新种——未来耳角蝉Maurya dreamonia,sp．nov．模式标本保存于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标本馆。 未来耳角蝉Maurya dreamonia Zeng,新种 体中型,体长6．5mm,褐色,肩角间宽2．5mm,上肩角间宽3．2mm。近似于脊顶耳角蝉M．verticicarinalis Yuan,1988和瘤耳角蝉Mparadoxa（Lethierry,1876）,新种最显著特征在于上肩角发达,无弯曲,直伸向外上方：后突起中部更为拱起。与脊顶耳角蝉相比,新种前翅翅脉还具有小瘤结颗粒。 正模：♀,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1980m）,2004-Ⅶ-06,曾昱采。     

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中城市(镇)的功能及其与保护区的相互关系

内蒙古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是以保护欧亚大陆典型草原生态系统为目的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了保护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锡林河流域的生态功能．在成立保护区时将锡林浩特城市以及白音锡勒城镇等规划在内。但是,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成立15a来。长期存在着保护与发展的尖锐矛盾,保护区基本上无核心区、草地类型的生态系统出现大规模的退化、城市(镇)与保护区的发展基本脱节、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用处于非常原始的掠夺性利用状态。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应充分考虑到社区的发展问题,解决人的生存出路并提高他们的生活员量。即以锡林郭勒生物圈保护区为例,探讨了城市(镇)的作用及其与保护区的相互关系,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所采取的对策。     

利用红外相机建立野生水鹿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

动物行为谱是动物行为学研究的基础。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利用PAE编码分类系统并结合红外相机所获得的照片和视频数据开展水鹿(Rusa unicolor)行为谱的研究,建立了野生水鹿行为谱及其PAE编码系统。本研究共分辨并记录了野生水鹿的7种姿势,63种动作和74种行为,基本涵盖了水鹿的主要行为,并区别了各种行为在成年雄性、成年雌性和亚成体之间的相对发生频次,分析水鹿的具体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联。通过建立野生水鹿的行为谱,能为更深入地开展水鹿行为生态学研究提供基础信息,也为水鹿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依据。该研究可以推广到其他不易直接观测的野生动物的行为学研究中。     

Escalating human–wildlife conflict in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China: A dynamic and paradoxical process

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 has become a conservation focus for both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incidence and mediation of HWCs are rooted in coupled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HWCs was undertaken in 2016 in the Wolong Nature Reserve located in Sichuan Province, southwestern Chin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01 local households to understand the occurrence of wildlife damage, the wildlife species involved, the typical losses incurred, and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employe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local HWC has increas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due to effectiv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licies. Despite the widespread occurrence of HWCs, with nearly all respondents stating that they had suffered a financial loss,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schemes are lacking. Local respondents' expected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style were investigated, and it was concluded that integrated compens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s are needed to mediate and resolve HWC. In particular,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reduce local households'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e and transform loc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to alterna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not related to farming, such a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igrating empl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