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湿地评价研究综述

湿地评价研究已成为新世纪湿地科学前沿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近年来 ,随着对湿地认识的不断深入 ,我国湿地评价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研究水平提高幅度较大 ,研究方法由过去仅局限于湿地特征描述的定性评价 ,发展到湿地价值评价、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湿地环境影响评价以及湿地生态风险评价等方面 ,3S技术和数学方法在湿地评价研究中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今后我国湿地评价研究应侧重于湿地评价理论、湿地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湿地对比评价研究、退化湿地评价研究、湿地与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新技术和新方法应用等方面     

三江源区沼泽湿地退化过程中植被变化特征及评价指标体系

湿地退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是湿地退化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该研究以隆宝高寒沼泽湿地为例,分析了不同退化程度湿地植被的变化特征,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多个植被指标构建了湿地退化的植被评价指数。结果表明：(1)随着湿地退化程度加剧,沼生植物重要值减小,湿中生植物重要值增大,植物群落由小苔草(Carex parva)群落向藏嵩草(Kobresia tibetica)群落演替。(2)随着湿地退化程度加剧,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和丰富度均逐渐增大,其中,重度退化阶段与未退化阶段间差异显著(P<0.05)。(3)地上生物量随着湿地退化显著降低(P<0.05),而地下生物量则呈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在10~20 cm和20~30 cm土层,重度退化阶段与轻度退化阶段间均差异显著(P<0.05)。(4)主成分分析显示,9个植物群落指标简化为第1和第2主成分,累计解释量达91.7%。第一主成分上盖度、地上生物量、沼生植物重要值和中生植物重要值具有较高载荷,达0.9以上,对于湿地退化的指示性较好。(5)不同退化阶段的湿地植被评价指数(SVEI)分别为,未退化阶段-3.23～-1.98,轻度退化阶段-0.54～0.51,重度退化阶段2.15～3.26。研究认为,利用多个植被指标构建的湿地退化植被评价指数可以很好地指示隆宝湿地的退化程度,且湿地植被评价指数值越大,湿地退化越严重;不同退化程度湿地的植被评价指数阈值为：未退化阶段SVEI<-1,轻度退化阶段-1≤SVEI≤1,重度退化阶段SVEI>1。     

尕海湿地草甸土退化过程土壤氮矿化演变特征

氮矿化是生态系统循环的重要环节之一,影响着生态系统功能和氮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因此研究高寒湿地退化过程中土壤氮矿化演变特征,对揭示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干扰背景下的湿地土壤氮素循环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尕海湿地4种不同退化梯度(未退化、轻度退化、中度退化、重度退化)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野外树脂芯原位培养方法,通过对植物生长季不同生长阶段(生长初期、生长盛期、枯萎期)土壤氮素矿化作用研究,分析湿地退化演替过程中土壤氮矿化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土壤环境因子和酶活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尕海湿地退化对土壤氮矿化过程有显著抑制作用,与未退化(0.143 mg kg^-1 d^-1)相比,轻度退化、中度退化、重度退化的土壤净氮矿化速率分别减小了0.018 mg kg^-1 d^-1、0.025 mg kg^-1 d^-1、0.020 mg kg^-1 d^-1;随着退化程度加剧,土壤净氨化速率逐渐减小或者不变,而净硝化速率却增大。随时间推移,各退化...     

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森林退化是全球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准确评价退化森林生态系统是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重要前提,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已成为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研究国内外提出的关于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理论的基础上,综述了森林退化的定义、特征和一般过程,梳理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筛选的一般原则和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方法,分析比较了不同学者所提出的主要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筛选、构建了一套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即从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生境这3个方面选取了32个能够较全面反映退化生态系统主要特征的评价指标,以期为构建我国区域尺度上的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为退化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提供科学依据。总结分析了退化森林生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今后开展研究和探索应该深入的方向,以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合理性。     

鸟类群落对若尔盖高原湿地退化梯度的响应

鸟类是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的一类环境指示生物,研究其群落特征对湿地退化的响应,有助于揭示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探讨对湿地状况进行有效监测和评价的方法。以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花湖、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阿孜站）为研究区域,2018年5、2019年5月采用样线法对区域中4种高原湿地退化梯度,即典型湿地（Ⅰ型）、季节性湿地（Ⅱ型）、中度退化湿地（Ⅲ型）和重度退化湿地（Ⅳ型）的繁殖鸟类群落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时段共记录到繁殖鸟类8目14科41种,其中花湖繁殖鸟类39种,阿孜站繁殖鸟类21种。数据分析显示,随着高原湿地退化演替序列,两地的鸟类群落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逐步减小,群落优势度不断增大;Ⅲ型和Ⅳ型群落相似性系数最高,Ⅰ型和Ⅳ型间群落相似性最低,表明鸟类群落随湿地退化发生明显改变,仅与毗邻的退化梯度群落组成相似。研究区域Ⅰ型生境中,水禽类占绝对优势,以红脚鹬（Tringa totanus）为优势种;Ⅱ型中长嘴百灵（Melanocorypha maxima）为群落中优势种;小云雀（Alauda gulgula）和角百灵（Eremophila alpestris）为Ⅲ型群落中的优势种;群落中优势种团为雪雀（Montifringilla spp.）和地山雀（Pseudopodoces humilis）时,标志着湿地已经重度退化（Ⅳ型）。鸟类群落优势种的转变是鸟类营巢环境要求与湿地退化中环境的改变相适应的结果。本研究尝试性的提出如何利用鸟类对高原湿地退化状态进行监测和评价。     

向海退化盐沼湿地修复效果评估

向海自然保护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西部的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区，是盐碱沼泽湿地集中分布区。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湿地退化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基于"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利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湿地修复效果评估模型，构建了3个综合指标和19个评价因子在内的湿地评价指标体系，对退化湿地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与2015年相比，2017年仙鹤岛修复示范区湿地植被盖度在原有基础上提高45.83%，水禽数量和种类分别提高40.41%和61.54%，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下降了8.70%，土壤盐度指数下降了8.82%。与2015年的湿地评价值0.4481相比，2017年湿地评价值为0.5537，修复效果值提高了23.57%，向海湿地的退化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达到了湿地的修复效果，该研究对于湿地的恢复与管理具有一定意义。     

土地退化过程、机制与影响——以土地退化与恢复专题评估报告为基础

土地退化已成为威胁32亿人口福祉的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UN、IPBES、IPCC等组织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的土地退化研究中,还存在概念不清、过程和机理不明、影响认识不彻底等问题,因此,厘清土地退化的概念、过程和机制是防止土地退化和恢复退化土地的关键。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地退化与恢复专题评估报告为基础,剖析了土地退化的概念、过程、机制及影响：土地退化过程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两大因素驱动,退化过程包括疑似退化、历史退化、敏感退化、弹性退化、持续退化和永久退化6种状态;土地退化类型可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城市土地退化、农田退化、森林与草地退化、湿地退化等;土地退化具有多重影响,包括威胁食物和水安全,影响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引发地区冲突、大规模人口迁徙和疾病传播,加剧贫困及全球气候变化。土地退化过程、机制及影响的审视将为我国沙漠化、石漠化等土地退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并为我国"山水林田湖草"土地系统的统筹治理和"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支持。     

湿地退化的经济成因分析

运用环境经济学中的外部性与产权等理论,结合天然湿地的一些经济属性,对湿地退化的经济学原因进行探讨与分析,以期为湿地保护提供理论基础。湿地的“椎公共资源性”决定了在湿地资源的使用过程中不能排除他人使用这种财产的权利,以至造成对湿地的抢先使用和过度开发：从外部性理论的角度分析,湿地保护的正外部性行为未得到应有补偿,湿地破坏的负外部性行为未付出应有代价,缺乏正反两种外部性的补偿与制约是造成湿地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湿地资源的特点决定其产权不完整,湿地保护者无法完整拥有湿地带来的所有收益或无法控制湿地收益的稳定,故而对湿地保护不足;湿地资源具有稀缺性,但由于其许多效益缺乏市场或湿地资源价格偏低,使得市场无法真实反映湿地资源的价值,造成湿地资源退化或丧失。     

中国湿地生态站现状、发展趋势及空间布局

湿地调查与监测是全面了解和掌握湿地变化,开展湿地保护和修复的前提和基础。湿地生态站是开展湿地长期监测和野外试验的平台,对研究湿地生态系统过程与功能,揭示湿地变化机理具有重要作用。系统梳理了我国现有的湿地生态站,分析了当前湿地生态站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指出：与国际主要生态观测网络相比,我国综合性湿地生态站数量较少、比例偏低,导致在湿地生态系统监测和评估上存在较大空缺;现有生态站存在层级结构不合理、监测指标体系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国家尺度湿地生态系统监测评估的需求。研究基于中国湿地生态站的现状,提出综合性湿地生态站布局原则,认为：应反映湿地生态系统类型代表性及湿地的空间分布特征,体现综合站-区域站-卫星站的层级结构特点,服务国家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战略需求。按照上述布局原则,对今后综合性湿地生态站的空间布局提出建议。同时,对湿地站发展定位、聚焦的前沿科学问题、湿地联网研究及国际合作方面提出了展望。     

基于水文平衡的湿地退化驱动因子定量研究

作为地球上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但是,近年来湿地生态系统退化速度远大于其他类型生态系统,开展湿地退化的定量评估分析研究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具有重要意义。选择北京城市湿地为研究对象,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分别提取得到1991年和2007年的湿地面积,基于湿地水量平衡理论和湿地水文方程方法,定量评估分析了导致湿地退化的原因和不同驱动因子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与1991年相比,2007年北京湿地减少约6275.31 hm2,约占1991年北京湿地总面积的24.46%。显著退化区域主要发生在野鸭湖湿地和密云水库湿地,分别减少了约1377.69 hm2和4654.50 hm2。(2)引起湿地退化的自然驱动因子中,以降水减少、入境地表水减少和蒸发量增加为主,驱动湿地退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9.22%、14.05%和11.85%。引起湿地退化的人为驱动因子中,以城市扩展为主,驱动湿地退化的贡献率为3.42%,而技术进步所采取的节水措施等有利于湿地保护,贡献率为25.55%。     

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湿地的影响研究进展

青藏高原是中国湿地分布最多的区域,其独特的高寒湿地对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梳理了青藏高原湿地变化的时空特征,基于此,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不同类型湿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主导不同类型湿地变化的气候因素有差异,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湖泊湿地主要受降水量影响,湖泊湿地在北部扩张、南部缩小的趋势与降水量的空间差异存在较强的一致性;沼泽湿地主要受气温影响,气温升高导致水分蒸发、植被群落演替,沼泽湿地向草地转化,江河源区和若尔盖高原等主要分布区域呈现退化趋势;河流湿地主要受气温影响,气温升高加速河源冰川消融、同时也增大河流蒸散发量,共同作用下河流湿地呈现北部减少、南部增加的趋势。(2)过度放牧、泥炭开采、水利建设等是影响湿地变化的主要人类活动。若尔盖高原同时存在过度放牧、泥炭开采和沟渠建设多重人类活动影响,当地沼泽湿地退化明显;柴达木盆地的人工湿地由于盐业开采迅速扩张。(3)当前研究存在数据可对比性不足、大区域尺度和野外定点持续监测数据缺乏等问题,导致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未来应加强高寒湿地定期监测与风险评估,完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与环境变化和...     

基于CiteSpace的湿地恢复研究进展

由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等影响,全球湿地退化不断加剧,关于湿地恢复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但缺乏系统的文献梳理,对研究领域的热点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认识不足。基于文献计量学软件CiteSpace.5.5R2及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检索的文献数据,对湿地恢复领域的发文量、作者群、发文机构、文献共被引、高频关键词及突现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1)国内外关于湿地恢复研究的发文量总体上均呈现增长趋势,2008年之后发文量均显著提升,国内研究较国外晚了近10年,但发展迅速,国际影响力提升较快;(2)国外主要研究机构包括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Florida、University Wisconsin等,均为美国机构,形成了以William JM-John WD、Zedler JB、Jos TA Verhoeven-Leon P M Lamers、Jeffrey WM等核心研究团队;国内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为主,形成了崔保...     

不同人为干扰下纳帕海湖滨湿地植被及土壤退化特征

以滇西北高原纳帕海湖滨退化湿地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了人为隔断水源补给、牛羊过度放牧和家猪拱地三种人为干扰下湿地植被和土壤退化特征。结果表明：三种干扰方式下,纳帕海湖滨湿地植物群落类型多样性、物种丰富度、物种数、Shannon-Wiener指数、沼生植物重要值以及土壤有机质、全氮、速效氮、含水率、毛管孔隙度变化规律为：人为隔断水源补给＞牛羊过度放牧＞家猪拱地,而土壤容重和全钾含量变化规律完全相反。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同人为干扰下相同土壤指标之间相关性质和相关强度不同;CCA分析表明植物群落种类组成和分布与土壤含水率和全磷含量显著相关。以原生湿地样点为对照,人为隔断水源补给、牛羊过度放牧和家猪拱地样带土壤退化指数分别为-7.40%、-14.53%、-45.01%。认为纳帕海湖滨湿地退化是三种干扰协同作用结果,但作用程度不同,其顺序为家猪拱地＞牛羊过度放牧＞人为隔断水源补给。     

内蒙古高原典型草原区河漫滩湿地植物群落退化表征

草原区河流河漫滩草甸是生物多样性表现最充分和生物生产力最高的地段, 但由于过度放牧利用, 绝大部分草甸处于退化状态。该文以锡林河流域中游的河漫滩草甸为研究对象, 比较分析了围封保育湿地与放牧退化湿地的群落组成、地上生物量, 以及共有植物种的植株高度、节间长、叶长、叶宽, 土壤含水量、容重, 群落地下根量及根的分布,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的变化。结果表明: 1)放牧使得湿地植物群落优势种发生变化, 原有湿生植物逐渐向旱生化转变, 同时地上及地下生物量明显降低。2)退化湿地的植物呈现显著小型化现象。3)放牧退化湿地的土壤含水量较围封保育湿地低, 其垂直分布及地下根的垂直分布也发生变化。在低河漫滩, 土壤水分随土层的增加而增加, 根量也趋于深层化。但在高河漫滩湿地, 土壤含水量接近典型草原, 根未出现深层化分布趋势。4)放牧践踏引起土壤容重和土壤紧实度增加。5)放牧使得低河漫滩湿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增加, 而在过渡区及高河漫滩湿地, 放牧使得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含量显著降低。     

运用植物区系质量指数快速评估湿地植被恢复成效

目前通常采用的评估湿地保护和恢复成效的指标体系较为复杂, 常涉及生物学、环境科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 导致监测评估成本高, 并难以实现综合的定量评估, 因此有必要提出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表达生态环境状况的综合生态指标。植物区系质量指数(Floristic Quality Assessment Index, FQAI)反映了植物区系中物种的生态保守性程度, 作者将其作为主要生态指标, 来验证该指标用于湿地植被恢复成效定量评估的有效性。作者以四川盆地丘陵和平原地区湿地植物为对象, 构建了区域库塘及河滩湿地植物区系质量指数计算方法与赋值表, 以成都市重要水源地——云桥湿地的3年生态恢复成效为案例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 在云桥湿地3年恢复期间, 植物物种组成及其比例在恢复年限间无显著差异, 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指数和Simpson指数在3年中也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但生态保守性系数平均值(CC_mean)和植物区系质量指数(FQAI)均随恢复年限显著上升, 表明FQAI可以快速、有效地实现生态系统水平湿地植被恢复成效的比较和定量评估。     

Restoration Enhances Wetland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but Results Are Context-Dependent: A Meta-Analysis

Wetlands are valuable ecosystems because they harbor a huge biodiversity and provide key services to societies. When natural or human factors degrade wetland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s often carried out to recover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ES). Although such restorations are routinely performed, we lack systematic, evidence-based assessments of their effectiveness on the recovery of biodiversity and ES. Here we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f 70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identify what factors affect it. We compared selected ecosystem performance variables between degraded and restored wetlands and between restored and natural wetlands using response ratios and random-effects categorical modeling. We assessed how context factors such as ecosystem type, main agent of degradation, restoration actio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storation age influenced post-restoration biodiversity and ES. Biodiversity showed excellent recovery, though the precise recovery depended strongly on the type of organisms involved. Restored wetlands showed 36% higher levels of provisioning, regulating and supporting ES than did degraded wetlands. In fact, wetlands showed levels of provisioning and cultural ES similar to those of natural wetlands; however, their levels of supporting and regulating ES were, respectively, 16% and 22% lower than in natural wetlands. Recovery of biodiversity and of 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dicating a win-win restoration outcome. The extent to which restoration increased biodiversity and ES in degraded wetlands depended primarily on the main agent of degradation, restoration actions,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ecosystem type. In contrast, the choice of specific restoration actions alone explained most differences between restored and natural wetlands.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omprehensive, multi-factorial assessment to determine the ecological status of degraded, restored and natural wetlands and thereby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s. Future research on wetland restoration should also seek to identify which restoration actions work best for specific habi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