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保护区同域分布黔金丝猴与藏酋猴的空间分布初探

<正>物种共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资源的竞争分化,使其都有足够的资源保障生存和繁殖(Macarthur and Levins,1967; Schoener,1974)。根据竞争排斥原则,生态相似的物种在资源竞争中必然存在生态位的分化(Hardin,1960)。在众多的生态维度中,栖息地分化所形成的空间分布差异是同域野生动物最为常见和重要的生态位分化形式(Schoener,1974)。同时,了解栖息地选择如何影响同域野生动物的空间分布是研究资源分配和竞争模式的必要前提(Rosenzweig,1981)。     

放牧对大熊猫影响的研究进展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作为我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其生存状况及栖息地的状况均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大熊猫保护区内放牧活动愈发普遍,其相关研究已成为大熊猫保护方面的热点。本文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与讨论,主要从放牧家畜对大熊猫食物资源的影响、大熊猫与放牧家畜的空间分布与利用、大熊猫与放牧家畜的生境选择、大熊猫对放牧干扰的响应以及畜牧业相关政策的影响进行总结,力图归纳已有研究发现,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保护管理建议提供依据。同时,也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野生大熊猫与放牧家畜的活动格局比较

活动格局是动物内在机制和环境作用所表现出来的昼夜活动节律及其活动水平的行为生态特征,影响着动物的能量代谢能力、觅食行为策略和进化适应。通过内置活动传感器的GPS颈圈,于2010—2012年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桃坪\"及其毗邻区域,采集了野生大熊猫和放牧家畜的大量活动数据。分别选择3只成年大熊猫和3个马群的代表性个体作为样本,引入活动强度、活动时间百分率、活动时间片段率和活动片段时长等指标进行了两者之间的比较,以揭示大熊猫和放牧家畜在时间利用方面的内在特征。结果表明:野生大熊猫和放牧家畜在活动强度、活动时间百分率和活动时间片段率等方面都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001),仅两者之间的活动片段时长无明显的统计学意义(P=0.4107)。野生大熊猫表现为活动水平低、活动时间少、活动片段率高和活动片段时长短等特征的活动格局,且不同月份(季度)之间变化较大(P0.0001);放牧家畜则呈现出相异的时间利用规律,即活动水平高、活动时间多、活动时间片段率稍低和活动片段时长略长等特性。不同的时间利用规律和不同的空间利用模式,造成动物之间对栖息地、食物资源和伴生动物的利用方式、影响强度和空间分布的截然不同。因而,合理规划和管控放牧家畜的散养区域与数量,是自然保护管理与社区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有效途径之一。     

基于红外相机监测的梵净山同域分布毛冠鹿和小麂活动节律研究

为了掌握同域分布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的日活动节律、时间生态位的分化情况及二者的共存模式.于2019年1月—2020年12月利用红外相机对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同域分布的毛冠鹿和小麂进行监测,并使用核密度估计法和重叠指数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1...     

红外相机技术在珍稀兽类活动模式研究中的应用

2011年11月—2013年3月,使用40台红外相机调查卧龙自然保护区核桃坪区域的兽类物种组成及相对丰富度。重点分析相对丰富度前4位的珍稀野生兽类:水鹿Cervus unicolor、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小熊猫Ailurus fulgens、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的昼夜活动规律、季节活动模式及不同生境类型的出现频率特征。通过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分析发现,4种兽类昼夜活动规律特征与先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冬季,大熊猫和小熊猫在溪谷生境的出现频率很高,表明它们对水源的依赖程度强,而水鹿和金丝猴在冬季未表现出对水源地明显的依赖。根据具体研究目的来设置红外相机位点,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相关的野生动物行为生态和保护生物学研究。     

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贺兰山同域分布阿拉善马鹿和岩羊活动规律研究

为了探究同域分布的阿拉善马鹿(Cervur alashanicus)与岩羊(Pseudois nayaur)的日活动节律,及两者在时间生态位上的分化情况。于2014.10—2015.10,在贺兰山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两者进行野外监测。相关监测数据,在R软件中利用\"overlap\"统计包,采取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重叠指数(Coefficient of overlap):■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马鹿日活动节律模式属于晨昏活动类型(日活动高峰期:5:00—10:00、16:00—21:00),存在季节性变化(冷暖季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0.77),由暖季到冷季晨昏活动高峰期均向中午移动(暖季:4:00—8:00、16:00—22:00,冷季:6:00—11:00、15:00—20:00),昼间活动强度大于暖季,而夜间低于暖季。岩羊日活动节律为主要在昼间活动的模式,其活动高峰期在8:00—10:00、13:00—15:00两个时间段。由暖季到冷季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0.74),昼间活动高峰期向后推迟(暖季7:00—9:00、12:00—14:00,冷季9:00—11:00、13:00—17:00),夜间活动降低。两者在日活动节律模式上的相似度较高(■=0.67),存在冷季(■=0.66)高于暖季(■=0.61)的季节变化。在日活动节律模式分离特征为:马鹿为晨昏活动模式,岩羊为昼间活动模式;前者昼间活动强度低于后者,而夜间强于后者;两者活动在高峰期上大体错开。本研究不仅提供了马鹿与岩羊的日活动节律模式,而且还分析了两者在时间生态位上的分化方式和共存机制,并为两者行为生态学研究的深入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同域分布大熊猫和水鹿生境利用分异特征

野生动物的生境利用特征研究是动物生态学核心问题之一,同域分布动物对生境的利用特征及共存机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与栖息地恢复的基础。基于空间利用和生境因子选择差异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同域分布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水鹿(Rusa unicolor)的生境利用关系,探讨了同域分布野生动物在生境因子选择和空间利用的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空间利用上,大熊猫和水鹿的空间重叠系数为58.35%,其中,在原始林和次生林生境中的空间重叠系数分别为66.58%和36.64%,二者在原始林中的空间重叠较高;(2)生境因子选择上,大熊猫和水鹿对物理因子的选择有坡位、离小路距离和离水源距离3个变量有显著性差异,对生物因子的选择有乔木密度、灌木盖度、灌木密度、竹林盖度、幼竹密度、幼竹基径、幼竹高度、成竹高度和死竹密度9种变量有显著性差异;(3)大熊猫和水鹿都表现为更偏好原始林生境,但大熊猫对原始林的依赖性更强。分析同域分布动物的生境利用关系有利于深入了解不同动物对资源的空间利用特征及共存机制,可以为保护区制定珍稀野生动物保护和栖息地恢复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长江源区同域分布兔狲、藏狐和赤狐的时空重叠度

兔狲(Otocolobus manul)、藏狐(Vulpes ferrilata)和赤狐(V. vulpes)是青藏高原三江源区域分布的重要小型食肉兽。本研究于2014年6月至2019年9月在青海省长江源区沱沱河和通天河沿岸选取208个位点布设红外相机, 通过所获取的时空分布数据比较了上述3种同域分布小型食肉兽的时空利用情况。通过空间重叠度系数的比较分析, 兔狲和藏狐、兔狲和赤狐以及藏狐和赤狐之间的空间重叠度系数分别为0.25、0.48和0.17, 这表明兔狲、藏狐和赤狐三者在空间利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 兔狲和藏狐属典型的昼行性动物, 而赤狐以夜行性活动为主。兔狲、藏狐和赤狐每个物种在冷暖两季的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分别为0.83、0.78和0.88。两两比较分析表明, 兔狲和藏狐二者的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最高(0.84), 兔狲和赤狐在夜间活动时段存在一定重叠(0.63), 而藏狐和赤狐的时间生态位分化最明显, 重叠指数最低(0.48)。此外, 在暖季, 两两物种之间的日活动节律重叠指数均小于其冷季的重叠指数。综上所述, 长江源区兔狲、藏狐和赤狐3种小型食肉兽可通过空间和时间资源的利用差异来降低物种间的干扰和竞争, 从而达到同域物种共存的目的。     

阿拉善荒漠啮齿动物优势种觅食活动对不同放牧方式的响应

阿拉善荒漠脆弱生态系统对人为干扰反应较敏感,不同放牧方式导致该生态系统的植被资源类型、密度、分布、盖度、基质以及动物感知捕食风险等各不相同.同域分布的荒漠啮齿动物在不同干扰下的觅食差异性对于荒漠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于2020年通过红外相机陷阱技术对阿拉善荒漠区同域共存的三趾跳鼠(Dipus sagitta)、五趾跳鼠(Orientallactaga sibirica)和子午沙鼠(Meriones meridianus)3种优势鼠种在3种不同放牧方式下的摄食行为进行观测,结果显示:(1)不同放牧方式下3种啮齿动物优势种的种群密度与摄食行为成正比,放牧增加了五趾跳鼠种群密度,其摄食行为也在放牧强度大的生境中占比更多;子午沙鼠在放牧强度较小且植被盖度较高的生境中种群密度较高,摄食行为也多集中于此;三趾跳鼠在不同放牧方式下种群密度差异不大,相对来说在放牧强度更大的生境中花费的觅食努力更大;(2)相同放牧方式下,子午沙鼠面对食物会采取\"觅食+取食+贮食\"相结合的摄食策略,而三趾跳鼠和五趾跳鼠更倾向于\"觅食+原地取食\"的摄食策略.由此表明,尽管不同鼠种具有差异化的摄食策略,但是它们的觅食行为会受到放牧方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啮齿动物种群密度、栖息地植被和土壤特征等环境因子造成的.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祁连县片区雪豹及其同域鸟兽分布监测

物种编目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的基础,长期开展野生动物多样性监测、提供物种分布影像资料佐证对于更新本底物种编目至关重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祁连县片区自东向西差异明显的自然生态系统孕育了诸多野生动物类群。2017年9月至2021年12月,为了调查该片区内雪豹(Panthera uncia)及同域分布物种本底数据,在雪豹适宜生境选取187个位点利用红外相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调查期间,累积获得44946个有效相机工作日,收集独立有效照片14330张(含雪豹466张),共鉴定出野生动物78种,其中兽类5目12科27种,鸟类7目18科51种。记录到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包含雪豹、荒漠猫(Felis bieti)、白唇鹿(Cervus albirostris)、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藏野驴(Equus kiang)、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秃鹫(Aegypius monachus)、金雕(Aquila chrysaetos)和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种;“三有”动物40种。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的野生动物1种,易危(VU)3种,近危(NT)5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CR)、濒危、易危和近危的分别有3、5、7和17种。相对多度指数(RAI)排名前5位的兽类依次是岩羊(Pseudois nayaur,RAI=128.18)、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RAI=50.17)、赤狐(Vulpes vulpes,RAI=11.30)、灰尾兔(Lepus oiostolus,RAI=10.72)和雪豹(RAI=10.37);RAI排名前5位的鸟类依次为赭红尾鸲(Phoenicurus ochruros,RAI=8.30)、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RAI=5.18)、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RAI=3.87)、棕颈雪雀(Pyrgilauda ruficollis,RAI=4.32)和喜鹊(Pica pica,RAI=3.65)。本次在祁连县境内监测到的斯氏高山鼠平(Alticola stoliczkanus)、藏雪雀(Montifringilla henrici)和黄腰柳莺(Phylloscopus proregulus)为祁连山地区新记录物种。此外,红外相机还监测到较多的放牧活动(RAI=56.09)。本研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区域物种编目以及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持。     

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空间利用格局动态变化特征

野生动物在长期的栖息地选择过程中,能判断其生境质量,而趋向于选择既能降低能量消耗,又能获得营养价值和能量净收益较高的有利生境。以往的研究多是从统计学方法或宏观尺度对大熊猫生境进行评价,很少考虑到野生动物自身生物学特性及生境选择过程中的空间利用特征。本研究结合家域模型与景观格局分析技术定量分析大熊猫实际空间利用格局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破碎化程度,进而反映不同时期大熊猫生境选择模式及栖息地生境适宜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卧龙自然保护区大熊猫在对栖息地的实际利用过程中向更适宜的区域集中,使得高适宜等级区域面积有所增大;而边缘生境区域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的干扰,破碎化加剧,需要在保护工作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大熊猫行为模式特征出发,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评估大熊猫对生境选择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丰富了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的时空尺度选择,为更准确地制定保护区管理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卧龙自然保护区典型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研究

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区,评估其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对提高保护区管理水平和生态保护与建设效率有重要意义。利用CASA模型、RUSLE模型、InVEST模型及水量平衡原理等方法分别定量评估了卧龙自然保护区2000年和2015年碳固定（NPP）、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和水源涵养4种生态系统服务并分析了其时空分布及其变化特征,揭示了不同地形位梯度和土地利用类型上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识别了生态系统服务的热点区域。研究结果揭示了2000-2015年4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变化的时空异质性：1）研究期间保护区4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均有所增加,且增益面积大于减损面积;2）空间上,NPP、土壤保持和生境质量3种服务表现为东南高、西北低,水源涵养空间分布无明显规律,4种服务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变化不大且保持相对稳定;3）4种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及变化与地形位和土地利用类型有关。4种服务的高值和增益的优势分布区均位于较低地形位指数梯度上,以保护区东南部最为突出;林地和草地是对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贡献较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尤以林地突出;4）热点分析表明保护区东南部是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热点区,研究期间Ⅳ类热点区面积显著增加。结合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特征和生态恢复与管理政策,探讨分析了目标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驱动力,为本区域生态系统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和建议。     

卧龙自然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研究

卧龙自然保护区有种子植物144科658属1 648种及81变种,其中裸子植物8科17属33种。植物区系起源古老,孑遗植物、原始类群和中国特有类群丰富;单型或单种的科属众多,占总属数的58.97%;含20种以上的科和含10种以上的属分别占总科数和总属数的14.58%和4.25%,它们构成了卧龙种子植物区系的主体;该区植物区系具有热带起源,温带分布的双重特征。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

为了解现阶段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动态与多样性,2015年5月—2016年12月、2018年1—5月和2018年8月—2019年12月,采用样点法和样线法进行鸟类调查,加上2015年5月—2021年3月的相机拍摄记录,共记录鸟类293种,综合文献记载,保护区共记录鸟类18目66科392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5种;留鸟188种,夏候鸟100种,冬候鸟18种,旅鸟85种,迷鸟1种。多样性分析表明,保护区春季的多样性指数(5.84)和均匀度指数(0.785)最高,冬季的多样性指数(5.48)和均匀度指数(0.756)最低;针阔混交林的多样性指数(5.74)和均匀度指数(0.825)最高,高山灌丛、草甸和流石滩的多样性指数(4.51)最低,针叶林的均匀度指数(0.703)最低。研究结果为保护珍稀濒危鸟类提供了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卧龙自然保护区黑熊种群生存力初步分析

依据黑熊种群的相关参数,借助旋涡软件（Vortex 8.21),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黑熊的种群动态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在没有近亲繁殖和食物歉收,人类诱捕等灾害影响的情况下,卧龙黑熊种群数量100年间稳步增长;而在加入近亲繁殖和灾害等因素时,种群数据下降,据此,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建议。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鹿夏季生境选择

015年7- 8月,采用样方法对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鹿夏季生境进行了调查。共布设160个样方,其中75个为空白对照样方,85个为利用样方,测量、比较了两类样方中海拔、坡度等15个生境变量,并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及赤池信息标准（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选取出最佳的水鹿夏季生境选择模型。结果表明：影响卧龙水鹿夏季生境选择的主要因素为隐蔽度、坡度、距人为干扰距离和距水源距离。在夏季,卧龙水鹿通常选择隐蔽度较好、缓坡（< 20°）、距人为干扰距离远（≥ 1 000 m ）及距离水源近（< 500 m）的生境。此外,植被类型对于卧龙水鹿夏季生境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 χ2= 11.499 , df= 4, P= 0.021)。有约92%的利用样方分布于各种类型的森林中,仅有约8%的利用样方分布于海拔3 500 m左右的杜鹃及高山栎灌丛带。     

基于红外相机研究野生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的利用特征

地震及其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是影响野生动物多样性及空间利用的重要因素,为探究地震后野生动物对地震灾害体的利用特征,为震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资源恢复方案制定提供基础资料,本研究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不同损毁程度地震灾害体内及周边设置红外相机调查野生动物组成和相对多度指数。经过2 833个相机工作日的调查,在地震灾害体内共探测到野生动物28种 (兽类15种,鸟类13 种),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为红腹锦鸡 (Chrysolophus pictus)、马来豪猪 (Hystrix brachyura)、中华斑羚 (Naemorhedus griseus) 等喜食植物 (根、茎、叶和果实) 的动物,而记录到的兽类中,有60%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 (EN)、易危 (VU) 和近危 (NT),表明珍稀野生动物会利用恢复过程中的地震灾害体,反映出地震灾害体对保护珍稀濒危动物具有潜在生态价值。轻度、中度、重度损毁程度区的物种种类构成差异大,动物相对多度指数 (RAI) 也存在较大差异：中度 > 轻度 > 重度。地震灾害体外的野生动物种数与相对多度指数均高于灾害体内,表明汶川地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仍在持续影响野生动物生境选择与利用。建议针对震后受损区域的野生动物生境利用展开长期监测与研究。     

基于边界特征的山地森林景观碎裂化研究

景观边界特征与景观碎裂化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利用 1 987年和 1 997年两个时段遥感景观资料 ,编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景观类型图 ,以验证景观碎裂化过程导致边界数量 ,特别是短边界数量增加这一假说。研究工作包括 4个方面的内容 :(1 )利用每年的 2 0个 2 0 0× 2 0 0像元的正方形样地 ,分析工作区内景观边界的一般特征 ;(2 )对每个样地边界数量的长度谱分布特征进行拟合 ,确定能够反映边界属性特征的拟合方程参数 ;(3 )将边界属性特征参数与样地的景观碎裂化指数进行比较研究 ,建立景观边界特征与景观碎裂化程度之间的量化关系模型 ;(4 )利用每个时段的 1 0个验证样地来检验关系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 ,所有样地边界数量的长度谱分布特征可以使用对数方程 y=bln(x) +c进行拟合。景观的碎裂化过程将同时导致拟合方程参数 b的绝对值和 c值线性增加 ,景观碎裂化水平的增加将导致景观边界数量和短边界数量均呈指数增长方式。从研究的结果中还可以推断出 ,生境碎裂化水平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也将呈现出明显的放大效应。     

基于参与性调查的退耕还林政策可持续性评价 ——卧龙自然保护区研究

农户是退耕还林工程中的经济主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和认知响应将会对工程实施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就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态度和认知、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的经济影响、以及农户现有耕地面积等问题进行了调查,以期从农户角度出发,探讨卧龙自然保护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表明,尽管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持积极的态度,但是有3个问题影响了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一是当地居民的粮食需求问题,由于当地居民粮食消费的外在依赖性,以及工程本身导致的耕地和收入减少,使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受到潜在的威胁;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和他们对于工程的经济预期,现行的退耕还林工程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足够的吸引力来保证其可持续性;三从生态恢复理论和实践上看,退耕补偿的数量和期限须考虑区域的差异和生态系统功能的实现,在本研究区域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