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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年高致病性禽流感爆发,导致青海湖数千只斑头雁和中国其他地区大量家禽死亡。首次应用无线电遥测和颈环标记法对青海湖疫区斑头雁在繁殖期的活动性、栖息地利用及其与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斑头雁主要在蛋岛繁殖,在泉湾、尕日拉、黑马河口、铁卜加河口等地觅食。斑头雁在青海湖的活动区为(309.63±172.72)km^2,活动核心区大小为(49.30±19.61)km^2。个体在不同阶段的活动区大小无显著差异。不同繁殖阶段间活动区较稳定,平均有超过一半(56.6%±24.9%)的活动点落入上一阶段的活动区中。由于成鸟在繁殖后期带领幼鸟离开繁殖场所,因而繁殖中、后期的活动区稳定性相对较差。斑头雁对河口、沼泽、草地和湖泊的利用率依次减少。随着繁殖季节的推移,斑头雁对河口的利用率逐渐减小,对沼泽的利用率则逐渐增加。对斑头雁与人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地点方面,斑头雁在蛋岛、黑马河口和泉湾与人的接触强度最大;在时间方面,5月份斑头雁与人的接触强度最大。在这些时间和地点,加强旅游管理和对牧民的宣传对禽流感防控非常必要。  相似文献   

2.
斑头雁(Anser indicus)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易感鸟类和潜在的传播源,在禽流感防控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斑头雁的越冬种群现状缺乏研究。2009年1月,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共统计到越冬斑头雁44657只,主要分布于一江两河地带的林周县、日喀则市、白朗县、拉孜县、江孜县和贡嘎县境内。这一统计数据远高于1990年代的统计数量,由此可将其全球种群数量估计值由5.2-6万只修正为至少7万只。越冬斑头雁的平均集群大小为(208±262)只(n=215),主要栖息环境包括冬小麦田、冬歇期农田、河流湖泊和沼泽湿地,其中在冬歇期农田中统计到的数量占72.1%。2006-2008年,对青海湖繁殖斑头雁的卫星跟踪表明,其越冬地点主要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河流域和印度,越冬期为11月至翌年的3月份,在越冬地平均停留(108±30)d,越冬活动区大小为(122.22±124.94)km2(n=3)。受西藏独特的宗教传统和农耕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影响,越冬斑头雁经常与大量家畜和水鸟混杂在农田觅食,在禽流感疫情防控时应引起重视。  相似文献   

3.
2009年4月至2010年1月,对西藏南部羊卓雍错的水鸟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采用定点观察的方法,沿湖选择了24个观察点,分别在繁殖前期、中期和后期,以及秋季和冬季进行了6次调查。采用核密度分析(Kernel analysis)的方法,对两只卫星跟踪斑头雁(Anser indicus)的活动区进行了分析。调查期间,记录到水鸟32种31044只,隶属于6目10科。雁鸭类和鸥类分别占水鸟总数73.9%和19.1%,主要是斑头雁、赤嘴潜鸭(Rhodonessa rufina)、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等。水鸟多样性较高的季节是春秋迁徙季节。羊卓雍错夏季主要的繁殖种群是斑头雁和棕头鸥,也有少量黑颈鹤(Grus nigricollis)的繁殖个体;冬季主要物种是赤嘴潜鸭,经常聚集在融化的冰面上。春季斑头雁的数量增加趋势较为明显;进入繁殖期后,斑头雁处于孵卵阶段,繁殖种群的数量达到2000余只;繁殖后期,斑头雁换羽结束,成鸟带领幼鸟在鸟岛附近的湖边取食,此时观察到斑头雁的数量又有明显的增加;秋季斑头雁的南迁致使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冬季许多斑头雁从北方如青海湖等地迁来越冬使得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多分布于湖西浪卡子县城附近的沼泽湿地和湖南部的绒波臧布河流的入口处。卫星跟踪结果表明,羊卓雍错是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重要的越冬地之一,湖西部沼泽湿地和湖南部的河流入口处是其主要活动区域,而且该湖与雅鲁藏布江河谷之间通过斑头雁的往来移动存在着联系,因而是西藏南部禽流感监测的重要地点。  相似文献   

4.
青海湖鸟岛斑头雁种群对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免疫状况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斑头雁(Anser indicus)是2005年青海湖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主要被感染物种。为了解斑头雁目前对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AIV)免疫状况,2008年春季,在青海湖鸟岛采集该种群弃卵(68枚)和巢卵(125枚),以血凝抑制试验(HI)检测抗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卵黄母源抗体(IgY)。根据测试结果推断,在高致病性禽流感暴发3年后,青海湖鸟岛繁殖的斑头雁种群有26.5%~35.2%的繁殖对可能已经获得了对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免疫能力。另外,以斑头雁巢密度和抗体效价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斑头雁母源抗体水平与斑头雁巢密度正相关(r=0.736, P=0.000),表明高密度繁殖群内的母源抗体传递更具有适应性意义。  相似文献   

5.
花尾榛鸡冬季活动区及社群行为   总被引:10,自引:0,他引:10  
孙悦华  方昀 《动物学报》1997,43(1):34-41
无线电遥测结果表明,长白山冬季花尾榛鸡的月活动区大小为22.5~6.52hm~2。11月至1月,随着天气变冷,花尾榛鸡的活动区面积明显减小(P<0.001)。冬季花尾榛鸡的日活动范围很小,平均466±127m~2。整个冬季花尾榛鸡的活动中心区出现阶段性改变。花角榛鸡对其活动区有一定的依赖性。花尾榛鸡冬季不存在明显的领域,出现集群行为,这与其栖息地食物丰富与抵御天敌有关。花尾榛鸡集群的组织结构是松散的,缺乏义务性,集群中的个体关系有亲疏,存在2只或2只以上个体组成的小组,同组个体之间的距离大多数情况在150~200m以内的联系范围内。推测花尾榛鸡集群时的活动区面积增大。  相似文献   

6.
青海湖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夏秋季活动区研究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张国钢  刘冬平  江红星  单凯  侯韵秋  戴铭  楚国忠   《生态学报》2008,28(6):2629-2629~2635
2006年4~9月,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青海湖重要繁殖水鸟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在不同繁殖阶段的活动性,以及与人和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6只棕头鸥个体的遥测结果表明,繁殖初期棕头鸥的活动区较大,进入繁殖中期,活动区明显变小;随后繁殖后期的活动区面积有所增加,到了迁徙前期,活动区面积已接近繁殖初期.不同阶段活动区核心面积(50%Fixed Kernel)与活动区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繁殖初期、中期、后期和迁徙前期活动区面积分别为(15.48 km2±4.54 km2)、(1.61 km2±0.41 km2)、(3.53 km2±2.63 km2)和(11.61 km2±9.36 km2).棕头鸥在不同繁殖阶段的日活动区大小有显著差异.繁殖初期,棕头鸥经常活动于鸬鹚岛、蛋岛和布哈河口,它们都是棕头鸥较好的取食地,鸬鹚岛和蛋岛由于有许多游客投喂食物;在繁殖中期,棕头鸥进入孵化阶段,活动区较繁殖前期明显缩小.由于湟鱼返回布哈河口一带产卵繁殖,棕头鸥经常聚集在此地取食;在繁殖后期,棕头鸥需要寻找大量的食物进行育雏,因此活动范围再度扩大;进入迁徙前期,幼鸟已经长大并学会飞翔,其活动区进一步扩大,与繁殖初期较为接近.  相似文献   

7.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山水林田湖草的时空分异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祁连山国家公园被确定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对其生态环境保护、管制、修复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基于1980—2018年遥感影像数据,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空间信息格局图谱,分析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山水林田湖草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草地是公园主体景观,面积为8174.93 km2,其中,核心保护区草地面积是一般控制区的1.2倍;裸岩石质地是未利用土地的主要类型,分别占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未利用土地面积的86.7%和79.4%;一般控制区的林地面积大于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水域面积是一般控制区的4.9倍,核心保护区90.4%的水域面积为永久性冰川雪地;旱地主要集中在一般控制区。1980—2018年间,水域面积呈降低趋势,减少186.75 km2,其中,永久性冰川雪地下降最明显,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分别下降12.05和175.88 km2;林地、草地整体呈增加趋势,核心保护区高、中、低覆盖度草地的变化趋势均大于一般控制区,1990—2000年变化最明显,1980—2018年一般控制区高、中覆盖度草地和核心保护区高、低覆盖度草地存在退化现象;裸岩石质地呈上升趋势,而永久性冰川雪地呈下降趋势。永久性冰川雪地和裸岩石质地是公园内变化最明显的地类,核心保护区冰川退缩速度比一般控制区退缩速度明显,其转为裸岩石质地主要发生在1980—1990和2000—2010年。  相似文献   

8.
2017和2018年每年6至10月,在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繁殖期16只黑顶麻雀(Passer ammodendri)(9♀,7♂)和繁殖期后1个月内雌雄各1只的活动区进行了监测。使用95%固定核空间法(FK)计算活动区面积,60%固定核空间法求得的活动区面积作为核心区面积。结果显示,在繁殖期雌雄黑顶麻雀个体间的平均活动区面积分别为(23.88±4.50)hm2(n=9)和(32.36±7.24)hm2(n=7),核心区面积分别为(3.92±0.70)hm2和(5.55±1.55)hm2,繁殖期雌雄个体间的活动区和核心区面积均无显著差异。繁殖结束后一个月内雌雄活动区面积分别为123.86hm2和272.40 hm2,核心区面积分别为23.68 hm2和64.88 hm2。雌、雄性个体繁殖期的活动区面积和核心区面积均显著小于繁殖期后。个性表现为羞怯的个体活动区面积显著小于个性表现为勇敢...  相似文献   

9.
2018年初以来,北部湾涠洲岛附近出现了布氏鲸(Balaenoptera edeni)的活动。一头上颌与须板异常的小布氏鲸个体引发热议,其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我们在船只调查时,目击该个体10次,其以单独活动为主(90%),主要出现在涠洲岛到斜阳岛之间的水域,最小凸多边形家域面积为14km2,核心家域面积为166.9km2。然而,在 2019年3月30日我们发现该个体已死亡漂浮在海面,根据尸体腐烂状况来推测,该个体的死亡时间大约为3~5日,死亡原因不明。根据照片和现场解剖分析,推测该小布氏鲸的上颌和鲸须异常可能是被渔网或绳索缠绕导致的。由于无法从外形上确认属于哪一个亚种,因此我们测定了该个体的线粒体DNA D-loop(mitochondrial DNA, mtDNA)和细胞色素b(cytochrome b, Cyt b)基因,分别得到909bp和395bp的序列,经比对和系统发育重建,发现该个体属于近岸分布的小布氏鲸亚种(Eden’s whale, B. e. edeni)。由于小布氏鲸具有一定季节迁移特性,我们无法判断造成其上颌伤害的渔网或绳索是否在中国水域。尽管如此,仍然建议当地部门应加强宣传,减少渔网等海洋垃圾的丢弃和排放,为小布氏鲸营造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  相似文献   

10.
秃鹫(Aegypius monachus)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近危物种。每年冬季或者早春在渤海湾都会救护到因体质较弱而无法飞行的秃鹫,为了对秃鹫及其迁徙路线进行更有效的保护,于2016年春季对两只救护放飞秃鹫(ID1051 和ID2016),利用卫星跟踪技术研究其迁徙路线和活动区,旨在为秃鹫的救护和保护提供基础资料。结果表明,ID1051 和ID2016 都迁徙到蒙古国的布尔干省和后杭爱省交界处,行程分别为2 200 km和2 400 km。ID2016在度夏初期、中期和后期的活动区面积(50%Fixed Kernel),分别为31 261.01km2、1 492.96 km2和11 027.70 km2。秃鹫在迁徙过程中主要时间在静息,其次是飞行和寻觅行为。在0 至7 时和19 至24 时,即晨昏和夜间秃鹫都处于静止状态。从8 时开始,秃鹫开始活动,并在12和13时达到活动高峰,随后活动逐渐趋缓,直至18时趋于静止状态。本文提供了秃鹫的春季迁徙路线以及重要中途停歇地,为秃鹫的救护和保护提供了基础资料。  相似文献   

11.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形式, 对于迁徙水鸟而言, 它的规划尤为重要。本研究于2016-2018年间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捕捉6只斑头雁(Anser indicus)、5只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和10只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进行卫星追踪, 探讨了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区对它们栖息地的保护现状。基于4年累积获取的844,592条高频数据, 分析了这21只水鸟在黄河流域活动的时间和利用的土地类型, 并使用核密度法拟合了3种鸟类的家域。结果表明: 3种鸟类均利用黄河流域湿地作为迁徙途中的停歇地, 其中一部分白琵鹭幼鸟利用黄河流域湿地作为度夏地, 一部分东方白鹳利用黄河三角洲湿地作为越冬地; 3种水鸟在黄河流域内的土地利用情况存在差异, 斑头雁对草地(49.0%)、裸地(26.2%)与水体(22.5%)的利用率较高, 白琵鹭对农田(42.1%)、草地(19.8%)和湿地(19.6%)的利用率较高, 东方白鹳对湿地(49.8%)、农田(34.5%)和水体(4.6%)的利用率较高; 斑头雁核心的50%家域被现有保护区完全覆盖, 而白琵鹭和东方白鹳核心的50%家域被现有保护区的覆盖度分别为1.6%和0, 表明后2种水鸟的栖息地极大可能存在保护空缺; 同时对覆盖范围内土地类型自身占比进行分析, 发现3种鸟类对于裸地、草地和农田的利用偏向于被动选择, 而对于湿地和水体的利用表现为主动选择。基于卫星追踪获得的高频数据可以准确反映3种水鸟在黄河流域的停歇情况、土地利用情况及潜在栖息位点。在黄河流域自然保护区的进一步规划中, 应关注白琵鹭和东方白鹳适宜生境的保护状况, 并建立覆盖全面的保护区。  相似文献   

12.
杨延峰  张国钢  陆军  刘文  李振吉 《生态学报》2012,32(23):7280-7288
2011年12月至2012年2月,在贵州省威宁县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对越冬斑头雁(Anser indicus)种群进行了日间行为时间分配和活动节律的研究.结果表明,斑头雁越冬期间的主要行为是取食和静息,分别占50.48%和43.79%,并呈现出早上和傍晚的双取食高峰,中午的静息高峰.各时间段的取食、静息和饮水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生境中斑头雁行为的统计结果表明,在陆地生境中的主要行为是取食,在浅水沼泽生境中的主要行为是静息,推测食物丰富度和干扰水平是影响不同栖息地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利用偏相关分析环境温度和湿度对斑头雁行为的影响表明,气温是影响斑头雁日间行为模式的主要因素.气温升高时,斑头雁增加静息行为减少取食行为;气温降低时则减少静息行为增加取食行为.  相似文献   

13.
于2009年4 11月,对西藏夯错的水鸟资源状况进行了调查,旨在了解该地区水鸟资源状况的了解,并为禽流感的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夯错全年共记录到水鸟26种,隶属于6目10科。夯错也是斑头雁和棕头鸥重要的繁殖地。水鸟春秋季迁徙高峰期在4月份和10月份,这也是水鸟多样性较高的2个月,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迁徙鸭类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卫星跟踪研究表明,在繁殖前期,斑头雁活动区面积较大,主要在夯错及其周围的湿地取食;进入繁殖中期,斑头雁的活动范围减少了许多;繁殖后期,随着幼鸟陆续出壳,父母随即带领幼鸟离开夯错,到其它湿地取食和育雏,因此此期的活动区面积较大。由于夯错面积较小,不能满足斑头雁对食物的需求,因此部分斑头雁选择其它湿地作为主要的取食地,但部分扩散到其它湿地的斑头雁在迁徙前期重新返回夯错,使得该时期斑头雁的数量有呈上升趋势。通过与青海湖水鸟资源状况的比较发现,夯错水鸟种类较少,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两个湖泊所处地理区划的不同,并由此带来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以及植被条件的不同所造成的。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夯错海拔较高,紫外线很强,气候干燥,植被单一,栖息地类型多样性较低,因此水鸟的种数也相对较少一些。  相似文献   

14.
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是典型的森林溪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种,鲜有在人工水体大群越冬的报道。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连续6年在广东白盆珠水库发现其越冬群体。监测结果如下:1)中华秋沙鸭最早可于9月底到达白盆珠水库,在翌年3月陆续迁离,居留时间最短为3个月左右,最长为6个月左右;2)2007~2009年,其最大群体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均为31只;2009~2013年,数量逐年减少,最少时为12只;3)其活动区域较稳定,皆在白盆珠水库的打锣岽附近,活动范围100.01~180.90 hm2,该位置水体宽阔,水质洁净,受外界干扰少。我们认为,水库拥有较理想的自然栖息环境和保护区有效管理是中华秋沙鸭在此越冬的关键因素;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华秋沙鸭的保护力度,建议将白盆珠水库打锣岽附近区域划为广东省惠东莲花山白盆珠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相似文献   

15.
掌握种群动态以及迁徙习性对濒危候鸟的保护至关重要。2004~2005、2007~2008、2008~2009年的冬季(10月~次年4月),采用夜栖地直接计数法对云南省纳帕海湿地黑鹳(Ciconia nigra)的种群数量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在2004~2005、2007~2008、2008~2009年冬季,纳帕海湿地越冬黑鹳种群平均数量分别为39.6、128.6、181.8只,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通常黑鹳10月下旬迁来,至次年3月中下旬迁离;纳帕海同时也是繁殖于蒙古国的黑鹳迁往印度越冬地的重要停歇地,过境时间集中在 11月中上旬。纳帕海湿地已经成为国内最为重要的黑鹳越冬地和迁徙停歇地,建议当地管理部门加强湿地管理,维持适当的浅水区域作为黑鹳的觅食地,另外需加强旅游管理,减少游客对黑鹳的干扰。  相似文献   

16.
Serotine nursery roosts with less than 20 bats were found to have home ranges of at least 24 to 77 km2 and core areas of activity from 13 to 33 km2. The size of the range may have increased further if more individuals had been tracked, as three of the four colonies studied had not reached their asymptotes. The total home-range area covered by four serotine colonies was 127.36 km2. Excluding non-breeding bats, a density of one bat per 120 ha was estimated. However, actual density was likely to be higher if there were additional non-breeding females and immatures that were not in nursery roosts. Colonial home ranges and core areas overlapped, with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colonies feeding at the same sites. Individual home ranges ( n = 32) varied from 0.16 to 47.58 km2, but these were not used exclusively by one individual. Around the colonial core area and breeding roosts, home ranges were used by all individuals from a single colony. It is only further from the core area that ranges appeared to be used by individuals. The distance from roost to feeding areas varied by up to 7.4 km, but the bat usually commuted along lines of trees and hedges and over pastures. This resulted in greater distances being travelled than if they had flown by a direct route. On average, individuals commuted distances of 8 km each night between feeding areas, with a maximum distance of over 41 km. They visited between 0 and 10 feeding sites each night (mean = 2.89).  相似文献   

17.
Wild waterbirds sampled July 2006-September 2009 in Mongolia were tested for antibodies to avian influenza (AI) virus with the use of a commercially available block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in 25% (572/2,282) of tested birds representing 26 species, and all antibody-positive samples were from 12 species in the orders Anseriformes and Charadriiformes. The highest antibody prevalence was in Ruddy Shelducks (Tadorna ferruginea; 61.7%; n=26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55.8-67.6%), Whooper Swans (Cygnus cygnus; 38.4%; n=242; 95% CI 32.3-44.5%), Swan Geese (Anser cygnoides; 15%; n=127; 95% CI 8.6-21.4%), Bar-headed Geese (Anser indicus; 13%; n=738; 95% CI 10.3-15.1%), and Mongolian Gulls (Larus mongolicus; 3.9%; n=255; 95% CI 1.3-6.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temporal or spatial vari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antibodies in the sampled species. However, Bar-headed Geese and Mongolian Gulls showed spatial variation in antibody prevalence in 2007 and 2008, respectively. Our study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hatch year waterbirds' exposure to AI virus at their natal and molting sites in Mongolia.  相似文献   

18.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spatiotemporal ecology is needed to develop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for declining species. The king rail (Rallus elegans) is a secretive marsh bird whose range historically extended across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Inland migratory populations have been greatly reduced with most remaining populations inhabiting the coastal margins. Our objectives were to determine the migratory status of breeding king rails on the mid‐Atlantic coast and to characterize home range size, seasonal patterns of movement, and habitat use. Using radiotelemetry, we tracked individual king rails among seasons, and established that at least a segment of this breeding population is resident. Mean (±SE) home range size was 19.8 ± 5.0 ha (95% kernel density) or 2.5 ± 0.9 (50% kernel density). We detected seasonal variation and sex differences in home range size and habitat use. In the nonbreeding season, resident male home ranges coincided essentially with their breeding territories. Overwintering males were more likely than females to be found in natural emergent marsh with a greater area of open water. Females tended to have larger home ranges than males during the nonbreeding season. We repor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use of wooded natural marsh by overwintering females. Brood‐rearing king rails led their young considerable distances away from their nests (average maximum distance: ~600 ± 200 m) and used both wooded natural and impounded marsh. King rails moved between natural marsh and managed impoundments during all life stages, but the proximity of these habitat types particularly benefitted brood‐rearing parents seeking foraging areas with shallower water in proximity to cover.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spersion of habitat types to support resident breeders. Summer draining of impounded wetlands that are seasonally flooded for wintering waterfowl allows regrowth of vegetation and provides additional habitat at a critical time for wading birds.  相似文献   

19.
Seven narwhals (Monodon monoceros) were instrumented with satellite transmitters in Tremblay Sound, northeast Canada in August 1999. The whales were tracked for 5-218 days with positions received until 17 March 2000. All whales stayed in the fjord system where they were tagged until the end of August. Three whales went northwest visiting adjacent fjords before moving south, together with the three other whales,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Baffin Island. The narwhals arrived on the wintering ground in northern Davis Strait in late October. Speed and range of movements declined once the wintering ground was reached. Dive depths increased from summer to autumn, and reached at least 1,500 m. Late summer and winter kernel home ranges were approximately 3,400 km2 and 12,000 km2, respectively.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whales on the wintering ground was 936 narwhals. Assuming that the home range defines the winter distribution of the stock, an estimated 5,348 narwhals (corrected for perception and availability bias) were present in this area.  相似文献   

20.
Determining patterns in annual movements of animal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population ecology, particularly for migratory birds where migration timing and routes, and wintering habitats have key bearing on population dynamics. From 2009 to 2011, we used light‐level geolocators to document the migratory movements of Flammulated Owls (Psiloscops flammeolus). Four males departed from breeding areas in Colorado for fall migration between ≤5 and 21 October, arrived in wintering areas in Mexico between 11 October and 3 November, departed from wintering areas from ≤6 to 21 April, and returned to Colorado between 15 and 21 May. Core wintering areas for three males were located in the Trans‐Mexican Volcanic Belt Mountains in the states of Jalisco, Michoacán, and Puebla in central and east‐central Mexico, and the core area for the other male was in the Sierra Madre Oriental Mountains in Tamaulipas. The mean distance from breeding to wintering centroids was 2057 ± 128 km (SE). During fall migration, two males took a southeastern path to eastern Mexico, and two males took a path due south to central Mexico. In contrast, during spring migration, all four males traveled north from Mexico along the Sierra Madre Oriental Mountains to the Rio Grande Valley and north through New Mexico. The first stopovers in fall and last stopovers in spring were the longest in duration for all males and located 300–400 km from breeding areas. Final spring stopovers may have allowed male Flammulated Owls to fine tune the timing of their return to high‐elevation breeding areas where late snows are not uncommon. One male tracked in both years had similar migration routes, timing, and wintering areas each year. Core wintering and final stopover areas were located primarily in coniferous forests and woodlands, particularly pine‐oak forests, suggesting that these are important habitats for Flammulated Owls throughout their annual cycl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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