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园土壤无机氮解吸特性对硝态氮流失潜能的影响

根据土壤氮素解吸模型,通过盆栽试验研究解吸特征参数对土壤渗漏水硝态氮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壤氮素可解吸量Q、土壤溶液氮初始浓度Cli和C₁/比值与土壤渗漏水硝态氮浓度呈非线性关系,在较低氮解吸特征值时则呈线性关系,由此提出“双速率转折点”概念评价土壤硝态氮流失潜能.当耕层土壤氮素解吸特征值超过“双速率转折点”X₀时,硝态氮浓度的增加速率将以非线性形式迅速提高,反之将稳定在较低水平.     

不同施氮量对菜-稻轮作土壤硝态氮累积的影响

为了研究氮肥对菜-稻轮作的作物产量和土壤硝态氮累积的影响,开展了芥菜-结球甘蓝-早稻轮作制2年定位田间试验.结果表明: 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施氮量为芥菜和结球甘蓝各施N 150 kg·hm^-2、早稻施N 90 kg·hm^-2,净增收比其他施氮水平提高了0.2%~75.6%.施氮量与土壤硝态氮浓度及土柱渗漏水硝态氮浓度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蔬菜和水稻轮作降低了土壤氮素盈余数量;最佳施氮模式下,芥菜-结球甘蓝-早稻轮作时土壤硝态氮浓度平均为29.7 mg·kg^-1,只有芥菜-结球甘蓝连作的84.4%;与基础土壤相比,菜-菜-稻轮作时的土柱渗漏水硝态氮平均浓度差异很小. 因此,菜-稻轮作结合最佳施氮模式在取得最佳经济效益的同时,显著降低了土壤硝态氮累积,是菜田氮素面源污染控制的有效方法.     

有机肥对桃园土壤硝态氮分布的影响

于2004—2005年在北京市平谷区有机桃园设置不同有机肥处理：2年连续施有机肥,年均67 500 kg·hm^-2（T₁）;第一年不施肥,第二年施有机肥135 000 kg·hm^-2（T₂）;第一年不施肥,第二年施有机肥67 500 kg·hm^-2（T₃）;不施肥对照（CK）,并于2006年对0～120 cm土层土壤进行取样分析,研究施用有机肥对土壤硝态氮分布和淋失的影响.结果表明：对照土壤中硝态氮分布较均匀,T₁和T₃在0～120 cm土层硝态氮浓度变化呈单峰曲线,其中60 cm以上较高,在60～120 cm逐渐降低;而T₂土壤硝态氮浓度由浅到深逐渐增加,峰值出现在100～120 cm土层,其在60 cm以下土层的硝态氮浓度在所有处理中最高,说明过量施用有机肥易导致硝态氮的淋失.相关分析表明,土壤硝态氮的浓度和分布与多年施氮总量、最近一年施氮量和检测点与树的距离呈显著相关关系,并据此建立了有机肥施用与土壤剖面硝态氮浓度之间的相关模型.     

不同渗漏计对稻田氮素渗漏量的测定差异

采用直管型和弯管型渗漏计,对不同施氮水平下水稻生育期间渗漏水中的铵态氮、硝态氮和全氮浓度进行测定分析.结果表明：2007年直管与弯管渗漏计中渗漏水的铵态氮浓度变化范围均在0～8 mg·L^-1,高于2006年0～4 mg·L^-1的铵态氮浓度变化范围;2007年直管渗漏计中渗漏水的硝态氮浓度主要集中在0～4 mg·L^-1,与2006年基本一致,而弯管渗漏计中渗漏水的硝态氮浓度变化较大,其变动范围主要集中在0～20 mg·L^-1,高于2006年的硝态氮浓度;2007年渗漏水中的全氮浓度变化范围为0～60 mg·L^-1,远高于2006年0～16 mg·L^-1的全氮浓度变化范围.稻田渗漏水中的氮素以硝态氮为主.2007年直管型渗漏计中总氮(TN)渗漏流失负荷为15.81 kg·hm^-2,NO₃^--N为9.33 kg·hm^-2,弯管型渗漏计中TN渗漏流失负荷为7.21 kg·hm^-2,NO₃^--N为4.25 kg·hm^-2.稻田渗漏水中铵态氮和硝态氮的渗漏流失途径不同,应当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估算直管型及弯管型渗漏计中的氮素渗漏量,采用直管型渗漏计对氮素渗漏量的估算较接近于用测坑试验测定的氮素渗漏负荷.     

施肥方式和施氮量对欧美108杨人工林土壤氮素垂向运移的影响

在大田试验条件下,研究了施肥方式(滴灌施肥和沟施)和施氮量(单次每株25、50、75 g)对欧美108杨人工林土壤氮素垂向运移动态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施肥方式和施氮量下,土壤中铵态氮和硝态氮含量均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降低;滴灌施肥下铵态氮和硝态氮主要集中在0～40 cm土层,随时间变化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分别于施肥后第5天和第10 天达到最大值（211.1和128.8 mg·kg^-1).沟施下铵态氮和硝态氮主要集中在0～20 cm土层,硝态氮含量随时间呈逐渐增加的变化趋势,于施肥后第20天达到最大值(175.7 mg·kg^-1),但铵态氮随时间无显著变化;滴灌施肥下氮素在土壤中的有效时长约为20 d,而沟施下氮素在土壤中有效时长超过20 d.滴灌施肥下,土壤中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含量和运移距离均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沟施下,施氮量越高土壤中硝态氮含量越高,但对铵态氮含量无显著影响.滴灌施肥下林地土壤中尿素的水解、硝化速率和运移深度均高于沟施,且施氮量越大,氮素在深层土壤的积累量越高.结合欧美108杨根系和土壤氮素分布特征,滴灌施肥能够为更大的细根分布区提供氮素,更适用于人工林培育.当单次施氮量为每株50 g时,既可保证细根主要分布区内有较高含量的氮分布又不会造成淋溶,肥料利用效率可能更高.     

不同土壤肥力条件下施氮量对小麦氮肥利用和土壤硝态氮含量的影响

在土壤肥力不同的两块高产田上,利用15N示踪技术,研究了高产条件下施氮量对冬小麦氮肥吸收利用、籽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及小麦生育期间土壤硝态氮含量的变化.结果表明：1.成熟期小麦植株积累的氮素73.32%～87.27%来自土壤,4.51%～9.40%来自基施氮肥,8.22%～17.28%来自追施氮肥;随施氮量增加,植株吸收的土壤氮量减少,吸收的肥料氮量和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量显著增加,小麦对肥料氮的吸收率显著降低;小麦对基施氮肥的吸收量、吸收率和基施氮肥在土壤中的残留量、残留率均显著小于追施氮肥,基施氮肥的损失量和损失率显著大于追施氮肥;较高土壤肥力条件下,植株吸收更多的土壤氮素,吸收的肥料氮量较少,土壤中残留的肥料氮量和肥料氮的损失量较高,不同地块肥料氮吸收、残留和损失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基施氮肥上.2.当施氮量为105 kg/hm2时,收获后0～100cm土体内未发现硝态氮大量累积,随施氮量增加,0～100cm土体内硝态氮含量显著增加;施氮量大于195 kg/hm^2时,小麦生育期间硝态氮呈明显的下移趋势,土壤肥力较高地块,硝态氮下移较早,下移层次深.3.随施氮量增加,小麦氮素吸收效率和氮素利用效率降低,适量施氮有利于提高成熟期小麦植株氮素积累量、籽粒产量和蛋白质含量;施氮量过高籽粒产量和蛋白质含量不再显著增加,甚至降低;较高土壤肥力条件下,获得最高籽粒产量和蛋白质含量所需施氮量较低.     

施用生物质炭对红壤中硝态氮垂直运移的影响及其模拟

为研究在红壤中施用生物质炭后硝态氮的垂直运移规律,采用室内土柱模拟的方法,分别按照炭土比为0、2.22%(5 t·hm^-2)、4.45%(10 t·hm^-2)、8.95%(20 t·hm^-2)、13.37%(30 t·hm^-2)和17.80%(40 t·hm^-2)设置混合土壤,并采用CXTFIT 2.0模型对试验结果进行拟合.结果表明： 在饱和条件下,不同生物质炭添加比例下,硝态氮运移的穿透曲线发生明显变化.不同处理的硝态氮相对浓度(C/C_o)峰值、淋溶速率和累积淋失量随生物质炭添加量的增加而显著降低.各穿透曲线尾部均存在一定的拖尾现象,且随生物质炭添加量的增加拖尾现象越显著.对硝态氮穿透曲线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生物质炭影响了土壤的容重、有机碳、孔隙度、阳离子交换量(CEC)等物理性质,进而导致各处理硝态氮穿透曲线发生了变化.采用CXTFIT 2.0数学模型模拟硝态氮在土壤中的运移,硝态氮的穿透曲线拟合值与实测值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均>0.850,能够很好地对土壤硝态氮运移和运移参数进行预测,试验结果可为预测生物质炭施用对地下水体环境硝态氮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间作对马铃薯种植土壤硝化作用和硝态氮供应的影响

土壤硝态氮供应对满足作物氮素需求至关重要,但间作如何影响土壤硝态氮供应及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基于4个氮水平(N₀, 0 kg·hm^-2; N₁, 62.5 kg·hm^-2; N₂, 125 kg·hm^-2; N₃, 187.5 kg·hm^-2)的马铃薯单作、马铃薯与玉米间作小区试验,分析土壤硝态氮含量与强度、硝化势和氨氧化功能基因丰度的差异,探讨间作影响土壤硝态氮供应和氮调控的机理。结果表明: 土壤硝态氮含量和强度随施氮量增加而升高,但同一施氮水平下间作均低于单作。施氮提高了土壤硝化势,且单作的响应高于间作。土壤中氨氧化细菌(AOB)的amoA基因丰度大于氨氧化古菌(AOA),二者在间作时均随施氮量增加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相同施氮量下,间作的AOA和AOB基因丰度(除N₂外)均低于单作。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显示,马铃薯间作后,土壤AOB、AOA的amoA基因丰度下降,硝化势减弱,导致土壤硝态氮含量和强度降低。因此,间作导致土壤硝态氮供应降低与土壤氮转化的微生物过程有关,间作条件下的马铃薯种植应注意保障土壤氮素供应。     

长江流域稻麦轮作条件下冬小麦适宜施氮量

为推动长江流域稻茬冬小麦氮肥的合理施用,研究了施氮量(0、120、210、300 kg·hm^-2,分别表示为N₀、N₁、N₂、N₃)对土壤硝态氮含量、土壤-植株系统氮素平衡和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 土壤剖面的硝态氮含量随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至拔节期,不同施氮处理的硝态氮均显著运移至60 cm土层。拔节后追施氮肥显著提高了N₁、N₂处理0～40 cm土层和N₃处理0～60 cm土层的硝态氮含量;而成熟期的硝态氮主要积累于0～40 cm土层。氮素平衡分析表明,氮素吸收、残留、损失因小麦不同生育阶段而异,越冬至拔节期是氮素表观损失的主要时期;小麦全生育期植株的氮素积累量、无机氮残留量和土壤氮素表观损失量均随施氮量的增加而显著增加。通过环境经济学的Coase原理和边际收益综合分析,稻茬小麦兼顾生产、生态和经济效益的适宜氮肥用量为250 kg·hm^-2,基肥与拔节肥的比例为5∶5,相应获得的籽粒产量为6840 kg·hm^-2。     

淹水条件下添加有机物料对蔬菜地土壤硝态氮及氮素气体排放的影响

蔬菜地大量施用氮肥可以引起土壤硝态氮积累,导致土壤退化,快速消除土壤积累的硝态氮,可以提高蔬菜地土壤质量,延长其使用时间.在硝态氮(360 mg N·kg^-1)积累的蔬菜地土壤中,分别加入0、2500、5000和7500 kg C·hm^-2黑麦草(记为CK、C₂₅₀₀、C₅₀₀₀和C₇₅₀₀),淹水条件下,30 ℃恒温室内培养240 h,研究土壤硝态氮含量及氮素气体排放量变化.结果表明：培养结束时,CK处理中土壤硝态氮含量高达310 mg N·kg^-1,添加黑麦草能有效地消除土壤中积累的硝态氮,C₂₅₀₀、C₅₀₀₀和C₇₅₀₀处理中土壤硝态氮含量降低至10 mg N·kg^-1以下需要的时间分别为240、48和24 h.添加黑麦草显著提高了土壤pH,降低了土壤电导率,其变化幅度随黑麦草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大.添加黑麦草处理的土壤N₂O和N₂累积排放量为270～378 mg N·kg^-1,N₂O/N₂为0.6～1.5.淹水条件下添加黑麦草可快速消除蔬菜地土壤积累的硝态氮,但应充分重视N₂O在这一过程中的大量排放.     

Effective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under climate change

Choosing effective responses to the adver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is a challenging issue worldwide.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a primary strategy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and maximize climatic resources. Howeve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a difficult process. This study proposes an eff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for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that combines vulnerability and contribution rate assessment. Selection of prior crop with lower vulnerability, higher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rate, and lowe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ontribution rate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adver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maximize climatic resources at a lower cost. A case study comparing spring wheat, potato and naked oat in Wuchuan County of Inner Mongolia, China determined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is method.     

我国城市发展与能源碳排放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城市化与城市能耗及其碳排放密切相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和产业总量与结构调整都是能源碳排放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以2006-2015年全国158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总量变化趋势和空间变化趋势两个角度分析了研究期内的我国城市发展特征及能源碳排放特征;并利用面板计量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发展因素对城市总能耗、总能耗碳排放、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驱动特征。结果表明：城市化每提升0.095%,总能耗上升1%。虽然城市总能耗及能耗碳排放在降低,但是单位能耗碳排放在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对总能耗及能耗碳排放的驱动作用大;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等;并基于研究发现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东南诸河流域1990-2015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作为影响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人类活动最直接的反映,其驱动力分析能够很好地揭示人类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机制。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和SPSS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从整个东南诸河流域片区的尺度上,研究了包含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1990—2015年间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并探究其主要驱动机制。研究结果为:(1)全流域各土地类型面积占比为:林地耕地草地城乡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土地,林地与耕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均为"北聚南散,北多南少",城乡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台湾海峡两岸沿海地区以及流域大陆北部靠近长江三角洲的地区。(2)全流域土地类型的面积变化量为:城乡建设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土地。流域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0.68%,整体用地类型转化程度先降低再增加,并以城乡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要变化类型。流域南部各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较北部剧烈,台湾地区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为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3)大陆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数量及结构、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台湾地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工农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大陆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为人口数量及结构、城市化水平和社会工农产业结构,社会工农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水平是台湾地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本研究为东南诸河流域土地资源规划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自然流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提供可靠实例。     

苏州市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关系：EKC如何

基于对苏州市1991—2005年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物排放之间关系的研究,选用多种函数对苏州市的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进行估计,并分析原因.结果表明：苏州市的EKC曲线不具有典型特征;经济规模增长对苏州工业污染增加的贡献十分显著,产业结构调整因素还未产生明显环境效益,技术减排作用突出;与GDP增加相比, 工业污染排放增量较为缓和.环境政策总体上具有成效,但苏州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关系仍未呈现良性态势.苏州要实现经济增长和污染削减的双赢,必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与产业政策,突破传统倒U型EKC曲线,实现新型的倒V型EKC曲线.     

政策认知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

农业碳排放已经成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来源,不仅给农业减排工作带来巨大压力,还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低碳农业技术并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与农户对低碳农业政策的认知密切相关。因此,如何促进农户采纳以绿色、可持续为目标的低碳农业技术,成为实现农业碳减排的关键。本研究基于江汉平原704户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农户政策了解程度、政策参与程度、政策满意程度3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基于全过程视角的农户低碳政策认知变量,实证分析农户全过程政策认知对其低碳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 农户低碳政策认知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农户的政策认知整体水平仅为1.89;农户对单项低风险、高效益的低碳农业生产技术采纳率较高,但对多项的低碳农业技术采纳程度偏低,平均采纳程度仅为1.62;农户政策认知对其低碳农业技术采纳与否、采纳程度均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加大低碳农业技术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低碳农业技术培训、提高专项补贴标准等政策建议。     

农工共生型生态产业园的构建——以郑州经开区为例

生态产业园已成为我国循环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但我国的生态产业园明显存在着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特色不鲜明等问题。提出了农工共生型生态产业园的概念,这是一类以工业园区为核心,集园区周边各类型农业相关企业、合作组织、农民、乡镇及农田为一体的一种"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区域产业共生体系。农工共生型生态产业园可以实现核心园区与周边腹地的协同发展,可以提升区域整体的生态效率。给出了农工共生型生态产业园的发展模式、建设意义及设计原则。并以农业大省河南省中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研究案例,结合当地区域特色及资源优势,构建了由3条产品链及一条服务链所组成的农工共生型产业生态系统。农工共生型生态产业园是产业共生理论在区域层面的具体实现,是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在产业园层次的创新性应用。     

The livelihood impacts of oil palm: smallholders in Indonesia

The biodiversity and climate consequences of oil palm (Elaeis guineensis) expansion across South East Asia have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he human side of the issue, highlighted with reports of negative livelihood outcomes and rights abuses by oil palm companies, has also led to controversy. Oil palm related conflicts have been widely documented in Indonesia yet uptake by farmers has also been extensive. An assessment of the livelihood impacts of oil palm development, including sources of conflict, is needed to shed light on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se reports and the evident enthusiasm of farmers to join the oil palm craze thereby informing future expansion. We assessed the impact of oil palm developmen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rural farmers in Indonesia. We found that many smallholders have benefited substantially from the higher returns to land and labour afforded by oil palm but district authorities and smallholder cooperatives play key roles in the realisation of benefits. Conflicts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companies have resulted almost entirely from lack of transparency, the absence of free, prior, and informed consent and unequal benefit sharing, and have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absence of clear land rights. We mak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os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mallholder friendly production regimes. Oil palm expansion in Indonesia is set to continue. I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can be raised and policy interventions targeted at the broader social impacts of land development this expansion may be achieved to the significant benefit of large numbers of rural smallholders.     

贫困山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现状——以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目的：调查贫困山区新农合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从新农合参合人、基层实施者及管理者的角度调查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农合发展情况。结果：该县参合率逐年增高;新农合制度本身已获得了该县广大农民及基层医务人员肯定及认可;基本实现了“小伤小病不出村,大病基本不出县”的就医格局。结论：该县新农合发展情况良好,但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对政策了解不全面、筹资困难、监督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陕北农民对退耕还林的意愿评价

为了解生态修复政策对陕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2007年通过参与性农户调查方法,研究退耕还林项目对陕北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由于生态项目实施引起的农民态度的变化.结果表明：农民接受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但只有极少数人乐意植树(8.9%)、种草(2.2%). 尽管19.1%的农户表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项目的负面影响,63.8%的农户表示支持退耕还林项目,但是高达37.2%的农户表示项目结束后会再次垦荒种粮.由此可见,退耕还林项目恢复的植被在项目结束后有可能被重新开垦为农田,该项目获得的环境成果面临被再次破坏的风险.因此,给予合理的补偿来减少农民经济损失、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通过技术培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是环境修复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陇中黄土高原农村经济结构变化对退耕还林(草)的响应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然而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近郊凤翔镇和远郊鲁家沟镇为例,采用重复测定方差分析、主响应曲线分析和相关分析等解析2镇1998—2015年农村经济结构及收入变化对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的响应特征,确定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驱动的土地利用变化与农村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解释了2镇70.4%的农业收入结构差异,因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小麦等夏粮作物向玉米、马铃薯等秋粮作物的转变,进而影响了农业收入结构的变化;(2)退耕还林(草)政策对农村经济结构的影响弱于对农业收入结构的影响,它解释了2镇54.1%的农村经济结构差异,近郊凤翔镇农村经济收入明显高于远郊鲁家沟镇。退耕还林(草)政策对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远郊鲁家沟镇农村经济结构影响相对较小,近郊凤翔镇工业、服务业和商业餐饮业等非农产业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比重随着农业收入比重的降低而有所提高;(3)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带动了该区种植业结构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凤翔镇和鲁家沟镇农村集体收入之间的差距;(4)退耕还林(草)政策实施过程中,梯田面积、玉米和马铃薯等秋粮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提高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研究认为退耕还林(草)在实施过程中需考虑地域差异,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相应调整,在推动种植业发展的同时还应兼顾林业、牧业和一些非农产业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恢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