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扬子鳄种群及栖息地现状研究

1999年7～8月及2000年8～9月,利用GPS、激光测距仪等,采用夜间灯光照射计数方法,对 有野生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存在的安徽省宣州、泾县、广德、郎溪、南陵等5 县市的26个地点进行了调查,包括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13个指定保护点。结果发现： 目前野生扬子鳄主要生存在第一类栖息地（1999年50.7%、2000年40.0%）,面积为17.38 hm²;其他两类栖息地的野生扬子鳄分布比率较小（各为1999年24.0%、2000年30.9%、1999 年25.3% 、2000年29.1%）,面积分别为22.04hm²、19.03hm²。两年的平均生态密度分别为1.28条/hm²和1.79条/hm²,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为145条。其种群已明显分为至少18个数 量不等且相互隔离的地方种群。建议恢复足够大的栖息地,并放饲养鳄于其中以重新 建立有效野生种群。     

野生扬子鳄种群动态变化及致危因素

1998—2003年,采用问卷调查、走访居民、夜间灯光照射计数等方法,对可能有野生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分布的安徽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的45个地点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目前野生扬子鳄呈点状分布在至少23个地点,个体总数约120条,主要集中分布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通过连续调查和对比分析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扬子鳄数量急剧下降(从5000—6000条下降为120条),但1998年至今其数量保持相对稳定(120条),种群的致危因素主要是栖息地破坏、人为捕杀、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繁殖力低等。在不同时期导致数量下降的因素不同：1950—1990年问,主要是由于栖息地丧失、人为捕杀等;目前的主要致危因素是缺乏适宜的自然栖息地,环境污染和遗传多样性丧失是潜在的致危因素。旱灾对野生扬子鳄生存的影响并不明显。     

南陵县扬子鳄的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质量

1986-1998年,在安徽省南陵县对扬子鳄种群资源及分布区栖息地状况进行了4次调查。1999年对该县扬子鳄部分栖息地的质量做了研究。结果显示,南陵县扬子鳄野生种群目前只30头左右,每4年平均递减率约38%,分布于6个镇,7个行政村中,75%的栖息地已经消失,其中东河、三里、石铺三镇生活有全县80%的扬子鳄,而石铺镇扬子鳄密度最大,引起扬子鳄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破坏,同时对鳄的捕杀,污染、天灾也是重要因素,其野外栖息地主要为两种类型,农耕区普通池塘和丘陵山地的山塘、水库,耕作区食物,栖息条件较好,人鳄矛盾较小的局部水域依然是扬子鳄最佳选择,但这类水域农药化肥污染已构成对扬子鳄的潜在威胁。     

野生扬子鳄栖息地植被多样性

2003年6～7月,采用样方法,对野生扬子鳄在安徽省南陵县、泾县、广德县、郎溪县和宣城地区等5县市的22个栖息地的植被进行了野外实地调查,并对植物种类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结果发现,野生扬子鳄栖息地植被均属于次生性植被,共有维管束植物92科294种;苦竹(Pteioblastus amarus)灌丛广泛分布于每个栖息地;22个调查点的植被多样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还初步分析了野生扬子鳄与栖息地植被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为野生扬子鳄的保护提供植物生态学基础资料。     

扬子鳄栖息地重金属含量及生物积累

为了评估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栖息地面临的重金属污染风险及长期生物积累,本研究于2021年5月和10月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8个样地内对水塘中的水、底部土壤沉积物以及圈养扬子鳄的饲料和已孵化的卵壳进行了重金属检测。8个样地中,夏渡样地生活着圈养扬子鳄种群,朱村、高井庙、杨林、红星、双坑、中桥和长乐样地为野外种群栖息地。研究聚焦于汞(Hg)、镉(Cd)、铜(Cu)、锌(Zn)、铬(Cr)、砷(As)和铅(Pb)7种重金属元素,采用综合污染指数(R)和地质积累指数(Igeo)评估污染等级。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5月与10月环境样本中重金属含量的差异,以生物富集系数(BCF)和生物放大系数(BMF)分析卵壳中重金属元素的生物积累情况。结果显示：1)5月和10月的栖息地水环境中As、Cu和Zn的含量存在显著差异,但水环境总体无污染(R < 1)。仅Hg含量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因此Hg具有潜在威胁;2)5月和10月的栖息地土壤沉积物中Hg、Zn、Cr和Cd的含量差异显著,其中Cd在5月表现为无污染,10月上升至偏中度污染(Igeo = 1.56),而Hg在5月(Igeo = 0.77)和10月(Igeo = 0.30)均表现为轻微污染;3)卵壳中Cr和Pb含量超标,夏渡样地的数值高于其他样地;4)水环境中Cu和Zn(夏渡样地)的生物富集系数范围为2.05 ~ 38.61,卵壳对饲料中As、Cu、Zn和Cr的生物放大系数范围为1.26 ~ 4.64。本研究表明,Cu和Zn通过水环境积累于卵壳中,而圈养扬子鳄卵壳中的重金属也通过食物链积累。土壤沉积物中长期积累的Pb元素可能导致卵壳中Pb含量超标。值得注意的是,圈养扬子鳄卵壳中的重金属含量高于野外种群。重金属污染物通过环境和食物链的生物积累可能已经对保护区内扬子鳄的生殖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控制栖息地环境中Hg和Cd污染源并加强饲料的安全性是当务之急。     

扬子鳄野生种群衰落探析

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属爬行纲、鳄目、鼍科、鼍属,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据张孟闻等考证,周秦时期扬子鳄数量相当可观,甚至到了“易而贱之”的地步。宗仁亲时苏颂的《图经本草》记载,扬子鳄“今江湖极多”。明嘉庆年间成书的《国宪家酞》记载：明初南京长江江岸生     

扬子鳄一野生种群的观察

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俗称土龙,属爬行纲、鳄目后科、短吻鳄亚科、题属。1879年由A．AhaVe命名而公诸于世。1972年我国政府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73年被联合国列为濒危种和禁运种。这种最早出现于三叠纪、生活在我国的淡水鳄,迄今已有两亿三千多万年的生活史。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为的干扰和破坏,使种群数量锐减,栖息地现仅分布在安徽省宣城地区的宣州、郎溪、广德、经县4县（市）以及芜湖市的南陵县境内;且由过去生活在河湖沼泽迁到现在的山地丘陵的山塘水库和圩区沟塘中。笔者于lop年5月一1996年5月间,对…     

我国古代扬子鳄减少原因考证

曾经在我国古代黄河、长江流域生存的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如今已成濒危物种,其减少原因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有区别的。黄河流域扬子鳄灭绝与栖息地生态恶化有关,而长江流域扬子鳄的减少主要是因古人稻作生产所致,此外气温变化和人类捕杀也影响了它的生存数量。     

四川小相岭山系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调查

小相岭山系是现存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少的山系之一。根据全国第3次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调查结果,小相岭山系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在石棉、冕宁和九龙三县,栖息地总面积802.04 km²,大熊猫种群数量有32只。大熊猫在3个位于小相岭山系的自然保护区内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分别为:四川冶勒自然保护区9只,栖息地面积168.01 km²;四川栗子坪自然保护区14只,栖息地面积306.38 km²;四川贡嘎山自然保护区1只,栖息地面积15.19 km²。在3个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为489.58 km²,占各山系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61.05%;有大熊猫24只,占大熊猫种群数量的75.0%。小相岭山系大熊猫meta种群栖息地片段化比较严重,它由2个种群和2个孤立分布点组成。南北方向从成都至昆明的108国道以东的种群A有大熊猫13只,栖息地面积263.54 km², 完整性较好,大熊猫分布比较集中。108国道以西的种群B有大熊猫19只,栖息地面积为538.50 km²,栖息地破碎。该山系大熊猫数量少,栖息地片段化严重,需加强保护。
     

江苏沿海獐种群的现状和栖息地的利用

盐城沿海獐分布的北限为射阳和滨海县交界的扁担河口,南限以如东和海安交界的北凌港闸为界。分属射阳、大丰、东台、海安４县,该区域中獐种群已被隔离成几个小种群。现存数量估计为８５０—１５２３头。种群的季节波动很大,繁殖前后种群数量相差近一倍。野外种群性比平均为♀：♂＝１００：７７．３。成幼比＝１．１９：１．００;８月份调查,平均每头母獐育仔１．５３头。该分布区獐喜欢选择有斑块状高草相嵌的矮草草滩栖息。盐城地区獐数量因滩涂围垦和开发而急速下降,急需采取有力对策加以保护。     

人工驯养下扬子鳄的生长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扬子鳄在饲养条件下的生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饲养群体中,5龄以前的鳄生长速率较快,其中在2龄前生长速率最快,在5龄至7龄间生长速率明显减慢;鳄体长与体重之间呈正相关,两者在体长小于50cm时呈直线相关,体长大于50cm时呈曲线相关。不同性别的扬子鳄年生长状况不同,从5龄开始雌雄鳄体重出现显著差异,雄鳄重于雌鳄;从6龄开始雌雄鳄在体长方面的生长速率出现差异,雄鳄生长明显快于雌鳄;达到10龄后,雌雄鳄在体长和体重方面的增长均明显减慢,达到15龄时两者的体形已相差悬殊,雄性大于雌性。由von Berta-lanffy生长模型分析,雌鳄达到25龄而雄鳄达到35龄后,各自的体长几乎停止生长,雌鳄平均最大体长为173cm,雄鳄平均最大体长为219cm。在人工越冬下,除第一次越冬外,扬子鳄在越冬室内的冬眠中体况无明显变化,体能明显消耗出现在户外冬眠过程中。本研究为扬子鳄的科学化饲养提供理论依据。     

人工条件下越冬扬子鳄的繁殖

2003年11月~2004年9月在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观察了人工养殖的成年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在饲养池和模拟自然生态环境的繁殖区中越冬后的繁殖行为。结果表明,在与扬子鳄自然洞穴的温度和水分条件相似但其他条件相差很大的人工环境中冬眠的扬子鳄具有繁殖能力。越冬后,这些鳄只能在具备其栖息地环境特点的场地成功繁殖,但不能在不具备这种环境特点的场地成功繁殖。本研究拓展了扬子鳄的人工繁殖技术,为扬子鳄人工繁殖场地的兴建提供参考资料。     

超声成像在扬子鳄卵巢等器官形态检测中的应用

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该物种的生长、繁殖状况一直备受关注,分别在2014年3月(冬眠期)和6月(繁殖期)对17条成年雌性扬子鳄腹部应用VIVIDⅠ型彩色多普勒超声(B型超声)便携诊断仪进行检测,并对3月份卵巢卵泡大小用SPSS 19.0回归分析。扬子鳄心、肝、肠等内脏器官形态在B型超声诊断仪下清晰可见。冬眠期17条扬子鳄两侧卵巢中共检测到41枚卵泡,繁殖期共42枚。冬眠期卵泡处于低回声暗区或无回声暗区的未成熟状态,繁殖期多数卵泡的发育状态与3月相同,少数卵泡呈高回声暗区,此时已形成卵黄颗粒,也有呈高回声亮光区形成卵黄膜的卵泡。对3月份检测的17条扬子鳄具有卵泡的19个卵巢大小与卵泡大小进行回归分析,卵巢随卵泡发育而增大。本研究探讨了B超这种低损伤方法对扬子鳄检测的有效性,同时评估卵泡发育状况,提高繁殖鳄的筛选正确率。     

不同分离源植物乳杆菌的群体基因组分析

【背景】植物乳杆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广泛存在于植物、乳制品、肉制品、哺乳动物和昆虫的肠道等多种生态环境中。【目的】探究不同分离源L. plantarum基因组与其所在环境是否存在潜在的联系。【方法】利用比较基因组学对126株分离自植物、乳制品、肉制品、果蝇及哺乳动物肠道和口腔等部位的L. plantarum菌株基因组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和功能基因组分析,解析不同分离源菌株间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历程。【结果】果蝇分离株的基因组大小显著高于植物、哺乳动物肠道、肉制品和乳制品分离株(P0.05),植物和哺乳动物肠道、口腔等部位与肉制品分离株的基因组大小和编码基因数量无显著差异(P0.05)。基于单拷贝基因串联和核心基因系统发育树分析均发现,果蝇分离株和乳制品分离株分别集中聚集分布在某一分支中,其余分离源均匀分布在各个分支中。附属基因分析结果与系统发育树分析结果一致。功能基因注释结果发现,果蝇分离株的环境特异性基因参与低聚果糖和几丁质代谢,乳制品分离株的环境特异性基因参与mazEF毒素-抗毒素系统和CRISPR系统。【结论】植物乳杆菌分离株为适应较为独特的果蝇和乳制品生境而发生了适应性进化。本研究为植物乳杆菌适应性进化提供了新见解,同时为解析菌株的进化历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华北地区扬子鳄室内控温冬眠的初步研究

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属于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华北地区养殖条件下未见降温冬眠报道.本次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5月对北京动物园饲养的5尾扬子鳄开展人工降温冬眠实验,观察冬眠各期个体的环境选择和行为变化,建立冬眠期间的行为谱,分析冬眠前后行为指标和形态指标(全长、体重和围度)变化,监...     

Changes in bird populations on sample lowland English farms in relation to loss of hedgerows and other non-crop habitats

Farmland bird population trends were examined on a sample of lowland English farms to assess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habitat loss and habitat degradation.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11 farms surveyed by territory mapping between 1966 and 1986 as part of the British Trust for Ornithology's Common Birds Census. The population size of 38 bird species was quantified for each farm in each year. The extents of five non-crop habitats were measured at 4-yearly intervals on each farm. The farms were selected because some had undergone extensive removal of non-crop habitats while others had undergone little or none. Although declines were commonest on farms where the severest habitat loss had taken place, we found no evidence that habitat loss was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population declines: all 11 farms had significant numbers of declining species, even where habitat loss was minimal. Furthermore, general linear modelling foun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habitat loss on population trends and principal-components analysis found limited effects of habitat extent 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habitat loss is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in causing farmland bird population declines. We suggest that other processes, such as habitat degradation, may have caused a baseline population decline in at least 10 farmland bird species and that declines may have been exacerbated by localised habitat loss. Received: 4 February 1998 / Accepted: 1 April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