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受威胁状况评估:研究进展与中国的案例

评估物种濒危等级,确定物种保护优先序,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不断的修订,IUCN红色名录濒危等级标准已经趋于完善。但是,目前人们还在探索在无法获得物种的种群数量、生境、生活史数据时,如何寻找替代指标评估物种濒危等级。我们综述了国内外物种濒危状况研究的进展,提出了结合物种分布区、生活史、生态功能、人为干扰和特殊利用价值的评估物种受威胁状况的方法,并以此方法评估了中国陆生脊椎动物的生存状况。结果表明,列入灭绝级的物种有5个,功能性灭绝级的物种有30个,濒危级的物种有343个,受胁级的物种有459个,关注级的物种有439个,无危级的物种有1,032个。     

通过红色名录评估研究中国哺乳动物受威胁现状及其原因

依据中国哺乳类野生种群与生境现状, 我们利用IUCN Red List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Version 3.1), Guidelines for Using the IUCN Red List Categories and Criteria和Guidelines for Application of IUCN Red List Criteria at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Version 4.0), 评价了中国所有已知的673种哺乳动物的濒危状况。本次评估了71种《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5)》没有评估的哺乳动物, 还评估了60种《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5)》误认为中国没有分布的哺乳动物。发现中国有3种哺乳动物“野外灭绝”, 3种“区域灭绝”。受威胁中国哺乳动物共计178种, 约占评估物种总数的26.4%, 高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物种平均受威胁率(21.8%)。中国哺乳动物1/4的特有种属于受威胁物种。受威胁比例最高的目是灵长目、食肉目与鲸偶蹄目。多数省区的受威胁哺乳动物物种占本省区哺乳动物总数的20-30%。中国哺乳动物种类多分布在中国第二级地理阶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哺乳动物虽然种类少, 但是受威胁哺乳动物的种类比例高。过度利用、生境丧失和人类干扰名列受威胁哺乳动物致危因子的前3位。自从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 一些中国濒危哺乳动物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改善。然而, 鉴于中国哺乳动物区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以及中国地形地貌的复杂性, 如何拯救这些濒危物种仍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艰巨任务。     

中国两栖动物受威胁现状评估

为了了解我国两栖动物受威胁现状和致危因素, 进而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和开展国际合作, 本文依据中国两栖动物野生种群与生境现状, 利用《IUCN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3.1版)和《IUCN物种红色名录标准在国家或地区的应用指南》(4.0版), 对中国已知的408种两栖动物的濒危状况进行了评估, 并编制了《中国两栖动物红色名录》。评估结果表明: 中国两栖动物有1种灭绝, 1种区域灭绝, 受威胁的两栖动物共计176种, 占评估物种总数的43.1%, 明显高于《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2015)的物种受威胁率(30.8%)。中国两栖动物特有种272种, 其中48.9%属于受威胁物种。中国两栖动物受威胁比例最高的目是有尾目(63.4%), 明显高于无尾目(39.0%); 受威胁比例最高的科是隐鳃鲵科(Cryptobranchidae) (仅有1种, 100%受威胁), 小鲵科(Hynobiidae) (86.7%)和叉舌蛙科(Dicroglossidae) (78.1%)。有11个省区的受威胁物种数占本省区两栖动物物种总数的30%及以上, 前3位分别是四川(40.8%)、广西(39.2%)和云南(37%)。中国大多数两栖动物物种分布在西南山地和华南地区, 以海拔2,000 m以下区域为主。栖息地退化或丧失、捕捉、环境污染列受威胁两栖动物致危因子的前3位。鉴于中国两栖动物区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进一步加强两栖动物资源调查、种群和生境监测及相关科学研究, 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开展两栖动物多样性保护和濒危物种拯救行动的关键性基础工作。     

关于物种濒危等级标准之探讨--对IUCN物种濒危等级的思考

为了保存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根据物种的种群数量与分布、种群数量波动与分布区下降速率来评定濒危物种的濒危等级,并针对物种的濒危等级提出具体的保护措施。1994年11月,IUCN第40次理事会会议正式通过了经过修订的Mace-Lande物种濒危等级标准作为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虽然不是国际法和国家法律,但是对于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决策以及各国的自然法律法规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保护生物学理论研究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在研究制定中国水生野生生物濒危等级标准时发现,如果直接应用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评定水生野生生物濒危等级将存在一些问题。如：(1)如何区别对待那些本来就数量稀少、分布区狭窄的物种和那些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其种群数量与生境面积急剧下降的物种?(2)不同的动物类群能否应用同一濒危标准尺度?(3)如何区别对待物种边缘分布区和核心分布区的种群数量与密度的差异?(4)如何处理种群的局部灭绝、局部濒危?(5)一些濒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濒危,但是这些物种可以人工繁殖,如何处理可以人工繁殖的濒危物种?(6)如果没有种群与栖息地的精确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怎样应用物种的濒危标准评估其濒危等级?在实践中,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考虑与国际流行的IUCN物种濒危等级标准接轨,我们提出来一个由“无危”、“值得关注”、“受胁”、“濒危”和“灭绝”等5个级构成的濒危等级系统,其中“值得关注”、“受胁”、“濒危”又分为“一般”与“高度”两个亚等级。我们提出应区分“生态濒危物种”、“进化濒危物种”;对于不同生物类群,应区分物种的生活史对策,制定不同生活史物种的濒危标准。对于r-对策物种,引入“经济灭绝”这一等级,将这一等级对应于“受胁”等级,以解决缺少物种数量的统计数据和历史数据这一难题;区别对待特有物种,将其濒危等级提升一等;引进集合种群(metapopulation)概念,将集合种群的局域种群(local population)作为“个体”对待。     

中国植物受威胁等级评估系统概述

濒危物种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则是濒危物种保护的方向指引。经过多年的发展, 物种受威胁等级的评估由定性评估逐渐向定量评估为主、定性评估为辅的方向发展。本文综述了国内植物受威胁等级定量评估系统的研究进展, 同时介绍了国外较为成熟的IUCN红色名录评估系统、CITES评估系统、美国自然保育协会评估系统, 提出未来制定受威胁物种定量评估标准时要兼顾以下方面: (1)等级设置定义要明确、统一且合理; (2)评估标准应该定量化、客观且不冗余; (3)评估系统应该适应不同地理范围, 最好能同时表达出各范围的受威胁等级; (4)评估指标要包含物种动态信息, 能定量分析物种在过去或者未来的变化。此外, 本文认为国内的物种受威胁等级定量评估系统应该形成规范化的大纲, 加大宣传力度, 尽量将理论研究与具体的保护行动结合起来; 同时, 我国还应该采用全球广泛应用的受威胁等级评估系统获取物种受威胁等级, 将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纳入到全球范围中去。     

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与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都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 前者是全球性评估, 后者则是国别研究。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 国别红色名录确定了各国物种受威胁状况, 填补了前者的知识空缺, 两份名录互为补充。目前对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重视不够。基于如下原因, 应当重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 (1)国家是濒危物种保护的行为主体, 物种在一个国家的生存状况是确定其保护级别、开展濒危物种保育的依据; (2)对于仅分布于一个国家的特有物种来说, 其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即是其全球濒危等级; (3)对于跨国境分布的物种来说,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则确定了该物种在本国的生存状况; (4)结合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建立跨国保护地、保护迁徙物种的栖息地与跨国迁徙洄游通道提供依据; (5)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特有的“区域灭绝”等级, 反映了一个物种边缘种群在该国的区域灭绝, 恢复“区域灭绝”物种是该物种原分布国重引入保育工作的重点; (6)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了该国物种编目、分类、分布和生存状况的最新信息。然而,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被忽视了。目前正值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 人们正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我国将修订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与防疫法法律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防控新的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再次暴发。对于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名录来言, 物种受威胁程度是物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特征之一。重视国别红色名录有特别的意义。     

通过红色名录评估探讨中国爬行动物受威胁现状及原因

为了评估中国爬行动物红色名录, 我们按照爬行动物生物学特性, 适当修改了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标准Version 3.1。在此基础上, 评估了中国爬行动物生存现状, 参与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此次评估的中国爬行动物有3目32科133属461种, 结果为: 区域灭绝(RE) 2种、极危(CR) 34种、濒危(EN) 37种、易危(VU) 66种、近危(NT) 78种、无危(LC) 175种以及数据缺乏(DD) 69种。中国受威胁(包括极危、濒危、易危)的爬行动物共计137种, 约占总数的29.72%, 包括龟鳖目31种、有鳞目蛇亚目67种、蜥蜴亚目38种和鳄形目1种, 高于2014年《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的世界爬行动物受威胁比例(13.61%)。在所有受威胁物种中, 受威胁比例最高的类群是鳄形目(100%)和龟鳖目(91.18%), 其次是有鳞目蛇亚目(28.39%), 第三是有鳞目蜥蜴亚目(20.21%)。中国爬行动物特有种受威胁物种有39种, 占特有种总数(143种)的27.27%, 占受威胁物种总数(137)的28.47%。长江以南的华南和西南地区受威胁的物种最多。爬行动物受人类干扰严重, 主要表现为: 栖息地质量退化及生境破碎化、过度利用及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尽管自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 一些中国濒危爬行动物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但鉴于中国爬行动物区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地形地貌的复杂性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为了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和资源可持续利用, 拯救中国濒危爬行动物, 尤其是中国特有爬行动物中的极危物种, 是中国动物保护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菲律宾海脊索动物多样性评估: 基于OBIS数据库

菲律宾海邻近全球生物多样性和进化的中心, 分布着多种重要生物资源。了解本区生物多样性及受威胁物种的分布特征可对掌握其生物多样性现状, 以及未来实施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策略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利用海洋生物地理信息系统(Ocean Bio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OBIS)数据库, 并参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list)的物种濒危程度评估结果, 构建了菲律宾海脊索动物生物多样性和受威胁物种数据库, 结合海洋生态因子特征对该海区脊索动物的物种多样性和不同等级受威胁物种的数量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初步分析, 并对脊索动物不同分类阶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因子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本区海洋脊索动物门已报道11纲56目320科1,171属2,876种。其中在菲律宾海的边缘区域, 特别是菲律宾群岛、台湾岛、日本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及中央的九州-帕劳海脊附近海域, 生物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 而中央海盆区的生物多样性较低。本海域鱼类生物多样性尤其丰富, 共计4纲45目292科1,105属2,768种, 在物种水平上占本区脊索动物物种数的96%。各分类阶元水平的多样性与初级生产力呈显著正相关, 而与水深呈显著负相关。本区脊索动物门受威胁物种共计54种, 其中极危3种、濒危5种、易危22种、近危24种, 分别约占全区脊索动物总种数的0.10%、0.17%、0.76%、0.83%。与本区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相似, 受威胁物种多分布于菲律宾海边缘区域, 在中央海脊和深水盆地区域分布较少。本研究表明, 对菲律宾海脊索动物特别是受威胁物种的保护应当以边缘区域优先; 但考虑到当前菲律宾海深海区域生物多样性数据的不足, 也应加强对中央海脊和深水盆地等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普查。     

青藏高原濒危兽类保护与管理研究进展

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优先保护区,分布着多种重点保护物种及青藏高原特有种,物种丰富度高且濒危物种占比大。本文针对青藏高原分布的有蹄类、猫科、熊科、犬科、鼬科、翼手目、小型兽类7个动物类群,从濒危现状、濒危成因、已开展的研究工作和管理对策、取得的保护成效等角度分别论述了各类群的保护与管理研究进展。在青藏高原有蹄类中特有种占比远高于其他类群;81% ~ 100%的有蹄类、猫科、熊科、犬科动物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5% ~ 100%的有蹄类、猫科、熊科动物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或IUCN红色名录列为受威胁物种,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全球变暖、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过度放牧、偷猎与非法贸易是青藏高原濒危兽类生存的主要威胁。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自然保护地建设及开展的大量调查监测和研究,为青藏高原濒危兽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科学依据。鉴于目前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局限性,建议构建全面系统的大数据平台,开展青藏高原地区保护成效快速评估及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布局研究,将国际先进的交叉学科理论方法与实践创新优势相结合,为濒危兽类的保护与管理提供指导与建议,从而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     

本底资源不清严重制约我国杜鹃花属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中国杜鹃花属植物已超过600种,是世界杜鹃花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之一。本文以杜鹃花红色名录、中国高等植物红色名录以及中国高等植物受威胁物种名录为基础,对我国杜鹃花的濒危现状进行分析,并根据极度濒危杜鹃花的最新调查结果,结合IUCN红色名录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标准对它们进行重新评估。评估结果认为,杜鹃花属12个极度濒危物种中,有4个物种降低了极度濒危的等级,1个物种数据缺乏,1个物种灭绝。我国杜鹃花属植物濒危种类近20%,数据缺乏的种类近1/3,资源本底不清,严重威胁我国杜鹃花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未来应加强对杜鹃花本底资源的普查,开展极度濒危物种和极小种群物种的“抢救性保护”、加强园林应用与基础研究。     

我国重点保护动植物物种价值评估

对野生动植物生态经济价值的认识是有效保护的基础,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我国重点保护动植物物种的价值进行研究。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法共收集到55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672份。通过对有效问卷分析得到总的平均支付意愿为209元人~(-1)a~(-1)。其中,动物和植物分别是111.37元人~(-1)a~(-1)和97.65元人~(-1)a~(-1),不同保护级别物种的支付意愿大小差别显著。基于2016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数据求得我国重点保护动植物物种的保护效益为18.29万亿元/a,其中动物8.20万亿元/a,植物10.09万亿元/a。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收入、学历、对重点保护物种的了解和感兴趣程度以及是否参加过重点保护物种保护活动对支付意愿大小有显著影响。     

Model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critical risk of extinction and the priorities of protection of endangered aquatic spec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period 1995–2006,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aquatic habitats in the area of Serbia was explored, with the aim to identify the endangered species of macroalgae, macroinvertebratae and fishes. During the work a data base was formed (Aquatic Ecosystems Diversity in Serbia, AEDSer), containing the data from exploring the biodiversity of the aquatic ecosystems of Serbia since 1860. Based on the data base, classification of the aquatic species was made into categories of endangerment based on IUCN criteria. The following was noted: (1) the global IUCN category assigned to the species often is not identical with the national status of endangerment; and (2) the species that are given a category of endanger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do not have the same realistic risk of extinction in all their habitats. This remark imposed the need for a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critical risk of extinction of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nd determining the priorities of their protec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Two categories of characters were used to develop the model: the characters that determine the degree of ecological specialisation of the species base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habitat; and the characters suggesting the risk factors from the system: “HIPPO” in the spatial and time dimension. The possibility to apply the model was tested on 10 aquatic specie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endangerment at the national level (macroalgae 2, macroinvertebrates 7, and fishes 1 species). The model based on points determined the level of extinction risk and, that way, the species needing urgent conservation from the same 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endangerment were isolated. The model suggested can contribute to a more efficient defining the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21世纪以来闽三角城市群人类景观开发强度的时空演变——基于能值-GIS方法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其在推进城市群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群的人地关系矛盾和景观开发强度。为量化城市群的人类景观开发强度,揭示自然环境对人类资源消耗过程的压力响应机制,选取闽三角城市群在2000、2005和2013年的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作为刻画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基础数据,通过能值分析理论,耦合可更新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降雨化学能等)与基于统计数据的不可更新能源进行能值核算,并进一步描述人类景观开发强度(Landscape development intensity,LDI)的时空演变特征,基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划分为5级进行空间展示与分析。结果表明:(1)在时间尺度上,闽三角城市群的年可更新能值密度均值在2000、2005和2013年,分别为9.42×10~(16) sej/hm~2、7.25×10~(16) sej/hm~2和7.88×10~(16) sej/hm~2,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在空间尺度上,闽三角城市群可更新资源由环海湾地带向内陆地区呈环形逐层增加,其中在2000年表现尤为明显;(2)在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上,闽三角城市群的本地不可更新能源能值投入在2000、2005和2013年,分别为4.64×10~(24) sej、4.63×10~(24) sej和4.66×10~(24) sej,只出现轻微浮动,而外部输入能源的能值投入则在2000、2005和2013年,分别为1.41×10~(24) sej、3.18×10~(24) sej和5.71×10~(24) sej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其中对原煤的需求表现最高,占比高达90%;(3)LDI在空间分布上,自内陆至沿海干扰等级逐渐上升,其中,强度干扰与剧烈干扰主要覆盖厦门市、龙海市、晋江市和石狮市;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强度干扰和剧烈干扰逐渐增大的趋势。研究有助于政府对不同干扰等级区域的城乡建设与规划管理提供决策依据,为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基于能值分析的厦门城市代谢可持续性评估

生态城市建设是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对中国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研究以中国典型的生态城市厦门市为例,基于城市代谢框架结合能值分析法,对厦门市代谢系统进行各项能值流的核算,构建2010-2017年厦门市能值指标评估体系,选用可持续发展指数、可持续发展能值指标、城市健康水平能值指数3项指标综合评价其生态可持续性,选取部分能值指标与珠海市、深圳市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中国生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结果表明：（1）2010-2017年,厦门市总能值呈上升趋势,2017年的总能值为2.51×10²⁴ sej,是2010年总能值的1.65倍,货币流能值显著增加,废弃物流能值下降。能值自给率由98.30%逐渐递增至99.20%,能值产出率由8.30%逐渐递增至15.20%,环境承载率小于3,属于环境低负荷状态。（2）厦门市可持续发展指标处于1-10之间,表明其生态经济系统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值指标由2010年的3.67增加至2017年的7.76,表明厦门市的可持续发展性能愈来愈好,城市健康水平能值指数由2010年的6.21上升至2017年的25.80,表明厦门市生态系统处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3）厦门市与珠海市、深圳市的能值指标对比分析表明,厦门市与珠海市均处于富有经济活力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潜力阶段,且厦门市代谢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整体优于珠海市与深圳市。（4）总体来看,厦门城市代谢系统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生态城市的建设有利于厦门市实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对同类型生态城市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褐马鸡非使用价值评估及影响因素

野生物种资源的价值评估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物种保护、生态补偿以及TEEB行动计划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对珍稀濒危鸟类褐马鸡(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进行非使用价值评估。研究共回收有效样本503份,其中70.97%有支付意愿,通过平均值法和中位值法估算得出我国城镇人口对褐马鸡的人均支付意愿为28.39—36.88元/a,由此得到褐马鸡的非使用价值在21.89×10~9—28.44×10~9元/a之间。通过建立Logit计量经济模型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得到受访者对褐马鸡的了解程度、见过褐马鸡次数、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对支付意愿具有正的影响,其中了解程度的影响最大,而年龄对支付意愿具有负的影响。除此以外,评估的范围、支付意愿的单位以及总样本的设定也会直接影响物种价值评估的结果。     

IUCN Red List assessment of the Cape Verde endemic flora: towards a global strategy for plant conservation in Macaronesia

We review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and threats to the endemic vascular flora of the Cape Verde islands, mostly based on the past two decades of collect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herbarium specimens. The application of IUCN Red List criteria and categories using RAMAS software reveals that 78% of the endemic plants are threatened (29.3% Critically Endangered, 41.3% Endangered, 7.6% Vulnerable). Most of these endemics have a limited geographical range, and half of them have Areas of Occupancy and Extents of Occurrence of < 20 and 200 km², respectively. Our data show tha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Cape Verde vascular plants have become more threatened and their conservation status has declined, mostl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crease in exotic species, habitat degradation and human disturbanc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IUCN Red List data review for the plants endemic to Cape Verde, thus providing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the recogni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its threatened endemic flora at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level. It also fills a knowledge gap, as it represents the first thorough assessment of the conservation status of the entire endemic flora of a Macaronesian archipelago.     

西部欠发达地区生态经济系统能值分析——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为例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简称海西州）生态环境脆弱,快速发展的工业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海西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之一,在全国生态建设中处于特殊地位。能值分析法是一种基于热力学理论的环境核算方法。利用能值分析法对海西州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现状进行评估;并应用能值指标评价海西州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通过对能值指标的时间序列分析揭示海西州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海西州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2016年支撑海西州生态经济系统运行的总能值投入量为6.69×10²⁴ sej,是2010年总能值投入量的1.94倍。在2010-2016年的7年内,不可更新资源的能值投入占当年总能值投入量的比例均超过90%,而可更新资源能值投入量与从系统外输入到海西州的能值量占比均较低。基于能值的指标分析显示：海西州的人均能值使用量、能值密度、能值货币比率、环境负载率分别从2010年的8.84×10¹⁸ sej/人、1.15×10¹³ sej/m²、3.05×10¹⁴ sej/US$、103.02增加到2016年的1.65×10¹⁹ sej/人、2.22×10¹³ sej/m²、9.12×10¹⁴ sej/US$、213.47;而相应的能值产出率、能值可持续发展指数则分别从2010年的2.66×10³和25.84降低到2016年的1.23×10³和5.74。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海西州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而经济发展对当地不可再生资源依赖较大,给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增加。为从长远角度实现海西州的可持续发展,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对不可更新能源的过度开发。此外,研究结果显示,海西州的能值交换率小于1,这说明研究时间范围内,海西州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增加单位产品的附加值以促进能值流的合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