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耆属簇毛黄耆亚属生物地理学研究

簇毛黄耆亚属的种类主要沿亚洲的“山链”分布,即横断山,喜马拉雅,查谟和克什米尔,帕米尔—阿赖,兴都库什和苏莱曼山脉,表达了东亚、西亚和中亚的植物区系地理关系。本文基于亚属的分布式样,对其8个分布区进行了分析生物地理学中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8个分布区可划分为4类,即1)华北—东北;2)横断山和西藏;3)西喜马拉雅,西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4)内蒙古—新疆。在本亚属的分布式样中,有两个地理“结点”,即横断山和西喜马拉雅,后者主要指克什米尔。推断地理上的衍进方向是由东向西发展,喜马拉雅是连接东西分布的通道。     

安徽省蜘蛛的生态地理分布

本文根据作者在1983—1988年对安徽省农林蜘蛛巳鉴定、报道的272种(分隶于40科、108属)的分布特点,分析了安徽的地理地貌、植被类型、气候土壤等生态地理因素,提出拟划为淮北平原与淮河南岸平原棉粮区、江淮丘陵平原与长江沿江平原稻松区、大别山与皖南中低山林茶区3个生态地理区。并对各区农林蜘蛛的分布规律及其生态类型进行探讨。     

中国黄耆属植物旱生类群的区系特点和生态地理分布

根据种的现代地理分布、分布区类型、地理宗的替代关系和生态２特点对中国黄耆属植物的旱生类群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国产该类群植物９３种,可划分为８个分布区类型和１４个亚型。依其生态理分布规律,又可将这些类群划分为４个生态系列或称为生态区,即帕米尔－昆仑－羌唐生态区,天山－阿尔泰生态区、伊犁－塔城谷地生态区和蒙新荒漠东部生态区。分析认为：黄耆属植物旱生类群的区系发生在中亚西部,中国类群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中     

蚊虫地理生态位瘃其重叠群划分的初步研究

本文将物种在地理上的分布范围作为地理生态位提出,并对我国蚊虫的地理生态位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蚊虫地理生态位宽度,地理生态位重叠指数的测定和９种蚊虫重叠群的划分。     

蚊虫地理生态位及其重叠群划分的初步研究

本文将物种在地理上的分布范围作为地理生态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ｎｉｃｈｅ）提出,并对我国蚊虫的地理生态位进行了研究。内容包括：蚊虫地理生态位宽度、地理生态位重叠指数的测定和９种蚊虫重叠群的划分。     

基于Holdridge和CCA分析的中国生态地理分区的比较

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对中国自然地理要素与生态地理区域的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采用全国地形、土壤、气候、植被及遥感植被指数等数据,综合分析中国范围生态地理区域的分异规律,制订了生态地理分区的初步方案,并建立了相应的地理信息系统.基于Holdridge模型和CCA分析划分中国生态地理分区,建立了分区的指标体系,得到中国生态分区的大致界线,初步总结了各生态地理分区的地形、植被、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特征,完成对中国区域生态地理分区的划分.基于CCA分析的生态地理的分区,不仅结合自然区划和生态地理两种方法,而且加入了生态群落和遥感数据的综合应用.结果显示,由于受到模型适用性及数据误差的原因,基于CCA分析的结果比Holdridge模型的结果更合理一些.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地区帕米尔牦牛mtDNA COⅠ 的遗传多样性分析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我国新疆的牦牛遗传资源,对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地区帕米尔牦牛的遗传多样性及群体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对3个帕米尔牦牛类群的线粒体COⅠ基因序列进行测定,分析其多态性,构建系统进化树。研究结果显示,帕米尔牦牛COⅠ基因序列全长为1 048 bp,共检测到13个变异位点,其中单态突变位点9个,简约信息位点4个。在帕米尔牦牛类群中共检测出10种单倍型,平均单倍型多样性（haplotype diversity,H_d）、平均核苷酸多样性（nucleotide diversity,P_i）分别为0.762和0.001 64。3个类群间平均遗传距离为0.004 30,且苏木塔什牦牛与布伦口牦牛的遗传距离最小（0.003 72）。结果表明,帕米尔牦牛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但各类群之间遗传分化不明显,且经人工或自然选择后群体发生了扩张和基因交流的情况。研究结果为新疆帕米尔牦牛的遗传改良及新疆优良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伊犁谷地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1995—2015年土地利用分类成果,运用CA-Markov模型模拟预测2025年伊犁谷地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结合InVEST模型评估1995—2025年伊犁谷地生境质量的时空格局,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生境质量的变化特征,并对生境质量的空间分布和变化趋势进行驱动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以及生态探测分析。结果表明:1995—2025年,耕地与建设用地面积呈逐渐增加趋势,林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呈波动变化态势,草地与水域则出现减少态势,减少的趋势缓慢下降;生态退化度高值区主要在河谷平原耕作与城建区域且呈现条带状分布,应加强生态修复工程;低值区为高山林草地区域,总体上表现为低值区环绕高值区,呈现嵌套分布,应着重进行生态功能保护;生境质量与生态退化度的高、低值区域呈现相反的趋势;各县生态退化总体稳定,且退化程度较小,生境质量在1995—2015年处于下降趋势,2015—2025年有所上升;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出生境质量空间变化分布受自然和人为因子的综合作用,主导影响因子是土地利用,其次为坡度,在交互作用探测与生态探测中,各因子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表现显著,并呈现出双因子增强。     

宏生态尺度上景观破碎化对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的地理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是宏生态学与生物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表明,景观尺度上的生境破碎化对物种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作用是否足以在宏生态尺度上对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利用中国大陆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物种分布数据,在100 km×100 km网格的基础上生成了这两个类群生物的物种丰富度地理格局,进一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物种丰富度与气候、生境异质性、景观破碎化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景观破碎化因子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物种丰富度都具有显著的关联关系,其方差贡献率可达约30%—50%(非空间模型)和60%—80%(空间模型),略低于或接近于气候和生境异质性因子。方差分解结果显示,景观破碎化因子与气候和生境异质性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的重叠部分达20%—40%。相对鸟类而言,景观破碎化对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的地理格局具有更高的解释率。     

生态地理区划研究进展

生态地理区划是国内外地理学和宏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国外学者对生态地理区划概念、原则和指标体系和方法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并就全球、国家和区域尺度的生态地域系统进行划分.其研究经历了从单生态因子分异的规律性认识、生态系统聚合、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一部分的单要素划分到层次约束、相互包容与不包容的等级斑块思维的整体性功能、过程和结构性划分的发展路线.我国生态地理区划在借鉴自然区划的基础上发展较为迅速,并在区划的原则、方法、理论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就全国或地区的生态地理综合区划及要素区划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不完善.中国未来生态地理区划应重点展开基础理论研究,构建严密的区划体系和理论体系,更加关注人文要素在区划中的重要影响,注重新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并加强对典型生态地域系统区划研究.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