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铜陵市生态效率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首次应用物质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MFA)方法构建了三层面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指标分别为:区域直接生态效率(regional direct eco-efficiency,RDE)、区域总体生态效率(regional total eco-efficiency,RTE)、整体生态效率(holistic eco-efficiency,HE),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方法评价了铜陵市1990—2008年间的区域生态效率.本文同时引入莫氏生产力指数(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MPI)研究了相邻年份区域生态效率变化,并找出其生态效率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铜陵市区域直接生态效率虽得到了不断提升,但相对区域总体生态效率和区域整体生态效率而言,其相对生态效率均值不高,80%左右年份的相对生态效率在0.8以下;2)铜陵市直接生态效率的持续增长与铜陵市多年来不断加大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技术投入密切相关.为进一步提高直接生态效率,铜陵市既可以通过扩大原材料进口、减少本地采掘实现,又可以通过提高资源生产率...     

中国生态效率时空动态分布与区域差异

生态效率的积极发展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中国生态效率的发展情况,使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2005—2020年省域生态效率进测算,并通过核密度函数、基尼系数、σ收敛和Markov转移矩阵进行时空动态分布和区域差异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北京、青海、广东、海南、上海、江苏、福建、河南、云南生态效率发展较好。(2)六大地理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差异较大,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华北地区生态效率发展较好,东北地区生态效率最低。西北地区区域内部差异最大,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小。中国省域及区域生态效率发展均不具有收敛特征。(3)全国及区域生态效率从t年向t+1年向同水平生态效率转移概率最大,2021—2025年省域生态效率差距仍旧较大,整体水平下降。     

城市产业生态网络特征与演进规律——以北京市为例

产业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对于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当前产业生态学的新方向。产业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产业组分以及环境组分之间通过物质交换及能量流动等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产业生态网络则是其各组分之间通过物质流等相互作用构成的生态关系的一种拓扑结构。基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通过物质型转化构建城市尺度产业生态网络,借鉴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提出通过循环性、生态效率、上升性3类特征指标判定产业生态网络的演进规律。实证研究了2005—2014年北京市产业生态系统的特征及其演进规律,阐明了其发展的趋势。主要结论是:从趋势分析,北京市产业生态系统循环性、生态效率和上升性有随时间而提升的趋势。其中,循环性和上升性变化趋势一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2007年数值明显高于其他年份;生态效率总体随年份呈现波浪式增速的趋势;从指数分析:各年份循环指数(FCI)介于0—1之间,表明产业系统的物质循环流量均小于直接流量;A/C指数介于0.187—0.256之间,表明离理论可持续发展状态(0.401)还有相当的距离;生态效率10年提高2.4倍,在2013年已经接近1,到2014年实现大于1的水平,其生态效率已达到这10a间的最优的状态。总体上,北京市产业系统正在向物质循环性、生态效率以及系统上升性逐步提高的方向转型。     

广东省循环农业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其障碍度诊断

从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减最投入、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环境安全4个方面构建立了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函数法,对1990-2005年间广东省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广东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增强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在1一1.7范围内变动;经济与社会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平均发展水平高于1990年,且发展速度逐年加快;资源减量投入评价指数变化不稳定,平均发展水平略低于1990年;资源环境安全发展呈现逐年缓慢降低的趋势.障碍度分析表明,资源循环利用对广东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最大,但障碍度大小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资源减量投入和资源环境的障碍度随着时间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资源减量投入指标的障碍度自2001年后有较为明显的增幅.     

基于生态效率的辽宁省循环经济分析

生态效率与循环经济相辅相成。基于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是考量区域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又基于目前对于循环经济与生态效率结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以生态效率理论为基础,对我国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的试点省份——辽宁省的循环经济发展作以综合衡量。通过生态效率度量模型与循环经济度量模型,以辽宁省1990～2008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分别计算了19a间辽宁省各年的资源效率、环境效率、生态效率,进而综合评价了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轨迹。研究表明：在19a间,辽宁省生态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经历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末端治理模式——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19a间,辽宁省循环经济发展状态总体上处于循环性不断增强的状态,即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压力不断减小。研究证明了辽宁省2002年实行循环经济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全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中国啤酒生产的物质、能量消耗及环境影响分析

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分析了2000-2005年中国啤酒行业物质、能源消耗趋势及环境负荷状况,并采用生命周期分析对中国啤酒生产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00-2005年,中国啤酒行业的物能消耗呈上升趋势,随着技术的进步,虽然生产1kL啤酒的污染物排放系数逐年下降,但全年总污染物排放量仍逐年上升;啤酒生产潜在的各类环境影响中以废水排放引起的富营养化最大;2000-2005年,中国啤酒行业各环境影响潜值(如富营养化、粉尘及烟尘、全球变暖、酸化、固体废弃物)均呈上升趋势,总环境影响潜值也逐年上升.推进啤酒工业生态转型,建设循环产业已势在必行.     

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以南通市为例

借鉴"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控制力"概念模型,依据数据可获取性,构建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以江苏省南通市海岸带为例,利用状态空间法开展研究区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综合承载力评估,五县(市)陆域、滩涂、海洋和区域的综合承载力基本处于可载状态,部分县(市)出现满载。从2005年至2009年,滩涂、海洋和区域综合承载力基本呈上升趋势,海门市海洋和区域的综合承载力上升分别为124.61%和142.98%;而陆域综合承载力呈下降趋势,如东县下降达22.42%。基于指标承载力贡献率分析,污染物及能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压力是影响综合承载力关键因子。海岸带区域综合承载力的评估与分析,可作为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国内外生态效率核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述评

生态效率由于具有突出的定量化分析优势,在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与量化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参阅近十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生态效率的核算方法及其在不同尺度的应用,侧重于国内外对比分析,研究表明:(1)国外已从简单评价转向生态效率驱动机制的探究。(2)对于生态效率测算,国外开始借助会计、金融以及管理学中的理论和模型对现有的经济/环境比值法以及模型法进行改良和修正;我国则侧重于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及生产率模型的应用。(3)在应用层次上,国外侧重于企业及其产品系统的生态效率分析,并且开始将生态效率同产品的生态设计、关键问题辨识、系统开发等融合起来,而区域等大尺度的研究则处于尝试阶段;我国在企业尺度的研究甚少,主要集中在行业、生态园区、城市及区域等大尺度的生态效率评价。(4)国外开始将生态效率同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食物安全)等结合起来;而我国生态效率研究侧重于污染物分析。(5)由于社会维度定量分析难度较大,目前绝大部分研究都很少涉及。最后,文章提出:我国应加大生态效率的宣传与推广,推动生态效率在微观(企业)以及宏观(全球生态问题)上的研究和应用;借助经济、管理、会计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完善生态效率核算方法体系;综合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法,反映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分析

生态效率是衡量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将农业面源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的考量,在对传统DEA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农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给出了农业生态效率的改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9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虽然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除北京、上海、海南、重庆外,其余省市都需要改变投入和产出来优化农业生态效率;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的过量排放是农业生态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农业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     

武汉市造纸行业资源代谢分析

资源代谢问题是造成产业系统生态环境影响的主要原因.在分析武汉市造纸行业资源代谢的基础上从资源输入-资源使用-环境胁迫-系统循环共生4个方面构建武汉市造纸行业资源代谢分析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问题树模型对2007年武汉市造纸业的原材料、水、能源等资源的代谢与全国造纸行业平均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武汉市造纸业资源代谢水平总体上评价等级为优,但某些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还略有差距;(2)从资源输入角度分析,原材料输入生态效率及水资源输入生态效率等级为优,能源输入生态效率等级为良;(3)从资源使用角度分析,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及单位产品的水资源消耗等级为优,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等级为良;(4)从环境胁迫角度分析,单位污染物工业总产值及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等级均为优,污染物达标排放率等级为良;(5)从系统循环共生分析,企业清洁生产达标率等级为良,资源持续利用及污染物治理等级为优,而中水回用率等级为差.通过代谢分析可得,武汉市造纸行业能源输入生态效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还有一定距离,整个行业中企业清洁生产比例还具有提升的空间;中水回用方面较弱,需要特别加强.     

基于能值和物质流的吉林省生态效率研究

为探讨生态效率计算方法,结合能值分析和物质流分析构建了生态效率表达式,并对吉林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效率在17a间提高了2.9倍;②生态效率的提高使环境压力降低了205.6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3.7%;③人口增长并非环境压力升高的主要原因,资源消耗对环境压力的影响比废弃物排放更大,但其脱钩现象却弱于废弃物排放;④2000年以后,生态效率对抑制环境压力升高、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在下降,各指标的脱钩指数也均在减小,吉林省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增强.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生态效率研究方法,在实践上有助于深思我国环保政策存在的缺陷,对促进吉林省可持续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How Can the Eco‐efficiency of a Region be Measured and Monitored?

The concept of eco-efficiency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a business link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article, ecoefficiency is examined at a regional level as an approach to promo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Finnish Kymenlaakso region and mitigating their harmful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The aim is to develop appropriate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changes in the eco-efficiency of the region. A starting point is to produce indicators for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use them for measuring regional eco-efficienc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are based on a life-cycle assessment method, producing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pressure indicators (e.g., emissions of CO₂), 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s (e.g., CO₂ equivalents in 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a total impact indicator (aggregating different impact category indicator results into a single value).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based on direct material input, total material input, and total material requirement of the Kymenlaakso region are also assessed.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used are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value added, and the output of the main economic sectors of Kymenlaakso. In the eco-efficiency assessment, 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are monitored in the same graph. In a few cases eco-efficiency ratios can also be calculated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are divided by the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Output (= value added + intermediate consumption) is used as an economic indicator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which also cover the upstream processes of the region's activities. In the article, we also discuss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using th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indicators.     

基于生态效率的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是当今可持续发展研究及政府相关决策的核心内容,生态效率则是循环经济的合适测度,它是资源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综合表征指标。基于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判别模型,以江西省为例,分析其在2000-2010年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轨迹。结果表明:(1) 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表现出同步增长的趋势;(2) 各种资源和环境效率均有所上升,其环境效率总体上大于资源效率,按效率增加快慢的排序为:固体废弃物排放效率 > 建设用地效率 > COD排放效率 > 水资源效率 > SO₂排放效率 > 能源效率;(3) 江西省循环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由传统线性经济模式到末端治理模式再到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道路,符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发展规律,即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性进行了谨慎的探讨,对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提出的建议。     

旅游地生态效率测度的SBM-DEA模型及实证分析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地的生态效率研究是其制定与实施包容性、持续性发展政策与措施的基础。采用基于时间序列、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地生态效率测度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利用1981—2014年的投入产出数据,测度旅游地复合系统的生态效率,分析其演化特征和阶段,并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34年来,黄山风景区旅游生态效率(综合效率)不断提升,且具较大发展潜力,在分解效率中,技术效率较高,规模效率次之,规模效率是决定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2)旅游生态效率的演化经历了初期低效、快速成长、成熟高效、下行风险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的特征不同,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3)旅游生态效率完成了由规模报酬递增向递减的过渡,资源要素的投入冗余已成为现阶段阻碍生态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4)旅游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投资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废弃物末端治理为表征的环保规制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文章最后提出,在山岳型风景区发展初期,应尽可能扩大资源要素投入规模,进入成熟阶段后,则转向逐渐控制投入规模,改善技术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摒弃过度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走精细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与输出分析——以常州市武进区为例

运用物质流分析（MFA）方法,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生态经济系统中物质输入与输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武进区物质输入总量及人均物质输入量也在增加,但递增速率均远小于GDP增长速率,而物质输出总量及人均物质输出量则呈现递减趋势;（2）在不考虑水的因素情况下,武进区物质输入量保持较快的上升速度,其中固体物质的增长速率远远大于气体物质的增长速率;物质输出量则呈总体下降趋势,其中以气体物质输出量的贡献最大,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物质以气体特别是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废气和工业废气为主;（3）排除占大部分比例农业用水的上升,工业用水、城镇生活用水和地下水总量及人均利用强度都在减少;同时,总的废水排放量及人均排放量在减少,其中又以生活废水排放量的减少最快,其次是工业废水;（4）单位GDP物质输入量的变化处于波动状态,同期的单位GDP物质输出量则呈递减趋势,单位GDP用水量和单位GDP废水排放量则有相同的递减趋势,表征了武进区资源利用效率的稳步提高,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也在逐步脱钩。上述结果体现了武进区近年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但还存在较多问题,说明武进区在调整物质利用强度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还需下更大的功夫,并采取相关措施,以期提高实施循环经济战略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地位和意义。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就区域环境一经济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展望,指出了物质流分析方法在应用中的一些缺陷,为今后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借鉴。     

基于生命周期方法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系统生态效率分析

我国生活垃圾产量大但处理能力不足,产生多种环境危害,对其资源化利用能够缓解环境压力并回收资源。为探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策略,综合生命周期评价与生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建立生态效率模型。以天津市为例,分析和比较焚烧发电、卫生填埋-填埋气发电、与堆肥+卫生填埋3种典型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情景的生态效率。结果表明,堆肥+卫生填埋情景具有潜在最优生态效率;全球变暖对总环境影响贡献最大,而投资成本对经济影响贡献最大。考虑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建议鼓励发展生活垃圾干湿组分分离及厨余垃圾堆肥的资源化利用策略。     

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 in Australian Agri‐food Industry: An Application of Input‐Output Oriented Approaches for Analyzing Resource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Potential

The food industry in Australia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ing)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socioeconomic sectors nationally. However, alongside the benefits, the industry also produces environmental burden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food. Sectorally, agriculture is the largest consumer of water. Additionally, land degradat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waste generation are considered the main environmental impacts caused by the industry. The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evaluate the eco‐efficiency performance of various subsectors in the Australian agri‐food systems through the use of input‐output–oriented approaches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nd material flow analysis. This helps in establishing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for the industry. The results have shown inefficiencies during the life cycle of food production in Australia.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 ecology, the study recommen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processes to increase efficiency, diminish undesirable outputs, and decrease the use of nonrenewable inputs within the production cycle. Broadly, the research outcomes are useful to inform decision makers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moving from a traditional linear system to a circular production system, where a sustainable and efficient circular economy could be created in the Australian food industry.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China: Analysis based on a regional slack-based measure with environmental undesirable outputs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resource shortage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crucial to pursuing th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used 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SBM (slack-based measure) (REES) model which trea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 undesirable outputs to evaluat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PAR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1 and investigat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using the Tobit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distinct difference i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mongst each PAR. The GDP per capita, industrial structure, innovation capability,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population density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while energy intensity exert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order to make more effective policies for improving China’s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divide the 30 PARs into 3 sub-regions. A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vided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ub-region, which are helpful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hieve the targe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