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煤塌陷区不同地貌类型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及其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

通过对神府-东胜矿区2种不同地貌类型下沉陷样地及对照样地地表植被进行调查,研究不同地貌类型、不同沉陷位置的群落多样性变化及其与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哈拉沟矿区(黄土丘陵地貌)植物种类较丰富,大柳塔矿区(风沙地貌)植被种类较单一;达乌里胡枝子作为风沙地貌沉陷区指示物种,其演替机制符合忍耐作用理论,紫翅猪毛菜作为黄土丘陵沟壑地貌沉陷区指示物种,其演替机制是促进理论和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2)沉陷干扰12a后,2个研究区Shannon-Wiener指数分别增加了54.60%,73.85%,风沙地貌研究区土壤含水量和脲酶活性分别增加了8.64%和57.14%,黄土丘陵沟壑地貌研究区土壤有机质增加了47.73%。(3)采煤塌陷后,风沙地貌矿区坡中位置过氧化氢酶活性下降63.50%,土壤体积含水量降低58.70%,植物群落多样性显著降低;坡底位置土壤含水量、土壤养分、植物群落多样性均显著提高,土壤理化性质和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协同一致。(4)风沙地貌区植物群落多样性与土壤含水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区植物群落多样性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彬长矿区不同地表沉陷类型下植物群落特征

地表沉陷是煤炭开发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形式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植物分布与群落结构。本研究以陕西彬长矿区不同地表沉陷类型下植物群落为对象,调查植物群落组成、生产力和多样性等变化特征,探讨不同沉陷类型植物群落特征的变化规律及其机理。结果表明:1)彬长矿区植被以菊科、禾本科、豆科植物为主,植物生长型构型以多年生草本为主,水分生态类型以中旱生植物为主;沉陷扰动造成了一年生草本、多年生草本和中旱生植物比例增加,中生植物比例显著下降,而灌木和乔木比例变化不明显。2)不同沉陷类型下塬面裂缝区植物群落结构变化不显著,塬面台阶状沉陷区、沟谷边缘裂缝区和台阶状沉陷区植物群落物种数、盖度、生物量、物种密度、物种多样性显著下降。3)依据植物群落损害程度,将彬长矿区不同沉陷类型分为3类:轻微损害区,包括塬面裂缝区;中等强度损害区,包括塬面台阶状下沉区和沟谷边缘裂缝区;强烈损害区,包括沟谷边缘台阶状下沉区。     

四川大巴山米心水青冈（Fagus engleriana）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特征

四川省大巴山处于秦岭南部的北亚热带,水青冈属植物分布较集中.该处米心水青冈(Fagus engleriana)林分布面积较大,生长良好,保存相对完好,具有重要的地域代表性.分析了米心水青冈群落的物种组成、区系地理成分、物种多样性以及群落自身特征与物种多样性的灰色关联度,得到以下主要结果:(1)在4个样地28个10m×10m群落样方中,一共记录到维管束植物197种,隶属140属、74科. 群落乔木层物种主要由壳斗科、蔷薇科、杜鹃花科、桦木科、槭树科等科组成;灌木层物种主要由蔷薇科、忍冬科、杜鹃花科等科组成;草本层主要由莎草科、菊科、百合科等科植物组成.(2)地理区系成分中,温带成分分别占群落总属数、总种数的65.38%和64.32%,处于主导地位;热带和亚热带成分占总属数、总种数的23.85%、24.32%.(3)群落中物种数目-多度在不同的层次变化趋势不同.(4)群落的物种丰度以灌木层最高、乔木层最低.Shannon指数、Simpson指数、均匀度指数以草本层最高、灌木层最低.(5)乔、灌、草3层的物种多样性均受到乔、灌两层植物的多度与盖度的影响,说明群落自身的特征与群落物种多样性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特征及其物种多样性研究

根据野外调查资料,应用生物多样性的原理和方法计测了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R0、R1)、物种多样性指数(H′、D)、均匀度指数(E)以及优势度指数(C)以分析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的群落学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组成成分简单,共出现种子植物91种,分属22科62属,科属组成较为分散;生活型组成中1年生植物种类多,数量大,占总数的35.16%;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的垂直结构明显;(2)多样性分析表明,中国沙拐枣属天然群落物种组成单一,结构简单,其中群落多样性最低分别为塔克拉玛干沙拐枣(Calligonum roborowskii)群落和沙拐枣(C.mongolicum)(若羌)群落。群落多样性最高分别为沙拐枣(C.mongolicum)(采南)群落、小沙拐枣(C.pumilum)群落和艾比湖沙拐枣(C.ebi-nuzicum)群落。不同沙拐枣属植物所形成的群落差异主要表现在物种组成以及物种多样性水平,这种差异表现主要是1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的物种多样性。(3)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而生态优势度指数则表现相反的趋势。物种的丰富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与群落的结构以及立地环境条件等有密切的关系,结构复杂的群落较其它群落的多样性指数高,但由于特殊生境所形成的单优群落物种多样性指数则较低。     

采煤沉陷对鸟类群落组成及多样性的影响

采煤沉陷改变了地貌景观,使鸟类的生境发生变化,进而影响鸟类群落多样性。我们于2013年11月—2014年10月在安徽省淮南潘集的采煤沉陷区不同沉陷程度的4种生境开展鸟类调查,研究采煤沉陷导致的生境变化对鸟类群落结构的影响。共记录到鸟类13目29科79种,其中留鸟32种(40.5%),冬候鸟19种(24.1%),夏候鸟25种(31.6%),优势种为灰椋鸟Sturnus cineraceus、喜鹊Pica pica、麻雀Passer montanus和家燕Hirundo rustica。随着采煤沉陷程度的增加,物种数、个体数量、群落密度表现出轻度沉陷区<中度沉陷区<重度沉陷区的规律,多样性指数为轻度沉陷区<重度沉陷区<中度沉陷区,在地表沉陷过程中,鸟类群落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各类生境中鸟类群落的物种组成变化明显,随着沉陷程度的增加,鸟类群落物种丰富度增加。     

青海湖地区芨芨草群落特征及其物种多样性研究

以青海湖地区典型的芨芨草群落为研究对象,用样带法进行了调查。根据野外调查资料分析了青海湖地区芨芨草群落的群落学特征,应用生物多样性的原理和方法计测了青海湖地区芨芨草群落的物种丰富度指数(R0,R1)、物种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H′、Simpson指数D和Hill指数n1、n2)及均匀度指数(E1、E2)。结果表明,青海湖地区芨芨草群落的组成成分简单,植物种类比较贫乏,北温带分布的属占优势;生活型以地面芽植物种类居多,是该群落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生活型;芨芨草群落垂直结构分异较为明显;芨芨草群落的丰富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表现出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群落植物多样性指数的大小受立地生境和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对于芨芨草群落而言,生境条件越适宜,优势种地位越明显,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越低;过度放牧地带丰富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较低。     

大丰麋鹿保护区不同生境梯度下滩涂湿地植被的群落特征

以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三核心区内的滩涂湿地植被为对象,采用样线法结合样方法进行野外调查,并采用等级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PCA)和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Simpson生态优势度、Pielou群落均匀度等指数分析群落特征。结果表明,34个样地共有植物5科11属11种,划分为5种群落类型,群落优势种明显,伴生种较少,种类组成单调,均为草本植物;从近海至近岸滩涂湿地植被的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变化:互花米草群落→碱蓬群落→大穗结缕草群落→芦苇群落→白茅群落,其物种多样性、生态优势度和群落均匀度均较低,物种丰富度呈现出由低到高再降低的趋势;PCA和植物生理特性分析结果暗示,土壤盐分梯度是影响植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     

三峡库区磷化工厂点源污染对陆生植物群落组成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

2006年4月中旬至6月下旬, 采用典型取样法, 在三峡库区某磷化工厂周围污染源区与对照区设置样方, 进行常规群落学调查, 分析点源污染对陆生植物群落种类组成以及物种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1) 所有样方中共计出现284种植物, 其中乔木35种, 灌木139种, 草本110种。仅在污染区中出现的物种数量远低于仅在对照区中出现的物种数量; (2) 可分出4种基本的群落类型: 马尾松(Pinus massoniana)林、柏木(Cupressus funepris)林、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林和马尾松+栓皮栎林, 各群落特定层次的物种丰富度指数以及Pielou均匀度指数在污染区与对照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3)污染胁迫下, 物种在群落中的生态优势度发生了变化, 反映了群落中不同物种相互替代的过程, 这种物种的替代可为今后受损生态系统人为恢复过程中物种的筛选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4)对群落中主要物种更新的调查发现: 栓皮栎林对污染不敏感; 柏木林污染区与对照区幼苗数量及分布格局均有明显差异, 污染条件下群落未来演替受到严重干扰。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在点源污染影响下, 群落的组成和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但这种变化对群落的长期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沙拐枣群落特征

塔里木沙拐枣(Calligonum roborowskii)主产塔里木盆地,是该地区主要防风固沙先锋树种。以塔里木盆地5个天然塔里木沙拐枣群落为研究对象,通过样方调查,对物种组成,区系成分,群落结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等要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塔里木沙拐枣天然群落共出现种子植物11种,分属6科10属;该群落植物种类组成贫乏,区系成分简单。从属的地理成分分析来看,古地中海成分明显多于温带成分;群落生活型以高位芽植物占优势,1年生植物次之;群落的垂直结构简单,可分为灌木层、草本层;从多样性指数的数量特征来看,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808—1.175,Simpson多样性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489—0.641。     

云南苍山火烧迹地不同恢复期地表蜘蛛群落多样性

为了解云南苍山针阔混交林火烧迹地恢复过程地表蜘蛛群落多样性变化,于2009年1月份-2009年12月份,运用陷阱法,以“空间序列代替时间序列”,调查了苍山森林火干扰后不同恢复期样地(火干扰后2、10、18、23、33a和对照样地)地表蜘蛛多样性.研究结果表明,(1)物种组成及相对多度:不同恢复期随着恢复时间的增加优势类群更替趋势明显;(2)多样性:恢复1Oa样地地表蜘蛛群落多度显著大于其他恢复期(P＜0.05),而不同恢复期地表蜘蛛物种多样性却没有显著差异;(3)群落相似性:PCoA相似性分析将地表蜘蛛群落发展过程划分为火烧后2a、火烧后10a和火烧后18-33a 3个阶段;(4)指示物种:西菱头蛛Sibianor sp.1等是阶段1的指示物种,格氏狼蛛Lycosa grahami等是阶段2的指示物种,花蟹蛛Xysticus sp.2等是阶段3的指示物种,弱蛛Leptoneta sp.1等是对照的指示物种.火干扰改变了苍山针阔混交林原有的地表蜘蛛群落多样性;指示物种对生境的选择能够反映出不同恢复阶段地表环境变化;5个不同恢复时期火烧迹地中恢复最久的火烧迹地地表蜘蛛群落仍没有完成恢复,说明云南苍山火迹地地表蜘蛛的恢复需要30a以上.     

煤炭开采对野生植物物种丰富度和物种组成的影响

煤炭开采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早已引起关注,对其破坏机理和修复方法进行研究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探讨了煤炭开采对野生植物物种丰富度和物种组成成分的影响。从分布在晋西北地区的338个煤矿中,随机选择16个煤矿作为研究对象,调查了煤炭采空区和非采空区地面的野生植物物种,用Gleason丰富度指数分析了煤矿采空区和非采空区的野生植物物种丰富度差异,同时用Srensen指数分析了煤炭采空区野生植物物种组成成分和非采空区植物物种组成成分的相似性。结果表明:煤炭开采造成了野生植物物种数的减少,采空区的野生物种丰富度明显少于非采空区;煤炭开采也造成了野生植物物种组成成分的变化,采空区和非采空区的野生植物物种组成成分出现明显差异。     

露天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异

以露天矿区为研究对象,评价矿区景观生态风险,并采用ESDA方法定量研究矿区生态风险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布以高风险区域为核心,由高到低呈环形包围特征.其中,高风险主要分布在矿业生产及城市生活区域,以土地破坏、压占及城市建设为主要风险来源;中等风险主要分布于自然、半自然功能区,以城市生活与农业生产为主要风险来源;低风险区域以林地、荒草地等植被覆盖区域为主,但大面积植被退化、水土流失导致该区域生态基底较差、环境脆弱,加之露天煤矿作业频繁,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堪忧.同时,不同功能区的风险高低排序(人工区＞半自然区＞自然区)特征符合常规的区域生态风险等级差异规律.此外,基于ESDA分析矿区景观生态风险,其空间自相关性高达0.7521,风险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而对比矿区景观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异特征发现,景观干扰度是高、低风险区域的主要驱动因子;而景观脆弱度则是中等风险区域的驱动因子;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对矿区环境管理和风险决策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煤矸石山生态恢复的主要路径

煤矿开采过程伴随着大量煤矸石和废弃物的堆积,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恢复受损煤矿区煤矸石山生态系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目前,许多研究者从煤矸石山土壤和植被恢复技术、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各有侧重地提出相应恢复措施,对于指导当地生态恢复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绝大部分研究综述均未深入分析煤矸石山生态恢复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未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长期稳定性考虑设置恢复路径。基于此,通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归纳出煤矸石山恢复过程中的地质安全、土壤环境、植被恢复、种群繁衍、生态系统稳定等方面关键问题,从恢复前后逻辑关系和生态系统整体性考虑,设计出边坡稳定性处理及整形、土地复垦、物种选择、人工建植、土壤种子库形成、种群繁衍与更新、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性评价、补充措施等一整套煤矸石山生态恢复的主要路径和方法,对煤矸石山生态系统恢复的基本途径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存在的问题和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为煤矸石山生态系统恢复实践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煤炭井工开采对干旱荒漠区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

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生态环境脆弱,煤炭开采活动严重地破坏植被和影响生态环境,而煤炭井工开采对干旱荒漠区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尚不明确。以灵武市为例,采用遥感技术和野外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分析2000-2019年间煤炭井工开采对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灵武市的植被主要以沙蒿（Artemisia salsoloides）、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和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等荒漠植物为主;2000-2019年间,植被覆盖度（FVC）和绿度变化率（GRC）表明灵武市植被整体呈现改善趋势;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与年降水量（P）和年平均风速（S）等气象因子显著相关,表明气候因子对区域植被动态变化起主要作用;煤炭开采区侵占草地和灌丛面积,使得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生态环保政策的实施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和植被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实地调查分析表明煤炭开采改变了矿区植物群落结构,植被盖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均在煤炭开采后1-4a呈下降趋势,5-9a为上升趋势,10a自然恢复后与对照区的变化趋势一致,说明在自然条件下煤炭开采区植被恢复经历了退化期、改善期和初步恢复期等过程。这些研究结果为西北干旱荒漠区煤炭井工开采矿区植被恢复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黄土区露天煤矿排土场土壤与地形因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

在脆弱的生态环境改善和恢复过程中,植被恢复与重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土露天煤矿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认识矿区损毁土地植被恢复与地形、土壤因子之间的作用规律对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改善至关重要。为此,选择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南排土场对2条样带27个复垦样地的土壤、地形、植被参数进行了采集与测定,并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与CANOCO4.5软件的降趋势对应分析和冗余分析研究了地形与土壤因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植被与土壤变量之间呈显著相关,与地形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明显;坡度主要影响草本覆盖度,坡向与有机质和速效磷之间具有线性相关性;速效钾对植被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土壤容重与砾石含量对土壤养分含量具有明显的指示作用;有机质与全氮呈显著正相关,各土壤养分指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为了改善和恢复黄土区露天煤矿排土场脆弱的生态系统,应该考虑植被和土壤的联合演替。在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下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的关键是改善土壤状况和增加人工植被,同时加强对排土场人工和自然植被的保护。     

陕北煤炭基地榆神矿区生态系统弹性力时空演变分析

陕北榆神矿区是我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生态环境脆弱,分析煤炭开采对该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对矿区生态修复具有重要意义。以榆神矿区所在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近10年土地利用确定了工矿活动直接和间接影响区的时空演变特征,通过建立生态弹性力指标体系,结合空间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估了工矿活动对矿区生态系统弹性力的影响。结果表明：（1）近10年研究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林地草地面积明显增加,但是煤炭开发用地也大幅增加,从8.4 km²增加至14.2 km²;（2）榆神矿区生态系统弹性力主要受植被覆盖度和地下径流量的影响,2009-2015年,煤炭开发直接影响区和间接影响区生态弹性力呈下降趋势,相比之下,2018年煤炭开发不同影响区生态弹性力明显增加;（3）煤炭开采活动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致使矿区生态环境退化,导致煤炭开发直接影响区生态弹性力低于间接影响区,平均低9.23%,因此及时采取修复治理措施降低煤炭开发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对改善矿区生态环境至关重要。研究结果可为榆神矿区的生态保护管理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高潜水位煤矿区生态风险识别与评价

生态风险评价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并广泛运用于流域与较大范围的区域尺度的研究。以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理论为基础,结合高潜水位煤矿区生态环境以及煤炭开采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的特点,通过分析风险源、风险受体、生态终点以及暴露—响应过程,对高潜水位煤矿区生态风险的识别与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典型高潜水位煤矿区的生态风险识别与评价概念模型与空间分析框架,分析了煤矿区生态风险识别的主要技术手段与方法,并构建了以缓冲为主要手段的综合生态风险评价方法。选择山东东滩煤矿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研究区内存在的采煤塌陷、洪涝、污染、景观及社会等生态风险类型,定量评价其空间差异,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综合生态风险重度、中度、一般、轻度分别占到研究区的4.70%,64.00%,24.09%,7.20%。生态风险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矿区中西部,为煤矸石山、裸露煤炭堆积与发电厂分布区域;中度风险是研究区主要的风险类型。从降低生态风险保障矿区生态安全角度,在未来矿区规划与生态治理过程中,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包括:(1)注重源头控制;(2)建立高生态风险区域阻隔带;(3)加强污染的监测与控制;(4)采用边开采边治理技术。建议加强生态风险高区域的阻隔,建立生态缓冲带,减缓对整个矿区的综合影响,构建东滩煤矿生态风险防范的空间结构。     

Recovery of Bird Species in Minimally Restored Indonesian Tin Strip Mines

Bird species richness and individual abundances were recorded in old, unrestored tin strip mine plots, in mined plots restored 1, 2, and 3 years before the study, and in adjacent, unmined,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plots on the 11,340‐km² Indonesian island of Bangka (2°S, 106°E). The objective was to assess the ecological recovery of unrestored and minimally restored mine plots compared with surrounding reference forest. Unrestored mines had not been mined or us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for 14–30 years; plots in their first, second, and third year since restoration were old mines planted with Acacia mangium (Leguminosae) at a density of 400 trees/ha.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plots 20 or more years since the last disturbance were immediately adjacent to both unrestored and restored plots. Bird surveys on 4‐ha plots were performed during the 1995 breeding season. A comparison of data from unrestored plots of widely varying ag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m for species richness, diversity (Shannon–Wiener index, H′), or individual abundance, indicating that little natural bird community recovery had occurred over time in the plots. However, increases did occur in restored sites over only 3 years for both species richness (r ² = 0.29, p = 0.04) and diversity (r ² = 0.45, p = 0.009). All values for third‐year restored plots, however,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rresponding values for adjacent natural secondary forest plots. The quick return of bird activity on the plots after minimal efforts at restoration supports the idea that simple, inexpensive restoration can be effective for “jump starting” degraded systems at large scales. Such a restoration strategy might be of particular value for degraded land in developing nations, where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might be in short supply. Using this strategy, a small number of restoration professionals could mobilize the labor of many local people in many areas, serving to both improve ecological systems and to educate and engage local populations in restor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s.     

Topsoil Seed Bank of an Oak–Hickory Forest in Eastern Kentucky as a Restoration Tool on Surface Mines

Typical reclamation practices in the central Appalachian coal region often use compacted spoils as a topsoil replacement, and these soils are revegetated with aggressive grasses and legumes. This restoration approach results in an herbaceous‐dominated landscape with limited natural succession by native flora. An alternative restoration method is to save topsoil prior to mining, stockpile it during mining, and then replace it on uncompacted spoils to “inoculate” the site with native plant species. In an effort to test this approach, vegetation assessments were performed at a relatively undisturbed forested site in Clay County, Kentucky, U.S.A. Eight 15 × 15–m plots were established, and soils from individual plots were used in seed bank studies both in the greenhouse and on loose‐dumped mine spoils. Bulk soil samples were removed from the plots and subjected to cold stratification for 13 weeks, after which seeds were allowed to germinate under greenhouse conditions for 1 year. Additional topsoil (approximately 1.5 m³ from the upper 0–20 cm) was removed from the plots and replaced on fresh spoil in eight 2 × 5–m plots. Controls consisted of uncompacted spoil material substrate only. A total of 105 species emerged in the greenhouse from the seed bank. On the relocated topsoil, 69 species were recorded of which 39 were also observed in pre‐mine vegetation surveys. Ten of the 17 most important pre‐mine forested site species emerged from the relocated topsoil treatments on the mine site.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application of topsoil could enhance plant diversity and native species reestablishment on surface‐mined lands.     

内蒙古高寒露天煤矿排土场植被恢复研究

探究不同恢复年限对于露天煤矿植被群落变化和植物个体生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治理措施。以内蒙古高寒露天煤矿排土场恢复4年(2018-2021年)的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样方调查方法,对样地内植物群落进行调查,设置草本样方(1 m×1 m)和灌木样方(5 m×5 m),记录植物物种组成、高度及盖度等指标,计算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Simpon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和物种重要值。探讨不同的恢复年限植物群落变化特征和优势植物的养分吸收,为矿区人工植被恢复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矿区排土场植物群落物种数、生物量和群落多样性均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而显著增加。总物种数从恢复第1年的16种增加到恢复第4年的31种,主要是由于非人工种植植物从6种增加到19种导致,特别是在恢复第2年增加显著,然后趋于平稳,这说明恢复第2年是物种增加关键的时期;(2)随着恢复年限的增加,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显著增加;矿区植被优势物种多以禾本科披碱草(Elymus dahuricus)、无芒雀麦(Bromus inermis);豆科植物苜蓿(Medicago sativa)、草木樨(Melilotus officinalis)、沙打旺(Astragalus adsurgens)、锦鸡儿(Caragana sinica);菊科植物大籽蒿(Artemisia sieversiana);十字花科油菜(Brassica napus)和胡颓子科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为主。(3)比较不同优势植物叶片、茎和根的氮(N)、磷(P)和钾(K)含量发现,草本优势种中菊科和豆科植物显著高于禾本科植物。灌木优势种中沙棘茎的N含量和P含量显著高于锦鸡儿。研究认为,在排土场植被恢复初期(4年)的物种选择上,豆科植物和菊科植物是草本植物首选的先锋物种,另外,沙棘是灌木首选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