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洲象取食植物种类统计与分析

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分别采用样线法和跟踪调查法对中国境内分布的野生亚洲象和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与救助中心的10头圈养亚洲象放养时取食植物进行调查,经分类鉴定,共收集到亚洲象取食植物111种,分属29目、42科、77属,其中新增亚洲象取食植物57种,分属于21目、32科、44属。与文献中记载的中国亚洲象植物性食物进行了汇总,统计得到新的中国亚洲象植物性食物名录,共计32目、62科、162属、240种。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G-F多样性指数为0.84,表明中国野生及圈养亚洲象取食的植物具有较高的多样性,这些植物涉及蕨类植物门、裸子植物门和被子植物门。其中,圈养亚洲象采食植物种类共84种,西双版纳境内圈养亚洲象以禾本科(Gramineae)的甘蔗(Saccharum spp.)、玉米(Zea mays)、马唐(Digitaria spp.)、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粽叶芦(Thysanolaena latifolia)等为主要食物,而国内其它地方(北京动物园、广州动物园和昆明动物园)圈养的亚洲象主要饲喂高粱属(Sorghum)的高粱(S.bicolor)或苏丹草(S.sudanense)等。因此,在将来开展野生亚洲象栖息地保护、恢复及食物源基地项目规划与建设时应规避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优选亚洲象喜食、速生、生物量大的土著物种,如野芭蕉、棕叶芦、董棕、构树、重阳木、中平树、马唐属及竹类等植物,按照不同季节进行套种,为亚洲象提供更多可口食物。对于圈养亚洲象,需要设计足够面积的食物源基地供放养,补充食物种类,增加运动量,增强体质,提高其生活质量。     

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水库对亚洲象迁移活动和人—象冲突的潜在影响

2020年1—12月,采用半结构式访查法、痕迹跟踪调查法和无人机跟踪调查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拟建西双版纳勐海县勐阿水库涉及区域的亚洲象种群结构、迁移路线等进行了调查,并采用样方法和3S技术对该区域亚洲象取食植物和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探讨拟建勐阿水库可能对亚洲象迁移活动和人—象冲突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1)拟建勐阿水库区域活动的亚洲象小种群被称为澜沧江西部种群或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种群,仅由19头亚洲象(10头雄性,9头雌性)组成,有2条亚洲象迁移路线穿越该区域;(2)在研究区域共统计到亚洲象取食植物12目19科32属33种,基本能满足该象群的取食需求;(3)海拔、坡度、植被隐蔽度及食物资源等生态因子的适宜性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区域(包括占总面积14.61%的最适生境和占总面积82.05%的相对适宜生境)都能满足该亚洲象小种群的基本生活需求;(4)2条亚洲象迁移路线中的1条将因水库建设而阻断,迫使该象群改变原来的迁移路线;(5)水库淹没区的植被将被永久破坏,原本连片的适宜栖息地也将受到进一步切割和压缩影响;(6)当食物资源无法满足亚洲象生存需求时,它们可能会选择进入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大量食物的农耕区取食农作物和经济作物,随着人流、车流大量增加,亚洲象与人相遇的概率也会大幅度增加。分析认为,拟建勐阿水库将淹没1条迁移通道,对亚洲象迁移活动造成阻碍,迫使象群改变路线,还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人—象冲突。建议在水库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中采取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减少工程项目对亚洲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负面影响;水库建设和管理部门、林业和草原管理部门等应加强对亚洲象活动的监测和预警,避免亚洲象肇事造成人员伤亡和更大的经济损失。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腊子保护区亚洲象种群和栖息地评价

通过社区村寨访问、监测网络、痕迹追踪和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等方法对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腊子保护区内亚洲象的种群和栖息地状况进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勐腊子保护区的亚洲象种群数量约为25—32头,2009年其数量增至35—42头;2006—2007年期间,亚洲象的分布区包含保护区东南部和东部的两片区域,面积共221 k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9.2%;象群在分布区内开辟了固定的活动路线,总长约65 km,它们利用这些路线巡回取食天然植物和农作物并导致严重的人象冲突;栖息地评价研究表明亚洲象对栖息地具有一定的选择偏好性,保护区内亚洲象喜好的栖息地面积为328.5 km2,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8.5%,且主要被分为两大斑块1和2,分别位于保护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     

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新活动廊道的开辟和利用

利用村寨访问、痕迹追踪和3S技术,对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亚洲象种群活动范围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尚勇亚洲象的活动区域包括尚勇保护区的大部分区域,保护区西部的上中良、曼粉、河图和南平等村寨的部分集体林以及由河图、南平延伸,途经田房,龙匡和咖啡二队直至老挝境内的狭长廊道,总面积约395 km2.廊道长约17 km,呈"S"形,两端宽中间窄,最窄处约0.66 km,廊道内天然林面积仅占37.6%,且呈不连续分布.至2006年12月,记录亚洲象经由该廊道的跨境活动共6次,象群不仅利用此廊道在不同栖息地之间来回活动,而且还以廊道内的天然林或橡胶林为庇护所,取食周围的农作物.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人类活动和盗猎威胁是导致亚洲象在此区域内活动并最终开辟新活动廊道的原因.在勐养、勐腊和尚勇保护区以及中国老挝之间建立生态走廊带,严厉打击盗猎和科学的栖息地管理是恢复和增大亚洲象生存空间,缓解人象冲突,更好地保护亚洲象的有效措施.     

云南思茅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与利用

以思茅市境内栖居的一个由5 头雌象(3 头成年体, 1 头亚成体, 1 头幼体) 组成的象群为研究对象, 利用痕迹追踪、样线调查和村庄调查等方法对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选择和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在栖息地中共记录到野生高等植物457 种, 组成5 种植被类型。旱季象群的活动区域面积是35.67 km² , 该活动区域中有3 个核心活动区, 面积分别是3.65 km² , 2.79 km² 和3.29 km² , 象群对此3 个活动核心区域循环利用; 在旱季亚洲象经常取食19种野生植物, 其中主要取食的有8 种, 还取食7 种农作物, 对农作物有一定依赖性, 这种依赖的程度随着农田周围森林中野生食物丰富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在季雨林中亚洲象主要取食的植物种类最丰富。雨季象群的活动区域面积是18.42 km² , 该区域中只有1 个核心活动区, 面积9.08 km² 。雨季亚洲象只取食5 种野生植物, 另取食5 种农作物, 农作物为其雨季主要食物。研究结果表明, 思茅地区亚洲象栖息地中的野生食物可能不足, 人类活动对亚洲象的生存干扰较为严重, 亚洲象的行为表现出对栖息地内食物条件和人类干扰的适应。建议尽快遏止日益严重的栖息地片断化趋势, 恢复自然植被并为亚洲象提供充足的野生食物是保护该物种的关键。     

西双版纳尚勇亚洲象的食物组成与取食生态

于1998—2000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勇子保护区的自然生境中,通过对亚洲象取食植物调查和粪便分析,了解亚洲象的食物组成与取食习性。结果显示,野外跟踪调查共记录有106种植物被亚洲象所取食。其中有83种出现在象的粪便中,这些种类分别属于：禾本科8种（10．0％）、桑科7种（9．9％）、蝶形花科4种（8．4％）、五加科3种（6．6％）、葡萄科3种（5．7％）、夹竹桃科3种（4．6％）、芭蕉科1种（4．2％）、姜科3种（3．7％）、紫金牛科3种（3．6％）、蔷薇科3种（3．6％）、大戟科5种（3．3％）、榆科2种（3．O％）、含羞草科4种（2．9％）13个植物科。根据食物中所占的比率,桑科的榕属（Ficus）、禾本科的竹类（Bambusoideae）、小果野芭蕉（Musa acuminate）和莠竹（Microstegium ciliatum）是亚洲象的主要食物资源。在觅食过程中,亚洲象取食包括乔木、藤本灌木和草本等各种生活型的植物,其中先锋种所占比率（59％）高于后续种;选择性啃食枝条的植物种类（77种）高于牧草式取食的种类（6种）。亚洲象取食植物种类的月变化与月平均温度和月降雨量成负相关,旱季取食植物种类高于雨季。本研究对制定保护区野生动物管理策略,以及解决保护区周边日趋恶化的人象矛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种群数量动态、种群结构及季节分布格局

在2006 年6 月至2007 年9 月,通过种群个体识别、社区监测网络、样线调查和村寨访问等方法对尚勇保护区亚洲象的种群动态和季节性分布格局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在尚勇保护区的亚洲象种群数量约为68头;拍摄到亚洲象共计347 头次,通过个体识别方法识别出亚洲象53 头,其中幼体、青少年体、亚成体和成体数量及所占比例分别为:3 (5.66%)、11 (20.75% )、15 (28.30% )、24 (45.28% ),在成体中雄性只有两头,成年象的雌雄性比为11∶ 1,高于已知国内外的其他区域。从1992 年至2007 年10 月,至少有32 头亚洲象死亡,其中确认死于猎杀的有7 头,保护区的核心区野牛河、金宝河一带是盗猎亚洲象最严重的地区。严重的盗猎和不断减少的栖息地对当地的亚洲象种群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也加剧了当地的人象冲突。在雨季和旱季,亚洲象各有五个核心活动区域,食物是导致雨季和旱季分布格局不同的主要因素。     

云南西双版纳尚勇保护区亚洲象对栖息地的选择

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勇子保护区内的亚洲象种群为研究对象, 利用村寨调查、样线调查和3S(GIS、GPS、RS) 技术对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和亚洲象对栖息地选择利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亚洲象喜欢海拔1 000 m以下的区域, 坡度小于10°的区域, 坡位为平坦的沟谷和山坡的下部, 坡向为南、北两个方向。偏好的植被类型有竹阔混交林、灌丛和高山草甸。研究还发现尚勇保护区及周边区域亚洲象栖息地的丧失和日益增加的非法盗猎活动已经严重威胁到该地区野生亚洲象种群的生存。     

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评价

本文利用亚洲象种群野外调查数据,结合3S技术,应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ENFA）模型对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进行评价,并对适宜栖息地做出预测。结果表明：ENFA分析的边界值M=1.375＞1,耐受值T=0.478,说明亚洲象对环境条件有一定选择性和耐受性,但生态位仍不宽,专化程度较高;影响亚洲象栖息地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为植被因素,尤其是竹林和竹阔混交林;在本研究中,象群在农地中的分布点占所有分布点的45.2%,它们对栖息地预测结果的影响显著,与有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栖息地相比,无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总栖息地面积共减少2652.5 km²,其中农地面积减少最大,共计1788 km²,所占比例由35.7%降低至6.3%,因此,有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得到的亚洲象栖息地分布是人为干扰模式下的亚洲象栖息地状况,而无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栖息地是真正适宜亚洲象生存的栖息地;这些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勐养、勐仑、勐腊、尚勇子保护区和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及其周边地区,且已呈现岛屿化,因此急需在勐养子保护区和普洱之间、勐腊和尚勇子保护区之间以及中国-老挝边境地区建立生态廊道以保护亚洲象种群的长期维持和健康发展。     

亚洲象生境长时序变化及其对人象冲突的影响——基于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

生境变化直接关系到物种种群维持与人类安全,揭示其长期变化规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可为物种保护与生境恢复提供科学支撑。但因受物种活动点数据获取与位置精度的局限,鲜见濒危、危险物种的长时序生境变化研究。以人象冲突频发的西双版纳勐海—普洱澜沧地区亚洲象种群(勐海—澜沧象群)活动区为例,提出融合MaxEnt与HSI模型的亚洲象长时序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即基于荟萃分析筛选出的15个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近期有限的物种活动点监测数据,利用MaxEnt得到生境评价因子的贡献率,再运用HSI模型计算生境适宜性指数;利用该方法制作出研究区1988—2020年逐年时序的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图,以分析亚洲象生境的时空变化,将其与亚洲象肇事数据结合,进而分析人象冲突与生境变化的关联。结果表明：(1)基于物种生境偏好不变的前提,融合MaxEnt模型与HSI模型的生境适宜性评价方法可应用于物种的长时序生境评价,且基于亚洲象活动点数据从动物对生境利用的生态学视角定量获取亚洲象对各生境评价因子的偏好程度,使生境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生态可解释性;(2)目前亚洲象适宜生境面积占研究区面积三分之一(4039.76 km^...     

Determination of stoichiometry of radioiodination of proteins

A sensitive method for the detection of small quantities of hydrophobic antioxidant free radical scavengers such as butylatedhydroxytoluene (BHT) and butylatedhydroxyanisole (BHA) in aqueous samples is described. The procedure involves extraction of the hydrophobic free radical scavenger into an organic solvent phase, followed by the subsequent reaction of an aliquot of this extract with the stable cation radical tris(p-bromophenyl)amminium hexachloroantimonate (TBACA). In experiments with BHT and BHA, the loss of TBACA absorbance at 730 nm was found to be linearly proportional to the amount of antioxidant added, with quantities of BHT as small as 200 pmol being easily detectable. In aqueous suspensions of dimyristoylphosphatidylcholine vesicles, assays of the aqueous BHT concentration showed that BHT partitioned strongly into the membrane phase, achieving very high BHT/phospholipid ratios. For a given concentration of BHT, partitioning into the membrane phase was greater in large, multilamellar liposomes than in either small, single-walled vesicles or in purified rat brain synaptic vesicle membranes. Direct assay of BHT and BHA in phospholipid membranes, however, was complicated by a nonspecific interaction between TBACA and the phospholi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