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全球生物的法律保障

《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为对付全球生物资源的锐减而制订的,《公约》为环发大会签署的重要文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公约》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因而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公约》确认了生物资源归各国所有,同时在生态系统方面属全球所有;《公约》为各国使用其生物资源附加了不得对其他国家或全球公域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任;《公约》规定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久利用的技术,以及为使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义务而设立了财务机制。《公约》在上述几方面较以前的有关法律文件有所发展,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重要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

<正>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三大环境危机之一。如何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危机是全球广泛关注的议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CBD, 2022),包括4个长期目标(至2050年)和23个行动目标(至2030年)。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明确了方向和重点,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拟达到的总目标为“采取紧急行动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个总目标高于2010年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停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总目标,2030年总目标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使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反转,使自然走上恢复之路部分。     

怎样保护生物多样性

地球野生生物多样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不同自然区域都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中心,当然,彼此之间资源的丰富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说,湿热带低平地区的陆生生态系统具有最大的生物多样性,随着雨量减少和温度降低,生物多样性就逐渐减少。岛屿和小块具有独特生境的区域,生物多样性较之类似生境条件的大面积区域要少;但是,孤立的岛屿,环境特殊,特有种多,是其它地区所没有的。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既要包括不同自然区域生物多样性高     

生物多样性保护警示录

人类的家园—地球表层,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等所有的有生命的物种和它们赖依生存的环境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物圈。人类是在地球上有了生物圈之后才出现的,并成为生物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从有了人类以后,对生物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断地改变着生物圈。 早在145年以前,美洲的一位印第安酋长Sealth在斥责企图购买其部落土地的白人移民者时说过:“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这是1854年的事了,从那以后,全世界人口的增加,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导致全球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逐年减少,许多物种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物种灭绝,本是自然规律,但近百年来,在人类干预下的物种灭     

生物防治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

本文论述了生物防治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系,提出生物多样性是生防作用物的必要来源,生物防治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文中分析了自然界和农田生态系统中天敌的多样性和寄主专一性,并从外来种的治理、濒危物种和栖境的保护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生物防治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作者还强调应加强国际间天敌资源的交换,建立严格的天敌引种释放法规,以便开展更多的安全有效的生物防治项目。     

生物银行支撑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要更好地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 人类不仅需要正确认知生物多样性的本质与规律, 还需要审时度势地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载体, 以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本文旨在探讨生物银行对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工作的促进作用, 解决生物银行资源库功能同质化严重、维护困难与急需向更高层次演化等三个主要问题。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内外生物银行的缘起与现状, 通过归纳与演绎的方法介绍了国内外人类基因组银行、动植物种质银行、生态银行与生物多样性银行的基本特征、运营模式与实践经验。本文的主要观点有: (1)不受时空限制的外向型数据驱动模式是人类基因组银行的主要特征, 本质是技术外包式的共性技术平台, 它的最主要的盈利方式是通过收集、存储人体生物样本, 并将其整理成为医学研究机构、制药企业、政府医疗部门需要的医学数据; (2)受特定时空限制的内向型需求驱动模式是动植物种质银行的主要特征, 它更聚焦代表性动植物及微生物的信息样本普查与测序, 并提倡在中试平台上进行早期小规模的实践活动; (3)自然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发展模式是生态银行的最大特色, 它作为分散零碎的生态资源和产业投资商与运营商之间的中介平台, 把环境资源未破坏但缺乏驱动机制的区域进行人才、技术与资本的快速重组; (4)绑定实体金融机构与科研院所是生物多样性银行的最大特征, 它以第三方专业的授信与评级机构的形象出现, 其本质是通过环境破坏与环境治理、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两个维度的博弈获得两个高附加值的固定收益及增值收益。文章还提出了生物银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的重要载体的建议: (1)在建设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 (2)在研究层面要理清知识产权权属, (3)在应用层面防止科技伦理的沦丧, (4)在管理层面要建立通用标准, (5)在产业层面要综合衍生品的设计。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球实践及政策启示

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社会经济和金融风险, 以及金融机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本文聚焦各国近年来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实践探索, 重点从国家和区域层面金融产品的创新实践总结了各国的先进实践经验, 并提出全球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由于目前中国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普遍存在国家层面相关规范和指导不足、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防控意识缺乏、相关金融产品不足、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方法不成熟、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与短板, 本文提出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多元化支持路径和建议: 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生物多样性友好型金融产品, 加快开发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工具, 完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制度。     

构建大尺度绿色廊道, 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生境破碎化可导致物种数量减少、死亡率增加及迁移率下降, 是生物多样性降低与物种灭绝的重要影响因素。构建绿色廊道可将彼此隔离的植被斑块连接起来, 有助于减少甚至消除景观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国外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较早地意识到了建立大尺度绿色廊道对于景观连通性、生物多样性保持和恢复的重要性, 已经在区域尺度、国家尺度或洲际尺度陆续构建了若干大型绿色廊道。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起开展的“三北防护林工程”, 在干旱区的大部分地区已建成连片的大型防护林体系, 构成了三北地区大型廊道网络体系。然而, 现阶段我国的绿色廊道建设多集中在小尺度的城市绿化建设方面, 而在区域、国家、洲际尺度绿色廊道的构建方面尚属空白。本文对目前国外典型大尺度绿色廊道的建设目的、发展历程和空间分布作了介绍, 回顾了我国绿色廊道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本文提出我国绿色廊道发展的趋势应由城市尺度的点、线状向区域、国家尺度的片、面、带状过渡, 并将部分地区廊道的规划建设重点引向体现其生态功能的方向, 发挥其野生生物线状开放系统的潜在疏导功能, 从而为景观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奠定基础。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提出了我国大尺度绿色廊道可依托于现有的自然保护系统、城市绿色廊道网络及特定自然景观进行构建。     

全球生物多样性监测及其进展

全球生物多样性监测及其进展曹志平（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生态系,北京１０００９４）钟晓东（国家环保局国际合作司,北京１０００３５）１背景生物多样性监测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服务［１］,为他们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评价环境影响等问...     

南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海洋对我们有很大的魅力,仅就生物多样性而言,我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最早缔约和制定保护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国人民必须履行的共同义务,也是关系子孙后代生存的大事.1地理位置南海位于我国东南,面积约350 km2,平均深度为1,212 m,最大深度为5,377 m.它是一个长轴东北-西南向的边缘海,由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构成,四大岛礁群散布其中,西南还有北部湾和泰国湾两大海湾.南海东临菲律宾群岛,北靠华南大陆,南接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西接马来半岛和中南半岛.南海周边共有9个海峡,与东海、太平洋、苏禄海、爪哇海和印度洋相连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欧、亚、非通道,在安全航运、经贸往来、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和军事战略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Climate,vegetation, introduced hosts and trade shape a global wildlife pandemic

Global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roductions of exotic species are often elicited as contributors to the unprecedented rate of disease emergence, but few studies have partitioned these factors for global pandemics. Although contemporary correlative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SDMs) can be useful for predict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emerging diseases, they focus mainly on the fundamental niche (FN) predictors (i.e. abiotic climate and habitat factors), neglecting dispersal and propagule pressure predictors (PP, number of non-native individuals released into a region). Using a validated, predictive and global SDM, we show that both FN and PP accounted for significant, unique variation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hytrid fungus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Bd), a pathogen implicated in the declines and extinctions of over 200 amphibian species worldwide. Bd was associated positively with vegetation, total trade and introduced amphibian hosts, nonlinearly with annual temperature range and non-significantly with amphibian leg trade or amphibian species richnes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a rare example where both FN and PP factors are predictive of a global pandemic. Our model should help guide management of this deadly pathog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globally predictive models for species invasions and pathogen emergence influenced by FN and PP factors.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in amphibians confiscated from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nd used in an ex situ breeding program in Brazil

This paper describes an outbreak of chytridiomycosis affecting a group of Dendrobates tinctorius, a Neotropical anuran species, confiscated from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and housed in a private zoo in Brazil as part of an ex situ breeding program. We examined histological sections of the skin of 30 D. tinctorius and 20 Adelphobates galactonotus individuals. Twenty D. tinctorius (66.7%) and none of the A. galactonotus were positive for 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Bd). Multiple development stages of Bd infection were observed. The reasons for the inter-specific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infection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and further studies are advised. Because the examined population consisted of confiscated frogs, detailed epidemiological aspects could not be investigated, and the source of the fungus remains uncertain. The existence of ex situ amphibian populations is important for protecting species at higher risk in the wild, and ex situ amphibian conservation and breeding programs in Brazil may be established using confiscated frogs as founders. However, this paper alerts these programs to the urgency of strict quarantine procedures to prevent the introduction of potential pathogens, particularly Bd, into ex situ conservation programs.     

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及影响因子研究

不受控制的贸易可能导致野生动植物面临生存危机。探讨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和影响因子有利于提高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管理水平。本文从生物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角度综合分析了除木材与海洋渔业以外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特点。与一般贸易相比,这些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具有传统性、地域性、流动的方向性、季节性、分散性、替代效应、反馈效应和补充性等特征。影响某一野生动植物物种进入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的生物因子包括种群大小、易获得性、个体大小、周期性波动、耐受性、替代性等;社会因子包括政策、执法力度、社会心理、收入水平、猎捕技术等;同时,文化传统也会影响人们利用野生动植物和进行相关贸易的方式与范围。对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特点和影响因子的分析为管理相关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提供了依据。     

Kaitiakitanga: protecting New Zealand's native biodiversity

Kaitiakanga is a Maori word meaning guardianship. It is a word that has become central to New Zealand's efforts to conserve native biodiversity as well as encapsulating the new emphasis on inclusion of Maori cultural values and land concerns.     

全球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半球物候期提前,一些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北移,动物的繁殖、种群变化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物种甚至灭绝。青藏高原是全球变化的敏感地区之一,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地区正向暖干化方向发展。与历史分布比较,青海湖地区现生动物的分布和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设计自然保护区时,考虑全球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有利于保护物种多样性,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性。     

野生动物狩猎、贸易和狩猎持续性研究进展

过度狩猎和过度贸易是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重大挑战。虎骨和犀牛角贸易、东南亚一带的活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贸易、俄国远东地区及中俄边境野生动物产品非法贸易、热带地区的野生动物狩猎和丛林肉食贸易以及喜马拉雅区域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正严重威胁着全球的野生动物资源。提倡狩猎持续性是解决过度贸易和过度捕杀的途径之一。 在众多的狩猎持续性模型中,“狩猎动物避难所模型”和“空间控制模型”提倡在狩猎区建保护区,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了解偷猎动态和特征及其对濒危动物种群的影响,协调传统医药和野生动物保护间的关系,控制边境地区的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贸易,以及在保护实践中运用狩猎持续性模型是未来保护关注的焦点。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和非法贸易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但相关的研究却比较少。建议建立野生动物捕杀和贸易的监测机构,加强相关的立法、执法和保护区管理,开展野生动物捕杀和贸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