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以陆生脊椎动物(除候鸟外)类型为例

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是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关键,开展保护成效评估对促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宏观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10年为评估时间尺度,以保护目标物种为评估重点,采用频度统计法、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AHP)及案例调研法,率先构建了我国陆生脊椎动物(除候鸟外)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该评估框架包括1个目标层、2个系统层、9个因素层和40个指标层,其中系统层包括生态有效性评估(分值占60％)和管理有效性评估(分值占40％).生态有效性评估以目标物种种群及其生境动态变化为主;管理有效性评估注重资源监测、日常巡护等管理行动评估;赋分区主要针对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目标物种种群及自然资源影响的评估.本研究首次将生态有效性和管理有效性有机结合,注重时空动态变化,区分人为因素的影响与自然变化的结果,将评估指标量化,可促进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科学保护、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与宏观规划决策.     

候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案例研究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生境最直接、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对促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和宏观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截止2014年3月,我国已建立40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野生动物类型105个。尽管国家已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目前仍不清楚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如何,故很有必要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开展评估。基于保护目标物种,以10a为时间尺度,采用集成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示范研究法,率先构建了我国候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保护对象为候鸟的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对指标进行赋分。评估框架包含1个目标层、2个系统层(生态有效性评估,分值占60%;管理有效性评估,分值占40%)、9个因素层、36个指标层,另增加人为影响赋分区(-12分—+8分)。其中,生态有效性评估包含代表性、适宜性、稀有性、多样性、完整性共5个因素层及15个指标层;管理有效性评估包含管理对象、管理行动、管理保障、管理效果共4个因素层及21个指标层。为进一步验证与完善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们以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评估指标体系具有良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近10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针对保护目标物种种群动态与生境的科研监测、宣传教育、野外巡护、社区共管方面的保护成效较好,但快速发展的生态旅游对候鸟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建议加强生态旅游管理;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针对候鸟的宣传教育、野外巡护方面的保护成效较好,但土地管理权属的混乱使候鸟的生境遭到一定的破坏,建议进一步争取土地所有权和落实管理权,并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来提高当地居民收入,达到减少人为影响与恢复候鸟生境的目的。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 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 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 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km², 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²)的72.99%;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 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 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 提出了如下建议: 加强自然保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 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 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 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西南自然保护区景观保护成效评价

定期开展保护成效评估,是制定保护决策与提升保护地管理效果的重要基础。景观动态能够直观地指示保护地成效,但针对区域尺度保护地网络,采用多指标评价体系的景观保护成效研究还相对缺乏。以我国西南地区102个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从景观生态状况、自然生境格局与连通性以及人类干扰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权TOPSIS模型的综合分析方法,评估自然保护区在1990—2015年间的景观保护成效,并探讨自然保护区属性与保护成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从1990—2000年至2010—2015年评估时段,保护成效上升的自然保护区数量约占77.5%,但低于保护成效综合评价指数平均值的自然保护区数量持续增加,表明自然保护区的整体景观成效趋于两极化发展。(2)自然保护区景观保护成效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保护成效明显提升的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川藏滇桂四省区,成效下降的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黔、桂及两者交界区域。(3)不同类型与等级的自然保护区之间保护成效存在差异。类型上,整体成效表现为森林生态类较好、内陆湿地类次之、野生动植物类较差,而保护成效改善程度为野生动物类>内陆湿地类>森林...     

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有效性评估: 以广西12个典型自然保护区为例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措施, 而且自然保护区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压力在气候变化的胁迫下不断加剧, 因此, 有效的自然保护区管理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适应性管理技术以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迫切需求。但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针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近半个世纪来广西气温持续升高且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 对广西各类生物生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框架和管理有效性评估框架, 在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mangement effectiveness tracking tool, METT)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tool of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on climate change, MEATMACC), 并使用该工具和METT对广西12个典型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METT得分、MEATMACC得分分别比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28.98%和43.91%; 国家级与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METT得分无显著差异, 但MEATMACC得分差异极显著; 两个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得分率呈线性相关但差异不显著; 两个评估工具中背景、规划与影响3个要素得分率存在极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自然保护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技术支持仍需加强。     

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评价与保护管理对策

对濒危野生动物而言,开展生境质量评价是完善就地保护措施、提高自然保护成效的基础。蜂桶寨自然保护区位于邛崃山系中段,是大熊猫模式标本的采集地。而此前有关该保护区大熊猫生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境的选择上,生境适宜性评价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本文以海拔、坡度、植被类型、食物来源等4个生态因子为指标,通过构建景观连接度模型对保护区内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保护区内大熊猫不适宜生境面积、较适宜生境面积及最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23.26、133.67和33.46 k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57%、34%和9%。从空间分布来看,最适宜生境和较适宜生境在保护区内的分布较为破碎分散,大熊猫活动痕迹点更多地集中在生境适宜程度较高的区域。为加强该区大熊猫种群的科学保护,应控制敏感区域的人为活动,确保保护区内大熊猫个体在不同生境斑块之间迁移扩散。日常保护管理工作中应重点关注与黄水河自然保护区相连区域,并可适度扩大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范围。     

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差异及其对保护成效的影响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保护区能有效地保护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评估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对保护成效的影响有利于自然保护区的科学保护与管理。本研究分析了青藏高原5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类型、资金、人员配置等管理能力方面的差异, 并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研究不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 揭示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与保护成效的关系, 为提升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成效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1)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行政级别差异较大, 包括厅局级(1处)、县处级(36处)、乡科级(16处)和股级(1处) 4个级别, 其中独立管理机构42处, 与其他机构合署办公的非独立管理机构12处, 行政级别和独立性影响保护成效, 行政级别较高、独立的管理机构的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较好。(2)青藏高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单位管理资金、人均管理面积与巡护面积等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异较大, 且专业人才普遍缺乏。建议重点关注青藏高原地区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的特殊性, 规范管理机构建设, 加强资金保障, 推动更多高水平专业人才从事保护工作, 进一步加大生态管护岗位设置与培训, 切实提高青藏高原地区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和保护成效。     

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 进展与展望

自然保护地(protected areas)保护成效是指自然保护地对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效果, 及其在维持生物多样性和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综合成效。近年来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逐渐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分别从不同空间尺度、评估对象、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指标等方面综述了相关的研究进展。总体来看, 近年来的研究已基本覆盖了全球、区域、国家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不同尺度, 针对森林、湿地、草地和荒漠等代表性生态系统以及野生动植物等主要保护对象进行了评估, 发展了“matching”技术等更为有效的分析方法, 探索了系统的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并应用一些指标进行了保护成效的案例研究。自然保护区(nature reserve)是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主体, 近年来我国自然保护区相关管理部门也相继开展了保护成效评估工作, 建议未来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尺度和各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 将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评估与管理评估相结合, 研究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面临的新问题和潜在影响, 为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很多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旅游,但这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研究却十分薄弱,因此十分有必要在介绍欧美、澳洲学者的研究进展基础上,针对我国的研究现状,提出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监测和管理策略.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活动主要有野生动物观赏、徒步行走、摄影、野外宿营、山地车或雪地车、电动或机动艇游湖、溪涧漂流、环境教育、社区访问等,旅游活动类型、范围、强度、时空分布等是影响对野生动物干扰大小的主要因素.生态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包括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和生理指标改变、繁殖力降低、种群分布和物种组成的改变等)和间接影响(生境破坏、外来种散布和环境污染等).国外生态旅游对鸟类的影响研究较多,主要集中鸟类的惊飞反应、取食、能量消耗、繁殖等方面;对兽类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为、生理指标改变、种群数量等方面.我国未来的研究应注重收集基础性研究数据和深入探讨一些理论与应用问题,要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的行为、生理、种群动态、物种多样性、生境质量、游客的时空分布、态度和行为等进行长期监测,而后将其结果应用到野生动物、生境以及游客的管理决策中去.另外,研究中应重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     

动物种群遗传异质性研究进展

生境破碎和种群隔离在野生动物管理中倍受关注,种群遗传异质性结合种群统计学和生境资料,可解释和推测种群经历的种群统计学随机事件,分析异质生境对种群遗传组成的影响,估计地理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和遗传分化,对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NDVI的云南省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分析

保护成效评估是自然保护区管理和优化的重要基础。选取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以SPOT_Vegetation提供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简写NDVI）,基于NDVI变化趋势（采用一元线性趋势法）和NDVI变化稳定性（采用变异系数法）,比较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内外的植被生长状况,评估了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结果表明：（1）1998-2015年,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外部NDVI总体呈显著增长,内、外部NDVI呈显著增长的自然保护区分别占总数的64.81%、79.63%,体现自然保护区总体具有较好的保护成效,其集中分布于滇中、滇东北及滇东南。（2）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外部NDVI变异系数无显著性差异,51.85%的自然保护区内部植被长势比其外部稳定,具有较好的保护成效,其主要分布在滇西、滇西南、滇东南和滇东北,但未能反映出自然保护区带来的保护成效的内外部明显的分异。（3）云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总体上要好于省级自然保护区。（4）就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而言,森林生态类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较好,野生植物类和野生动物类保护成效一般,湿地生态类较差。该研究能为区域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价方法的探索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可以为云南省自然保护区优化和完善提供支撑。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与种群数量评估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是亚洲内陆荒漠、半荒漠和荒漠草原区域的代表性物种。开展其种群数量调查和适宜生境研究可以为该物种的保护管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本研究于2018和2019年夏季,采用样线法对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的地理分布现状和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采用Distance 7.0软件估算了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和数量,并通过MaxEnt模型分析筛选环境变量,确定保护区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及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 调查中发现蒙古野驴718群、共4782头,有效分布位点363个。夏季蒙古野驴适宜生境主要位于保护区的中东部,面积为6737.5 km²,占整个保护区的45.4%,估算保护区夏季蒙古野驴的种群密度为(0.5±0.1)头·km^-2,保护区内蒙古野驴种群数量为(3246±575)头。MaxEnt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较高,AUC的平均值为0.890。影响蒙古野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 距水源点距离、植被类型、距人类活动区距离、距G216国道的距离、海拔和最干季的降水量。最后,从水源点保护、核心区调整、野生动物通道监测和交通建设4个方面,对蒙古野驴种群的保护管理提出了建议。     

我国东北三省自然保护区物种保护价值评估

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价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并依据保护价值对其进行分类管理是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课题之一。以我国东北地区4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物种多样性保护价值和遗传种质资源保护价值进行了评估。通过选取物种的濒危性、特有性和保护等级等指标来计算野生动植物的多样性保护价值;选取分类独特性、近缘程度和濒危性等指标来计算遗传种质资源保护价值,进而计算出各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物种保护价值。研究结果显示:该评价方法能够很好的反映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层次和类群的保护价值,能够较准确地识别其物种保护优先性。不同自然保护区其保护价值存在一定差异;同一自然保护区中野生动物与植物之间的物种多样性保护价值没有显著差异,但其野生动物与植物之间的遗传种质资源保护价值存在一定差异性;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其植物遗传种质资源保护价值大于动物遗传种质资源保护价值;虽同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综合物种多样性保护价值差异很大。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吉林松花江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综合保护价值显著高于同类型的其他自然保护区,而辽宁章古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黑龙江双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黑龙江三环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物种保护价值较低,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之间其综合保护价值则没有明显差异。该评价方法能较好地进行自然保护区物种保护价值评价,并用于进行自然保护区之间的比较,并不会因自然保护区所处生境、所分布物种不同而产生评价结果上的偏差;该方法在对自然保护区遗传种质资源部分的计算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总体上来说该评价方法不会因自然保护区类型的不同产生差异;今后在对东北地区自然保护区管理分类研究中可将此评价结果作为参考,并作为评价该地区自然保护区能否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辅助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为主观性,具有较大可行性。     

岩羊(Pseudois nayaur)研究概述

野生动物管理需要生境质量、行为学、种群动态以及种间关系等数据支持。岩羊(Pseudois nayaur)作为我国Ⅱ级保护动物,是雪豹(Panthera uncia)、狼(Canis lupus)、棕熊(Ursus arctos)等珍稀食肉目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20世纪,岩羊作为重要的狩猎物种被大量捕杀贩卖,影响了该物种的种群规模和分布,也影响了雪豹等动物的食物资源。当前,由于缺乏野生动物管理所需数据,岩羊保护与人类利益发生冲突十分常见。岩羊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种群分布及行为学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的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等省份;在境外地区,印度、尼泊尔等国也有岩羊的反捕食栖息方面研究的报道,而高原中部地区岩羊种群的研究却非常少。当前研究存在主要问题:分类学上对亚种间分化争议较大,栖息地质量评估无法满足岩羊有效管理,网围栏架设等人类活动干扰其生存并间接影响濒危物种雪豹的保护等。此外,有关岩羊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肠道微生物及动物营养学等报道,尚缺乏对岩羊与家畜交叉感染相关案例的深度分析。已有的研究有助于认识物种分化和对环境的适应机制,但对岩羊宏观生态学研究不够系统,仍存在大部分地区种群动态数据不足、亚种分类和地理划分不清等问题。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分子识别、计算机识别、无人机技术和红外相机技术等对岩羊进行宏观生态学研究成为热点,建议加大对矮岩羊种群和贺兰山岩羊种群的保护;对保护区内应用新技术构建全面的野生动物及环境监测系统,从而对野生动物的种群分布动态和生存状态能够进行有效监测;增加对区外野生动物的调查频率,及时建立保护区、扩大保护区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测站。     

贺兰山白尾海雕的越冬种群数量和分布研究简报

2009年10月²012年12月,采用样线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白尾海雕Haliaeetus albicilla的越冬种群数量及时间、分布范围及生境类型进行了调查。根据最小种群数量评估法分析结果表明,在贺兰山地区的白尾海雕种群数量为92012年12月,采用样线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的白尾海雕Haliaeetus albicilla的越冬种群数量及时间、分布范围及生境类型进行了调查。根据最小种群数量评估法分析结果表明,在贺兰山地区的白尾海雕种群数量为9¹4只,越冬时间为11月至次年2月,主要活动于悬崖峭壁或沟谷开阔地。     

大相岭山系大熊猫生境评价与保护对策研究

从长远来看,从山系或更大尺度上来开展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生境的研究与保护更有意义。本研究通过野外调查,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RS)技术支持下,利用大熊猫生境结构理论模型,选取海拔、坡度、植被类型、竹子分布、道路和居民点的分布等评价因子,系统地研究了大相岭山系大熊猫生境的分布、生境质量与空间格局,以及生境保护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山系生境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对策。遥感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与大熊猫生境密切相关的阔叶林与针叶林的面积为344,970hm2,占该地区总面积的58.4%,灌丛占18.4%,其他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类型占23.2%。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大相岭山系的大熊猫潜在生境为118,749hm2,由于森林及矿产资源的开发、交通以及农业活动等的影响导致生境面积减少为93,115hm2,且尚存的生境被隔离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生境单元,使荥河与瓦屋山这两个种群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而现有的保护区仅保护了生境总面积的28.0%。为了有效地保护该山系的大熊猫,应该注意从三个方面加强对大熊猫生境的规划与保护:(1)扩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范围,使大熊猫生境的集中分布区都得到保护;(2)以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为契机,加强被隔离生境的联系,促进大熊猫种群之间的交流;(3)控制海拔1,800–2,700m之间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生境的影响。     

保护地旅游公路的野生动物通道设计原则与技术参数

保护地以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生态旅游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近年来, 保护地的生态旅游与旅游道路建设得到了飞速发展。旅游公路的修建,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了野生动物致死、基因隔离、栖息地丧失、生境破碎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因此设立合适的野生动物通道作为一种有效方式, 成为缓解公路对野生动物负面影响的主要途径。本文基于动物通道相关研究, 提出通道设计应遵从针对性、科学性、持续有效性、可行性四条原则, 道路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相关理论、保护地管理法规与管理规划、关键物种或类群生态学特性与栖息地现状以及沿线地形地貌特征都应作为通道设置的参考依据; 并从通道建设的数量、位置、类型、尺寸、表面设计、配套设施以及后期监测等方面提出了通道建设的技术参数。为长期有效地发挥野生动物通道的生态功能, 建议制定通道建设技术规范, 细化通道技术参数, 积极开展科研监测, 以缓解道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基于物种分布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评价——以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自然保护区类型,该类型自然保护区通常具有复杂多样的保护对象,因此对其进行功能区划需全面考虑各种保护对象的需求。评价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有利于提高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有效性。以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河南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为研究对象,于2016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该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样线和红外相机调查,获取白冠长尾雉及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点数据,结合收集的环境数据,采用MaxEnt模型对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 reevesii）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分布进行预测,进而分析物种与该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的空间关系,及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分布与人为干扰强度的空间关系,评估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对白冠长尾雉和与白冠长尾雉存在种间相互作用物种的保护有效性。结果表明,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为33.84 km²,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96%、3.84%和9.19%,自然保护区内高保护价值区域面积比例偏低。保护区现有功能区划并不能充分满足保护白冠长尾雉栖息地的需要,且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面临不同程度的人为干扰的影响,这对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对象的生存产生潜在威胁。因此,结合保护区内保护价值与人为干扰分布现状,针对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的受胁情况提出两种不同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方案,在不降低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的前提下,提高核心保护区白冠长尾雉及相关物种适宜栖息地面积的比例,同时降低保护区内人为干扰强度。本研究可为该保护区保护白冠长尾雉提供决策依据,并为其他以野生动物为保护目标的保护区功能区划优化提供指导方法。     

重大工程影响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鹅喉羚的生境格局变化

生境评价对物种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是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的代表性物种, 开展其生境适宜性评价可以为该物种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作者基于2005-2019年采用样线法在保护区开展野外调查所获鹅喉羚的分布点数据, 利用最大熵(MaxEnt)模型筛选环境变量, 评估鹅喉羚在矿业开发前(2005年)、矿业开发顶峰时(2011年)和矿区生态修复后(2019年) 3个时期的生境质量; 采用质心转移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近15年鹅喉羚的生境空间格局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结果准确性较高, 3个时期鹅喉羚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波动较大, Jackknife检验结果表明在任一时期水源点对鹅喉羚生境选择的影响均最大。矿业开发前鹅喉羚适宜生境分布于保护区中部, 主要特征为面积大、生境斑块集中、破碎化程度低; 矿业开发顶峰时鹅喉羚的适宜生境面积较矿业开发前减少2.39%, 尤其是保护区南部大面积适宜生境丧失, 质心转移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结果显示适宜生境向保护区北部转移, 生境斑块离散破碎程度高; 实施矿区生态修复后鹅喉羚的适宜生境面积较矿业开发顶峰时增加了3.50%, 因矿业开发丧失的生境重新成为鹅喉羚的适宜生境。与2005年以前相比, 2019年鹅喉羚生境斑块仍离散化严重, 部分适宜生境因新修建的高速公路和铁路而重新丧失。基于以上研究结果, 我们从保护水源、控制交通建设、修复矿区和加强野生动物通道监测等4个方面对鹅喉羚种群保护管理提出了建议。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生境适宜性评价

为加强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 hemionus)的生境保护及管理工作,作者以2005年以来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的野外调查数据为基础,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支持下,以距水源点距离、坡度、植被类型和人类活动为评价因子,采用生境评价模型,对蒙古野驴的生境进行了适宜性评价。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下,春、夏、秋、冬四季潜在总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9,784km2、8,090km2、9,379km2和10,856k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54.4%、44.9%、52.1%和60.3%。由于受到国道、矿产开采、冬季放牧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研究区内适宜生境大量丧失,冬季丧失面积最多,为6,629km2,占冬季潜在总适宜面积的61.1%。基于评价结果作者提出了相应的蒙古野驴种群保护措施:(1)加强水源地的保护;(2)限制冬季进入保护区内家畜的数量,并为蒙古野驴划定预留适宜生境;(3)严格制定进入保护区的制度;(4)拆除迁移路线上的边境围栏或建设野生动物通道,以保障蒙古野驴正常的迁徙活动,恢复其种群基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