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鹮繁殖期的活动区和栖息地利用

20 0 0～ 2 0 0 2年 ,我们应用标记识别法和地理信息系统对朱繁殖期的活动性、活动区和栖息地利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朱在越冬期、繁殖期和繁殖后期的觅食距离存在差异 ,分别为 2 82 1± 1 4 88km、0 5 6 3± 0 6 81km和 1 70 6± 0 834km ,但同一时期中不同个体间的觅食距离无显著差异。不同年份中 ,朱在越冬期和繁殖期的觅食距离无显著差异 ;在繁殖后期 ,由于受到干旱等气候因素的影响 ,两年的觅食距离差异显著。一天中觅食距离最远的是 10 :0 0～ 12 :0 0 ,最近的是 0 6 :0 0～ 0 8:0 0。不同时间段中觅食行为的比例差异显著 ,0 6 :0 0～ 10 :0 0和 16 :0 0～ 18:0 0为取食高峰期 ,中午和夜宿前的休息和理羽行为则高于其他时间段。MCP法和 90 %Kernel法的计算结果表明 ,其中 8只观测次数较多的朱在繁殖期的平均活动区面积分别为10 0 8± 4 9 8hm2 和 175 6± 91 3hm2 ,5 0 %Kernel法计算的活动区的核心面积为 4 3 8± 2 1 5hm2 。朱个体间的繁殖活动区重叠强度较大 ,达到各自活动区的 2 4 5 %± 2 7 3%。朱营巢比较密集 ,配对亲鸟间的活动区重叠强度和其他个体的重叠强度无显著差别。栖息地利用研究表明 ,朱对针阔混交林的利用率显著低于研究区内的可利用率 ,对水田的利用     

玛卡种植对云南会泽越冬斑头雁栖息地利用和选择的影响

玛卡(Lepidium meyenii)作为一种滋补药材在2012年引入我国西南地区,随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2018年前后因市场价格回落,其种植规模迅速萎缩。云南会泽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念湖片区是斑头雁(Anser indicus)的重要越冬地,也是玛卡的主要产区之一,玛卡种植面积的剧烈变化也为研究农田候鸟对农耕环境的适应性提供了契机。于2015-2020年在使用卫星跟踪技术在会泽保护区对8只越冬斑头雁进行了长时跟踪,在个体水平上比较了玛卡种植期(2015-2018年)和传统作物种植期(2019-2021年)越冬斑头雁栖息地利用和选择的差异,结果表明:(1)在两个时期,斑头雁的栖息地利用模式发生了剧烈改变。在玛卡种植期斑头雁主要利用沼泽(71.29±3.54)%,其次为耕地(18.12±2.90)%和深水水域(10.59±5.97)%,而在传统作物种植期,主要的利用类型则转变为耕地(74.44±4.84)%,其次为沼泽(12.53±6.97)%和深水水域(12.25±2.44)%。(2)对于同一只斑头雁个体,在不同越冬年份,其栖息地利用模式较稳定。A5号斑头雁在2019年和2020年越冬季均表现为对耕地利用率较高,分别为76.95%和80.41%;A6号斑头雁在2019、2020和2021年越冬时,均偏好利用耕地,利用率分别为76.52%、80.61%和75.74%。(3)在栖息地选择方面,斑头雁对9个环境因子均具有选择性。根据随机森林模型评估结果,最重要的因子均为距夜栖地距离,表明斑头雁对夜栖水环境的依赖性。在其它因子上,两个时期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玛卡种植期,斑头雁栖息地选择模式中各类因子的优先顺序为夜栖地>主要觅食地>回避类栖息地>人为干扰因子;在传统作物种植期则为夜栖地>回避类栖息地>人为干扰因子>主要觅食地。综合来看,玛卡种植会对斑头雁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会直接减少斑头雁的优质栖息地面积,而且会直接改变斑头雁栖息地利用和选择模式。建议在保护区内或周边区域实施大规模农业耕种模式调整时,应充分考虑农田鸟类的栖息地需求,进行科学管理。     

青海湖鸟岛斑头雁种群对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免疫状况

斑头雁（Anser indicus）是2005年青海湖H5N1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主要被感染物种。为了解斑头雁目前对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AIV)免疫状况,2008年春季,在青海湖鸟岛采集该种群弃卵（68枚）和巢卵（125枚）,以血凝抑制试验（HI）检测抗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卵黄母源抗体（IgY）。根据测试结果推断,在高致病性禽流感暴发3年后,青海湖鸟岛繁殖的斑头雁种群有26.5%～35.2%的繁殖对可能已经获得了对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免疫能力。另外,以斑头雁巢密度和抗体效价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斑头雁母源抗体水平与斑头雁巢密度正相关(r=0.736, P=0.000),表明高密度繁殖群内的母源抗体传递更具有适应性意义。     

白冠长尾雉雄鸟的冬季活动区与栖息地利用研究

2001年和2002年冬季,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在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对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reevesii)雄鸟的冬季活动区和栖息地利用进行了研究。对遥测位点超过30个的5只雄性个体的研究表明,白冠长尾雉雄鸟的冬季活动区面积为10.03±1.17hm2(最小凸多边形法,MCP)、8.60±0.35hm2(90%调和平均转换法,90%HMT)和9.50±1.90hm2(95%固定核法,95%FK),明显小于其繁殖期的活动区面积。核心区面积为1.88±0.37hm2。核心区的栖息地组成在个体间变化较大,但主要是针阔混交林、松林、杉木林和灌丛。在研究区尺度上,白冠长尾雉雄鸟对栖息地有明显的选择性,但在活动区内则是随机利用栖息地。乔木胸径、灌木高度、2.0m层盖度及灌丛与森林的距离对雄性白冠长尾雉冬季的栖息地选择有重要影响。根据本项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在白冠长尾雉的栖息地管理中首先应加强对现存栖息地的保护,同时应通过适当的造林来扩大栖息地面积,此外还要注意对大面积的现有灌丛进行改造。     

印度Ladakh地区斑头雁的数量、种群结构和栖息地利用

于 1998、 2 0 0 0和 2 0 0 2年在印度的Ladakh地区进行了野外考察以研究斑头雁的繁殖行为和种群大小。Ladakh地区的斑头雁集小群在淡水湖泊中的小岛上进行繁殖 ,不在树上和悬崖上繁殖。 5月份开始产卵。群内孵化的同步性较低。盐水湖岸上没有观察到进行繁殖或带有幼雏的斑头雁。作者所调查的Ladakh地区有 35 0 - 10 0 0只斑头雁 ,该物种的数量满足了Ramsar公约的有关规定 ,建议将该地区列为国际重要地区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对栖息地的利用(英文)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中国西南山地特产珍稀鸟类,由于亚热带阔叶林破碎化,其种群数量显著下降。2005年11—12月在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共记录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栖息地20个。以其新鲜粪便为中心设一个10m×10m大样方和4个1m×1m的小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与栖息地利用有关的12个生境因子(海拔、坡向、坡度、乔木层盖度、灌木高、灌木密度、灌木层盖度、竹盖度、竹密度、雪盖度、林缘距离和道路距离);并在距栖息地100m处任意设对照样方1—2个,共获取30个对照样方,测量相同的生境因子。结果表明,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以靠近林间小道和森林边缘的次生落叶阔叶林为栖息地,主要利用海拔高度为1000—1600m,坡度为2—15°的南坡;其偏爱的栖息地竹盖度、竹密度和雪盖度明显小于对照样方,而灌木盖度明显大于对照样方。对栖息地变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依次为地面层食物因子、地型因子、隐蔽因子、温度因子等,其中食物条件的贡献率为29.407%。四川山鹧鸪在利用栖息地时可能面对食物资源与天敌风险的权衡。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应重视阔叶林的保护和恢复。     

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对栖息地的利用

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是中国西南山地特产珍稀鸟类,由于亚热带阔叶林破碎化,其种群数量显著下降。2005年11—12月在老君山自然保护区,共记录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栖息地20个。以其新鲜粪便为中心设一个10 m×10 m大样方和4个1 m×1 m的小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与栖息地利用有关的12个生境因子(海拔、坡向、坡度、乔木层盖度、灌木高、灌木密度、灌木层盖度、竹盖度、竹密度、雪盖度、林缘距离和道路距离);并在距栖息地100 m处任意设对照样方1—2个,共获取30个对照样方,测量相同的生境因子。结果表明,四川山鹧鸪非繁殖期以靠近林间小道和森林边缘的次生落叶阔叶林为栖息地,主要利用海拔高度为1 000—1 600 m,坡度为2—15°的南坡;其偏爱的栖息地竹盖度、竹密度和雪盖度明显小于对照样方,而灌木盖度明显大于对照样方。对栖息地变量进一步分析表明,影响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依次为地面层食物因子、地型因子、隐蔽因子、温度因子等,其中食物条件的贡献率为29.407%。四川山鹧鸪在利用栖息地时可能面对食物资源与天敌风险的权衡。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四川山鹧鸪栖息地,应重视阔叶林的保护和恢复。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林区猕猴的地面活动节律和栖息地利用研究

2020年10月—2023年10月,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林区通过160台红外相机对猕猴Macaca mulatta进行监测,共在74个位点获得348张有效照片,结果显示,猕猴的地面日活动曲线呈双峰分布,09∶00为小高峰,16∶00前后为最高峰,地面月活动曲线为12月最强、5月最弱。基于零膨胀泊松分布广义线性模型对栖息地利用的分析显示：猕猴旱季偏好热带山地雨林,回避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对其他生境利用无显著差异,且偏好山谷、靠近水源区域;雨季仍偏好热带山地雨林,回避热带常绿季雨林,地形效应消失,但对水源的依赖依然显著,反映出水分对栖息地利用的全年重要性,栖息地利用具有显著旱雨季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猕猴为典型的昼行性动物,旱雨季的活动有明显差异。猕猴通过动态调整栖息地利用策略,平衡旱季水分胁迫、雨季植被竞争压力及全年食物资源分布,体现了其对热带山地雨林小气候和异质性景观的适应。     

藏东南地区羚牛和鬣羚栖息地利用的种间关系

从2001年12月到2002年7月,在西藏东南部的慈巴沟自然保护区随机选择样线起始点,采用机械布点法设置了187个10m×10m的固定样方,记录了样方所在的植被类型与海拔、坡度等9个数量化因子,并分别在冬、春、夏三季检查样方是否被羚牛(Budorcas taxicolor)和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利用。冬季,羚牛最喜爱杜鹃针叶林,而鬣羚仅喜爱箭竹针叶林。对9个数量化因子的判别分析表明,冬季,羚牛与鬣羚之间在栖息地利用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春季,羚牛最喜欢箭竹针叶林,其次是针阔混交林,而鬣羚最喜爱针阔混交林,其次是箭竹针叶林;判别分析显示种间达到了显著性差异;其中,坡度、坡向和水源距离3个因子的种间差异最显著。夏季,羚牛最喜爱高山草甸,鬣羚对针阔混交林、箭竹针叶林和杜鹃针叶林都喜爱;判别分析显示种间达到了显著差异,其中,海拔、隐蔽度、郁闭度、乔木密度和箭竹密度5个因子的种间差异最显著。本文从动物行为模式、食性和选择因子尺度等方面讨论了羚牛与鬣羚栖息地分化的机理及其共存的机制。     

广西扶绥白头叶猴对栖息地的选择与利用

为了解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的栖息地利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2016年2月至2017年1月,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对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群白头叶猴的栖息地利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白头叶猴对山体不同部位的利用存在显著性差异（χ² =39.467,df=3,P<0.001）,其中,对崖壁（56.75±9.55）%的利用比例最大,其次是对山坡（39.42±10.93）%和山顶（2.98±2.54）%的利用,而对山脚（0.84±1.47）%的利用频率最低。白头叶猴对不同微生境类型的利用存在差异（χ²=27.709,df=3,P<0.001）,其中对乔木（49.37±12.31）%的利用比例最大,其次是裸岩（24.05±13.61）%,随后依次为藤本（15.48±8.01）%和灌木（10.87±5.45）%。白头叶猴主要在山坡上觅食,利用崖壁移动、休息,进行社会活动;主要利用裸岩进行社会活动,觅食、移动、休息主要发生在乔木上。从整体来看,白头叶猴在雨季对乔木的利用频率显著大于旱季（Z=-2.680,n=12,P=0.007）;雨季在山坡觅食频率显著大于旱季（Z=-2.517,n=12,P=0.012）,而在崖壁觅食频率刚好相反（Z=-2.842,n=12,P=0.004）;白头叶猴雨季在乔木休息的频率显著大于旱季（Z=-2.355,n=12,P=0.019）。白头叶猴对栖息地的利用受到温度的影响。白头叶猴对乔木的总体利用频率随着平均温度的升高而增加（r=0.664,n=12,P=0.018）;觅食时,对崖壁、裸岩的利用频率均与平均温度成负相关关系（崖壁：r=-0.685,n=12,P=0.014;裸岩：r=-0.600,n=12,P=0.039）;休息时,对乔木的利用频率与平均温度呈正相关关系（r=0.650,n=12,P=0.022）。不同季节,白头叶猴对栖息地的利用方式不同。白头叶猴的栖息地利用模式可能是在觅食利益和捕食风险之间作出的权衡,并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     

基于数字地形模型的斑头雁潜在生境分析

建立了青藏高原地区的数字地形模型,并将其应用在斑头雁(Anser indicus)的潜在生境提取与分析中。通过数字高程模型、水系模型、湖泊及环湖活动区模型和植被模型的GIS叠置,提取了斑头雁的潜在生境,并对来自青海湖的11只斑头雁的卫星跟踪数据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表明,斑头雁的潜在生境(湖泊与环湖活动区构成)共有275处(以湖泊为单位),湖泊水体总面积约为10306.4km2,59处生境已验证有斑头雁停留的踪迹,其中部分湖泊周围的验证点可能是斑头雁飞行时的定位点而不是停留定位点,目前还无法证实。繁殖地、迁徙停留地和越冬地比较集中,迁徙路线较固定。     

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斑头雁的越冬种群数量、分布和活动区

斑头雁(Anser indicus)是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易感鸟类和潜在的传播源,在禽流感防控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关斑头雁的越冬种群现状缺乏研究。2009年1月,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共统计到越冬斑头雁44657只,主要分布于一江两河地带的林周县、日喀则市、白朗县、拉孜县、江孜县和贡嘎县境内。这一统计数据远高于1990年代的统计数量,由此可将其全球种群数量估计值由5.2-6万只修正为至少7万只。越冬斑头雁的平均集群大小为(208±262)只(n=215),主要栖息环境包括冬小麦田、冬歇期农田、河流湖泊和沼泽湿地,其中在冬歇期农田中统计到的数量占72.1%。2006-2008年,对青海湖繁殖斑头雁的卫星跟踪表明,其越冬地点主要位于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河流域和印度,越冬期为11月至翌年的3月份,在越冬地平均停留(108±30)d,越冬活动区大小为(122.22±124.94)km2(n=3)。受西藏独特的宗教传统和农耕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的影响,越冬斑头雁经常与大量家畜和水鸟混杂在农田觅食,在禽流感疫情防控时应引起重视。     

青海湖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夏秋季活动区研究

2006年4～9月,采用无线电遥测技术对青海湖重要繁殖水鸟棕头鸥(Larus brunnicephalus)在不同繁殖阶段的活动性,以及与人和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6只棕头鸥个体的遥测结果表明,繁殖初期棕头鸥的活动区较大,进入繁殖中期,活动区明显变小;随后繁殖后期的活动区面积有所增加,到了迁徙前期,活动区面积已接近繁殖初期.不同阶段活动区核心面积(50%Fixed Kernel)与活动区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繁殖初期、中期、后期和迁徙前期活动区面积分别为(15.48 km2±4.54 km2)、(1.61 km2±0.41 km2)、(3.53 km2±2.63 km2)和(11.61 km2±9.36 km2).棕头鸥在不同繁殖阶段的日活动区大小有显著差异.繁殖初期,棕头鸥经常活动于鸬鹚岛、蛋岛和布哈河口,它们都是棕头鸥较好的取食地,鸬鹚岛和蛋岛由于有许多游客投喂食物;在繁殖中期,棕头鸥进入孵化阶段,活动区较繁殖前期明显缩小.由于湟鱼返回布哈河口一带产卵繁殖,棕头鸥经常聚集在此地取食;在繁殖后期,棕头鸥需要寻找大量的食物进行育雏,因此活动范围再度扩大;进入迁徙前期,幼鸟已经长大并学会飞翔,其活动区进一步扩大,与繁殖初期较为接近.     

血雉繁殖期活动区与栖息地特征

采用无线电追踪技术并结合野外观察,对血雉繁殖期活动区与栖息地特征进行了研究。孵卵期(5月)雄鸟的活动区面积为31．90hm^2,雌鸟为8．67hm^2。育雏期一个家族的活动区面积为15．45hm^2(6月)和17．33hm^2(7月)。繁殖季节相邻两个繁殖对的活动区有重叠。血雉繁殖季节喜欢在北坡和东坡活动,这种选择与食物的分布有关。倒木在繁殖期栖息地选择中占有一定地位。用多元总体假设检验、单变量F检验及主成分分析法对实验样方与对照样方间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繁殖期喜选择山脊附近下层空间较为斤阔的灌木林或林间空地。     

Reproductive success in female Neolamprologus mondabu (Cichlidae): influence of substrate types

Individual variation in body size, home range size,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among Neolamprologus mondabu (Cichlidae) femal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reference to substrate types in the littoral zone of northern Lake Tanganyika. Larger females occupied sandy substrates and smaller ones stony substrates. Female reproductive success, estimated as the number of offspring successfully released per month, was higher on sandy substrates than on stony substrates. This may be attributable to higher spawning intensity and better protection of broods against predators in open, sandy habitats.     

特异性干扰PB-1基因对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复制的影响

针对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PB-1基因,通过RNA干扰技术,设计siRNA,研究其抑制病毒复制的效果.siRNA转染MDCK细胞并接毒后,病毒滴度测定、Real-time PCR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结果显示,所设计的siRNA(ps-PB1-777)具有明显的抑制病毒复制的效果,PB-1基因的拷贝数和病毒蛋白表达都下降.设计的siRNA可显著抑制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复制.因此,本研究中PB-1基因的有效siRNA可为预防和治疗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提供合理的技术支持和物质储备.     

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及其致病机制研究

禽流感病毒感染禽类可引发呼吸系统到全身不同程度的病变,严重的可导致败血症、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甚至死亡。上世纪末,禽流感病毒开始跨种向人类传播,其感染引起急性肺损伤、多器官衰竭等,具有较高的致病率和致死率,危害极大,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类及其致病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此做一综述,为其防治提供参考。     

Molecular ge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H5N1 influenza virus strains isolated from poultry in the Kurgan region in 2005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05, a large-scale outbreak of influenza in poultry and wild birds was caused by a highly pathogenic H5N1 influenza virus in Russia. The level of pathogenicity is a polygenic trait, and most individual genes contribute to the influenza A virus pathogenicity in birds, animals, and humans. The full-length nucleotide sequences were determined for H5N1 strains isolated in the Kurgan region (Western Siberia). The structure of viral protein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deduced amino acid sequences. The receptor-binding site of hemagglutinin (HA) in strains A/chicken/Kurgan/05/2005 and A/duck/Kurgan/08/2005 was typical for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and contained Glu and Gly at positions 226 and 228, respectively. The structure of the basic amino acid cluster located within the HA cleavage site was identical in all isolates: QGERRRKKR. According to the neuraminidase structure, all H5N1 isolates from the Kurgan region were assigned to the Z genotype. Amino acid residues typical for the avian influenza virus were revealed in 30 out of 32 positions of M1, M2, NP, PA, and PB2, determining the host range specificity. One of the strains contained Lys at position 627 of PB2. Isolates from the Kurgan region were shown to have a remantadine-sensitive genotype. Both strains contained Glu at position 92 of NS1, indicating that the virus is interferon-resistant. Phylogenetic analysis related the Kurgan isolates to subclade 2 of clade 2 of highly pathogenic H5N1 influenza viruses.